國共第一次合作由孫中山親自主導，起於1924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與汪精衛發動的“七一五政變”。在此期間，國民黨內部始終存在反共勢力。首先是以張繼、謝持、馮自由、鄧澤如等國民黨元老為首的右派，在孫中山逝世後，進一步發展為“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宣告分裂。而後“戴季陶主義”發端，以蔣介石、戴季陶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進一步加劇了國民黨的分裂，同時也加劇了國共合作的危機。隨著北伐的順利推進，儘管北洋軍閥的統治被基本推翻，但蔣介石藉機不斷擴張膨脹，以其為首的新軍閥勢力誕生，反革命政變事件接連不斷，最終第一次國民大革命失敗。
在國共合作早期，不僅是左派首領廖仲愷始終堅定推行“聯共”政策，包括蔣介石、胡漢民等在內的“少壯派”，皆充當了推手的角色，成為孫中山落實國共合作的左膀右臂。根據老蔣後來的轉變與所作所為，不少人質疑老蔣自始至終都是在演戲，目的只是為了討好孫中山，並藉助其力量得以上位，這未免失於偏頗。蔣介石不是預言家，他也無法準確判斷兩黨未來的發展情況以至整個中國革命的出路，就當時而言，國民黨自身的發展壯大才是孫中山、蔣介石等人最關心的問題。國共兩黨的性質自然差別很大，但在通過革命手段推翻北洋軍閥統治這一目標上，利益是一致的。蔣介石不會看不清這一點。
事實上，早在1920年，蔣介石就曾上書孫中山，提出“以蘇俄為師”的思路，並規勸孫中山放棄對美、日外交支持的期待，轉而考察蘇俄。他在書信中寫道，“本黨惟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則內部鞏固，實力充足，自有發展之餘地也。”這應該是早期蔣介石的肺腑之言。
1923年8月，蔣介石受孫中山派遣，擔任國民黨代表團團長，率隊赴蘇俄考察並接洽援助事宜。蔣介石對此欣然接受，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的行程，最後卻只能用八個字來形容——“乘興而往，敗興而歸”。
老蔣此番蘇俄之行，主要目的有兩個：1、爭取得到蘇俄關於國民黨提出的“西北計劃”（即在西北建立軍事訓練基地的實質性支持；2、考察總結蘇俄政治、經濟、軍事發展模式與發展現狀，以供國民黨參考。
應該說，蘇俄在禮節方面沒有虧待國民黨代表團，蘇聯外長契切林、俄共中央書記魯祖塔克、蘇聯軍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等蘇俄高層領導先後熱情接見了蔣介石，老蔣也得以近距離考察蘇俄軍隊建制、裝備、戰力等情況，同時也藉機拜讀了馬克思主義相關著作，據其日記所言，“頗覺有趣，倦不掩卷”。
然而，在實質性的問題上，蘇俄的態度卻令蔣介石非常失望。由於此時蘇俄正積極策劃外蒙古獨立事宜，對於國民黨“西北計劃”，他們先是不置可否、一拖再拖，而後則明確告知，國民黨應集中精力做好政治工作，在現有條件下，一切軍事行動都註定要失敗。這等於完全拒絕了“西北計劃”。
同時，在對列寧格勒等城市的考察中，蔣介石發現蘇俄的發展現狀也不能令其滿意，與想象中的情形落差較大。
滿心希望落空，老蔣心情極端憤懣，回國後，他對此次蘇俄之行做出總結，包含了三個層面的意思：
1、懷疑今後能否藉助蘇俄的力量取得革命成功，在他看來，蘇俄已經不值得信任；
2、懷疑蘇俄自身的前途命運，他提出蘇俄中級人才太少，政府往往被下級所矇蔽，輕信、遲緩、自滿，排除異己。此時，蘇俄內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非常激烈，蔣介石看在眼裡非常不滿；
