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號迦陵，1924年生於北京。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曾任臺灣大學教授，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唐宋詞名家論稿》《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迦陵論詞叢稿》《迦陵論詩叢稿》等。
“很多人問我學詩詞有什麼用，這的確不像經商炒股，能直接看到結果。”葉嘉瑩先生清音平緩，“鍾嶸在《詩品》序言中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人心有所感才寫詩。
‘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身處貧困卑賤之中，安分守己，不為外物所動；獨處時有詩為伴，陶淵明、杜甫、蘇東坡、辛棄疾，都在你的眼前……”
頭髮花白的葉嘉瑩端莊“獨處”於她的“磁場”中，背後的三大排書架上，整齊地羅列著她的著作。她面朝壁上的《班昭圖》，據說，畫中女子是畫家範曾依她形象所繪。頭頂的吊燈柔和地俯照著“畫中之人”與“畫外之人”。“畫外人”清澈的眼神裡流露出一絲清高，方正的下頜突顯出她的剛強。
在一篇文章中，葉嘉瑩提出過“弱德之美”的概念。她說，詞本身存在於苦難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難之中，這就是所謂的“弱”。而在苦難之中，你還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這就是“弱德”。
有人問，您是否有什麼遺憾？
她說，“我的遺憾都已過去了。”停頓片刻——“我最大的遺憾，還是我小時候書讀得不夠。”
又問，您少年時讀《論語》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甚明瞭“道”是什麼，現在能總結出來麼？
她說，“人生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真心性，心靈的一片清淨潔白。”
不知不覺，回到大陸教書已經30年了。30年前的1979年，葉嘉瑩穿著特意在香港定做的藍色中式上衣，站到了祖國的講臺前。去年12月，她極難得地在南開大學小禮堂開了4次關於古典詩詞的大講。講到溫庭筠的《菩薩蠻》時她轉過身，望著臺下上千莘莘學子說：“古詩詞這麼美好的一份珍寶，我多麼希望你們能看見。”
有人說，葉嘉瑩站在那裡，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詩。
詩詞路上的兩位導師
葉嘉瑩是滿族葉赫那拉氏後裔，1924年，出生在北平察院衚衕一所老四合院裡。父母對她用的是“新知識，舊道德”的教育理念。“後來父母雖准許我到學校讀書，但在生活方面約束極嚴。因此我的見聞與感受，幾乎全與外界隔絕。加之我天性中又有一種喜歡蹈空夢想的性格，重視內心的感受，而忽視外在的現實。”
後來踏上詩詞之路，第一個要感謝的是伯父狷卿公。狷卿公國學素養深厚，膝下無女，見侄女愛好詩詞，不由格外歡欣。
“中國詩歌傳統的吟誦不是現代的朗誦。中國古詩詞是以興發感動的作用為詩歌美感之主要特質，而這種美感的由來與中國吟誦的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小時候伯父就教我把古人讀入聲、現代人讀平聲的一些字，讀成短促的近於去聲字的讀音，如此吟誦時才能傳達出聲律的美感。”
伯父鼓勵葉嘉瑩試寫絕句小詩。“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來原是幻，何以度蒼生。”這首《詠蓮》是她少女時期的作品。
“黜陟不知，理亂不聞；自賞孤芳，我行我素。”與她同在北平的輔仁大學就讀的堂兄彼時這麼評價她。“同是社會中人，豈能真對外界事充耳不聞？”她淡然一笑。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迅速北京城。老師們突然不見了，歷史、地理教科書被一頁頁撕毀、塗改。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抗戰開始後，在上海工作的父親不得不隨單位步步南遷，漸與家人失去聯繫。母親憂思成疾，身染重病，去天津租界動手術，執意不要他們姐弟陪同，最終溘然長逝於從天津回北京的火車上。“昨夜接父書，開緘長跪讀。上仍書母名，康樂遙相祝……”沒有堅持陪同母親去天津這件事，使她抱憾終身，也理解了人生無常的真義。
另一個要感謝的人是顧隨先生。顧隨是研究古典文學的一代大家，1942年秋他來到輔仁大學時，葉嘉瑩正讀大二。她家中書櫃玻璃窗夾著的泛黃老照片，正是她們幾個學生與顧先生的合影。
有人說，葉嘉瑩與顧隨先生有5點相似：同是少年喪母，體弱，具有詩人敏感的心靈；同是閱讀廣泛，研究小說、雜劇、書法、韻文、佛教禪理；同是舊體詩人，中西學問兼修；老年時同在天津教書。最後，他們都愛在“傳道授業解惑”時“跑野馬”。
葉嘉瑩至今銘記在心的是，1945年夏，她大學畢業，陸續在北平3所中學任教。一日，收到顧先生的來信：
