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一生最大敗筆，無疑是晚年復辟帝制。
袁世凱像
有人從這一結果出發，逆推他的皇帝夢早有萌芽，其帝王思想與野心早有端倪。這個“早”，甚至追溯到少年時期。
試看常見的一組證據：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註》雲，袁世凱少時曾親書春聯，曰“大野龍方蜇，中原鹿正肥”，自比潛龍而志在逐鹿，慨然有問鼎天下之志。
唐紹儀說，青年袁世凱投奔李鴻章，曾受教於李氏心腹幕僚于式枚，于式枚見其“好邪辟，多醜行”，“然知其梟雄有為，能成大事”，遂作《袁皇帝起居注》，並在公開場合屢屢大呼“袁皇帝來了”（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
袁克文說，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期間，常去天津城裡與杭辛齋等人聚會，杭辛齋精通周易，善於鑑人，有一天對袁世凱說：“君他年富貴不可量，龍視虎行，帝王相也。”袁世凱笑答：“吾苟帝天下，必殺汝於戲。”（袁克文《三十年聞見行錄》）
……
後兩個故事多少有些玩笑性質，第一個故事常被拿來印證袁世凱皇帝夢的淵源，不過這雖然出自張伯駒之手（張伯駒之父張鎮芳，系袁世凱大哥袁世昌之內弟，後追隨袁世凱多年；張伯駒與袁克定、克文等素以表兄弟相稱，對袁家非常熟悉），終究只是孤證，作為談資尚可，作為實據還欠一些分量。
袁世凱何時做起了皇帝夢，殊難考證。畢竟他不曾像劉邦那樣見到秦始皇而喟然太息：“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或者像安重榮那樣明確宣言：“天子寧有種焉？兵強馬壯者為之耳。”（歐陽修《新五代史·安重榮傳》）就我所見的史料而論，與袁世凱交往最久、交情最深的徐世昌之說最具參考價值。
徐世昌像
徐世昌認為，袁世凱在晚清，所爭取的政治地位“充其量不過欲為一權臣而已”，並無九五之尊的非分之想，因為君主專制之下，“稍萌異志，輒有殺身之禍。以項城之精明穩練，寧肯出此！”哪怕到了風起雲湧的辛亥年（1911年），其政治野心依然止於內閣總理，而非皇帝。武昌起義爆發之後，袁世凱受命出山，企圖在大清與革命黨之間火中取栗，派唐紹儀等與南方談判，所開出的底線即君主立憲。這是非常實際或者說性價值最高的政治設計。一方面，如徐世昌所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為後世所詬病”（張國淦《北洋述聞》），所以要維護清室，作為招牌；另一方面，他欲執掌朝政，獨攬權柄，所以主張英國式的虛君立憲，君主只是虛君，大權操於內閣。要言之，此時此刻，袁世凱的政治目標乃是虛君立憲制下的內閣總理。
時勢弄人，君憲不敵共和，袁世凱的總理夢與大清王朝一同終結，好在其人與時俱進，搖身一變而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此後三年，他一直忙於集權，在中央擠兌內閣，分解國會，在地方清洗革命黨一派勢力。1914年底，《大總統選舉法》修正案通過，規定大總統任期十年，可無限連任，並且可指定三名總統候選人。至此袁世凱權力之大，不是皇帝，勝似皇帝，這也導致一些國人深深困惑於他的復辟帝制：本已大權在握，何必多此一舉？
弔詭的是，袁世凱的皇帝夢，恰恰源自1914年。這一年，袁世凱長子袁克定到德國治療騎馬摔傷的大腿，曾拜謁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為了拉攏中國，遂以帝制為誘餌，勸服袁氏父子變民國為帝國，改總統為皇帝，口說無憑，他還專門寫了一封信給袁世凱。袁世凱對德國一向敬畏和親近，見信而心動不已。這便是張一麐所言的“帝制創議，始於德……”的來龍去脈。
我好奇的不是袁世凱做起了皇帝夢的原由，而是時間。
以前我們介紹過一種觀念：有些人並不反對袁世凱稱帝，而反對他在這個時間點稱帝。譬如袁世凱的幕僚王錫彤，在籌安會興起、帝制論甚囂塵上之後表示：
明朝得天下，功在驅胡，“漢人蜷伏於異族者將百年，明太祖為伸其氣，故人心傾向，遂有天下者幾三百年”；清朝得天下，“則在永不加賦一詔，為足系漢人之心，而慰其明末重賦苛徵之苦，故其有天下也，亦二百六十餘年”；相形之下，“今民國紀元而後，驗契有費，公債派錢，且一切新稅正在議行者，尤不知凡幾，民間紛然以為加賦。且與日本交涉失敗，薄海志士罔不短氣。當此時而鋪張功德，謀稱尊號，得毋非其時乎？”（王錫彤《抑齋自述》）