3、蔣介石認為，“俄黨對中國唯一方針，乃是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合作始終”、“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乃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第三點，是最要害的一點。可以說，此次蘇俄考察，對蔣介石的觀念想法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埋下了一顆“排共”、“反共”的種子。此前，蔣介石對於效仿蘇俄革命有所期待，但在此之後，則逐漸轉變為順應、利用的心理。國共合作早期，蔣介石尚能隱忍，服從孫中山提出的大局，而後隨著自身地位、權柄、勢力的不斷擴張，不信任的種子已然長成參天大樹，最終蔣介石露出獠牙，向革命與共產黨舉起了屠刀。
如果說赴蘇俄考察，給蔣介石帶來的是失望的話，那麼對於另一位國民黨實力派人物胡漢民來說，他在1925年9月的那場蘇俄之行，留下的卻是絕望。
孫中山逝世，廖仲愷被殺，國民黨三大繼承人選之中，其實胡漢民比汪精衛、蔣介石更有資格上位。胡漢民是追孫中山最久的人，長期擔任孫中山的秘書長，也曾出任代理大元帥、廣東省都督等職務，在國民黨內資歷深厚，絕非汪精衛、蔣介石等後起之秀可比。
然而，文人出身的胡漢民，屬於“一根筋”的性格，耿介、清高、變通不足，又看不起粗鄙的地方軍人，受到了軍方大佬許崇智等人的抵制，故而在黨內威望雖高，卻難以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相比之下，長袖善舞的汪精衛更受歡迎，這也是孫中山逝世後，一開始主持全黨工作、大權在握的胡漢民，反而會在國民政府主席選舉中完敗給汪精衛的根本原因。
1925年，正值蔣介石與汪精衛爭權奪利最緊張的時刻，因受廖仲愷被刺風波影響的胡漢民，已被排擠出領導核心，名義上受命赴蘇俄考察，實則乃是變相的放逐。可誰也沒想到，這一次旅行的結果，卻是促使胡漢民由“聯共”徹底走向了“反共”。
與上一回老蔣相同，胡漢民前往蘇俄也是帶著任務去的，國民黨希望加入第三國際，從而甩開共產黨，直接與蘇俄進行合作。甫到莫斯科，胡漢民就受到了元首般的接待，接下來蘇俄領導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也先後予以接見，從規格上講，要比老蔣那次更高。
然而，對於加入第三國際的請求，斯大林強勢予以了反對。最終第三國際特殊接納國民黨為“同情黨”。這一帶有侮辱意味的結果，令胡漢民產生了強烈的反感之情。
如果說，蔣介石因為性格過於敏感，導致上一次對蘇俄疑心極重，那麼這一回，耿介的胡漢民受到的刺激更大，他堅持己見時連孫中山的賬都不買，卻要臣服於斯大林等人的“淫威”之下，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從他事後的總結來看，他認為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都把中國革命問題當成他們自己的功績，並且將權力之爭帶入其中，根本上也是將中國視作蘇俄的附庸品。
加上後來“中山艦事件”爆發，蘇俄與國民黨關係趨於緊張，而國民黨蔣汪之爭，實際上波及了遠在蘇俄的胡漢民，導致其滯留蘇俄長達數月而無法順利回國，相當於變相的軟禁。胡漢民沒有看到事情背後的本質，反而認為是蘇俄刻意刁難，並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回國後的胡漢民，對蘇俄徹底絕望，並迅速轉向“反蘇、反共”。同樣是赴蘇俄考察，作為政客的蔣介石採取了暫時的隱忍，而文人本色的胡漢民則破罐破摔，表面上看，二者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乃是殊途同歸。
有一點值得注意，在蘇俄革命成功後，很多人就想當然認為蘇俄是好的，與歐美日不同，絕對會成為中國的助力。事實上，這只是美好的願望，蘇俄從來都不是中國革命的救世主，他們所做的一切，也是基於利益而出發。從這個層面上講，蘇俄的存在與做法反而加劇了國共兩黨的矛盾與分裂，國民黨以為蘇俄意圖扶持共產黨，然而，當反革命政變高潮之時，共產黨並未得到蘇俄的幫助，而在日後的長期對立中，蘇俄從來都沒有充當過中共的保護神。
後來的歷史進程向我們表明一個事實，只有中國才能拯救自己，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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