年來足下聽不佞講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卻並不希望足下能為苦水(顧隨別號)傳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傳，則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盡得之。此語在不佞為非誇，而對足下亦非過譽。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
左側牆壁的匾額上，她的別號“迦陵”二字是顧隨先生的親筆。“一次先生提出要把我的作品交給報刊發表，問我是否有別號或筆名。我一向未發表過任何作品，當然沒有。先生要我想一個，於是我就想到了當日偶讀佛書，所見到的一種喚作‘迦陵’的鳥。”
我先生不是我的選擇
南下是因為婚姻。1948年3月，葉嘉瑩嫁給了在國民黨海軍供職的文職人員趙東蓀。11月，夫婦二人輾轉來到臺灣高雄附近的左營海軍軍區。
關於這段婚姻，她意味深長地說：“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選擇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選擇。他姐姐是我中學老師，她很喜歡我，我老師選擇了我。去臺灣也不是我的選擇，但是誰讓我結了婚呢？”
為葉嘉瑩寫傳記的學生張侯萍說，“葉先生熟諳古詩詞中的兒女情長，可她這一生從來沒有戀愛過。”
1949年8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言言降臨人間。當母親的喜悅她曾對人說過：沒有做過母親的女人，人生是不完整的。
但幸福感，並沒有維持多久。1949年前後，國共兩黨對峙白熱化，不少赴臺人士被懷疑為共產黨，臺灣當局在民間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第二年年底，“不愛詩詞，偏好政治”的趙東蓀被懷疑為“匪諜”投入了大獄。
隨即 她也失去了工作。萬般無奈下，她投奔了先生在高雄的親戚。親戚也剛剛到臺灣，生活窘迫，自顧不暇。烈日當頭，瘦小憔悴的她抱著孩子四處奔波，夜深人靜時才敢回屋，小心翼翼地在窄小的走道里鋪上一張涼蓆。
她在《轉蓬》中這樣寫道：“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已嘆身無託，翻驚禍有門。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現實漸漸磨掉創作和讀詩詞的心力，此後近10年時間她的創作量微乎其微。
幾年後丈夫釋放出來，他們有了第二個女兒言慧。見生下的又是一個女孩，丈夫並不高興，而且，因為久被囚禁他性情大變、動輒暴怒。最痛苦時，葉嘉瑩想過用煤氣結束生命。
“那時我終於被逼出一個自求脫苦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殺死，這是使我仍能承受一切折磨而可以勉強活下去的惟一方法。我現在如此說決非過言，因為我那時確實在極端痛苦中，曾經多次在清醒的意識中告訴自己：‘我現在要把自己殺死，我現在要把自己殺死。’”
乖戾的丈夫即使找到工作也幹不長，一家六口的生計落在了她纖弱的肩上。
1950年代，戴君仁、許世瑛兩位先生在臺大教書，經他們推介，葉嘉瑩先後在臺灣大學、淡江大學、臺灣輔仁大學等校兼職教授詩詞曲。
“產後身體本就瘦弱，在臺北兼教三所大學時，課程繁重，又染上了氣喘。每天下課回來，胸部都隱隱作痛，好像肺部氣血精力已全部耗盡，每一呼吸都有掏空般的隱痛。回家後，還要因沒有做好家事懷著負疚的心情面對夫權的責怨。可我真是熱愛古典文學，只要一講課就神采飛揚。”
在那段生活裡，無論是出於強烈的自尊，還是為使女兒們不受悲觀情緒的影響，她一貫以平和愉悅的面容示人。而心裡，最常憶及的是王國維詠楊花的《水龍吟》：“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墜。”“我以為自己如同所詠的楊花一樣，根本不曾開過，就已經凋零了。”
去年5月丈夫“去了”，葉嘉瑩在詩中寫下心境——“一握臨歧恩怨泯，海天明月淨塵埃。”
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
1966年是葉嘉瑩的轉折之年。當時大陸杜絕與美國院校的一切文化交流，於是美國人要研究漢學只能跑到臺灣去。“3個大學的詩詞曲，杜甫詩、蘇辛詞，電視、電臺的古文講座，都是我在教同，他們就跑來聽我的課。”
憑藉她的古文詩詞底蘊，葉嘉瑩被邀請赴美國密歇根大學講學。哈佛大學遠東系的海陶瑋教授正在研究陶淵明，也邀請她到哈佛去作了講學。1969年夏，她欲按原計劃重返哈佛，卻未成行。海教授以為從加拿大去美國容易，讓她先赴加國。
“我到了溫哥華，申請赴美簽證還是沒有成功。海陶瑋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與他合作研究，於是請人把我留在了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教書。”