大意是，現在稱帝，時機不對。這背後還隱藏一重意思：假如適逢其時，稱帝未嘗不可。
當時呼應王錫彤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位，你可能難以想象，竟是梁啟超。梁啟超的名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被譽為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的兩大檄文之一，然而一旦細讀，你會發現，其立場不無曖昧，遠不如另一篇檄文——汪鳳瀛《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其中明言復辟帝制“七不可”，態度堅決。
梁啟超像
文章開頭，梁啟超擺出老腔調：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只要政體能立憲，無論國體為君主或共和，無一不可；倘若政體不能立憲，無論國體為君主或共和，無一而可——這一觀點其實有些爭議，過度貶低了國體的價值以及對政體的影響力。
基於此，梁啟超非但不大牴觸帝制，反而說“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他還為袁世凱復闢帝制規劃了兩種可能性：“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其二則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群雄割據，剪滅之餘，乃定於一夫。”後者自然不可預期，至於前者，“則今正以大有為之人，居可有為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豈不在是耶！”勉勵袁世凱奮發圖強，安邦定國，假以時日，必可稱帝，甚至到時候你不稱帝，老百姓都不答應，“億兆敦迫”，逼你當皇帝呢。
這番話連拉帶哄，實質則是紙上畫餅，袁世凱這樣的老狐狸豈會輕易上鉤；而且梁啟超忽略了一點，袁世凱復闢帝制的原因之一即共和危機，假如在共和制下能夠大國崛起，何必再開倒車？
同樣認為當下不適合復辟帝制，還有一人。梁啟超勸袁世凱向前看，未來大有可為，另一人則勸袁世凱向後看，因為稱帝良機，稍縱即逝，早已被他錯過了。此人即袁世凱素來敬重的嚴修。嚴修勸阻袁世凱稱帝，除了“痛述帝王子孫朝亡祀絕殺戮之慘，願世世勿生帝王家”，還提出時機論：“……民國改造，已經四稔，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大總統早願為皇帝，不能於破漢口，下武昌，傳檄各省，受禪清室，失機一。又不能於癸丑之役，逐孫黃，定長江，四方推戴，自踐帝王，失機二。”第一個時機指辛亥革命，第二個時機即正史所言的二次革命。
竊以為後者未必是什麼良機，至於前者，當時楊度、王錫彤、張一麐等人都曾遊說袁世凱獨樹一幟，橫掃南北，可惜他過於持重，顧慮太多，不肯從命，覆盤歷史，那的確是他稱帝的最佳時機。這兩次失機之後，帝制大勢已去，共和大勢已成——如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所云：“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時，當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復可以商榷之時也（湖口亂事繼起，正式大總統未就任，列國未承認共和時，或尚有商榷之餘地，然亦僅矣）。”所謂湖口亂事，即二次革命，自此以後，共和告成，不容動搖，請注意，梁啟超談到的這兩個時間點，正是嚴修所言的兩次失機——而後任何稱帝之舉，不論實力何其強悍，鼓吹何其兇猛，都屬逆流，必將敗亡。
袁世凱像
現在來回答我們的問題：袁世凱什麼時候可以當皇帝？嚴修之言，顯然最適合作為參考答案。可嘆的是，辛亥年底，袁世凱迎來了稱帝之機，偏偏其時尚無稱帝之心；三年後有了心思，機會已經不再。時不我與，逆流而上，結果只當了八十三天皇帝，賠上了一世英名與半世國運。那麼，如果按梁啟超的建議，臥薪嚐膽，潛伏爪牙，等待未來的機緣呢？我則想起了張一麐的感慨：“雖然，古人以成敗利鈍歸諸運命，如洪憲之事，遲至民國六年必可不作，何也？德皇被逐矣，俄皇被殺矣，皇帝夢必不作矣！”（張一麐《古紅梅閣筆記》）
說到最後，還是國運。
閱讀更多 搜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