那一年，她46歲。臺灣已是回不去了，一家老小遷來異域，她和他們一樣要重新適應環境。父親更見衰老，女兒正在讀書，先生一時沒有找到工作，衝著她叫嚷。而她，還要重新學習一門語言，以向西方學子講述中國詩詞之美。
拖著一天的疲憊回家，仍要面對丈夫的咄咄發威。太累了，實在是無力糾纏。默然做完家事，一個人湊在臺燈下翻字典查找生詞直至凌晨。生活上有再多不快，至少她可以在講堂上隨心所欲、信馬由韁，與學生們心靈相通、肝膽相照。
“但你想我們這麼美好的詩詞，把它變成英文，我怎麼講？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裡面蘊涵了多麼深厚的意境，你翻成英文：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 from afa，這是什麼？我的英文實在是可憐，真的沒有辦法講。”
“在晚年時，有一次她丈夫看到她講課時的錄像帶，驚奇地問，‘這是你在講課嗎？下次我也去聽好不好？’與她生活了一輩子，就像一個陌生人。”張侯萍深為老師的命運嘆息。
1970年葉嘉瑩再次去往哈佛，開始了對王國維的研究。哈佛燕京圖書館給了她一把鑰匙，閉館後她可留在裡面工作。夜晚，從長長的、黑暗的通道經過，“我竟會有一種靜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覺。”
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曾在文中感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記載著她與這顆遠逝的靈魂攀談的痕跡。為什麼選擇了王國維？這裡有難言的苦澀吧？作者的詞學觀，多少受了王國維的影響，而詩詞的寫作，亦與王國維多有暗合之處。更主要的是，王國維肅殺、凝和的氣質裡，流露著深沉的悲劇精神，那裡顯示著人性的脆弱，與世間的無奈。一切輾轉於風塵間的漂泊者，都可以從他的文字裡，感受到現代人內心最沉重的東西。葉嘉瑩於此，領會很深。”
王國維說，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有誰能比她體會更深？
1976年3月24日，結婚不足3年的女兒言言與女婿永廷發生車禍雙雙殞命。
歷盡悲苦之後的餘生，竟然還會遭遇如此致命的一擊，她絕想不到。車禍之前她去東部開會，途經多倫多還探望了女兒和女婿，其後轉往費城探望小女兒夫婦。一路上她滿心喜悅，以為自己終於可以安度晚年。誰知，抵達費城第二天就接到噩耗。因為一直是這個家所有苦難的承擔者，哪怕痛不欲生，她還是強抑悲痛立即趕到多倫多為他們料理後事……
之後，她把自己關在家中，拒絕一切友人的問候。因為任何人的關懷，都會引發悲哀。“平生幾度有顏開，風雨一世逼人來。遲暮天公仍罰我，不令歡笑但餘哀。”這是《哭女詩》中的一首。
但她並未沉溺於哀傷，母親過世，她就清楚地意識到人生短暫。女兒女婿雙雙罹難，好像打通了她人生思考的關節。“過去顧隨先生說過兩句話：‘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以無生之覺悟過有生之事業。’我當時並沒有過深的體悟，歷經世事無常，痛極以後才有了徹底的參悟。”
誰敢跟她一樣痴迷？
1978年，暮春，黃昏，葉嘉瑩經過溫哥華家門前的一片小樹林，她要到馬路邊的郵筒那兒寄信。
“落日的餘暉正在樹梢上閃動著金黃色的亮麗光影，馬路兩邊的櫻花樹落英繽紛。一寸光陰一寸金，這種景色喚起了我年華老去的警醒。”
那是一封寄給大陸教育機構的申請信。寄信之前她曾和家人回國，在火車上偶見一些青年在讀《唐詩三百首》。葉嘉瑩驚喜不已，她篤信詩詞的力量正在於此。她與這個國家都剛剛經歷一場傷筋動骨的劫難，“可是詩詞可以使人心不死”。
1979年在南開讀歷史系的張侯萍還記得葉嘉瑩第一次講學的盛況——
南開中文系為葉嘉瑩安排的課程是漢魏南北朝詩，每週上兩次課，每次兩小時，在一間大約可容納300人的階梯教室。“文革”剛剛結束，學生們如飢似渴，不僅是南開學生，天津其他學校的學生也趕來聽課。臨時增加的椅子排到了講臺邊緣和教室門口，上課時葉嘉瑩想進教室都很困難。中文系沒轍了，想出一個方法：持聽課證才能入場。
結果天津師範大學的一個女生心生一計，找了一塊蘿蔔刻了一個假章，自己做了假聽課證(如今她已是天津電大的老師，仍不時去聽葉嘉瑩講課)，引致很多人效仿。所以葉嘉瑩講課時，教室的階梯上、牆邊、窗口，擠滿了學生。講座結束那天晚上，大家不肯下課，一直等到學校的熄燈號吹響了才紛紛離去。
“那時她還被人稱為‘葉旋風’。”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鍾錦2002年隨葉嘉瑩學習，他說，1980年代後期，社會風氣變化，人們對詩詞不再那麼關心了。
“當年她的《唐宋詞十七講系列講座》可以賣到十幾萬冊，現在只有一萬冊銷量。當年包括我在內有多少人跟隨她、沉迷她，而今，中文系畢業生就業困難，又有多少人敢和她一樣痴迷古典詩詞？
“前年她收了一個弟子。那個學生原本學習法學，實在太愛古典文學，給她寫了封長長的信。她很受感動，收了。卻又說，法學你也繼續學，學古詩詞怕是以後不好找工作。聽到這種話，你不感到心酸麼？
“但葉先生還持有一份可愛的天真，有時來找她的人，並不見得真心喜歡古詩詞，但只要聽說來者喜歡，她就會信任這個人。她甚至囑咐我，要我多帶出幾名優秀學生，將來能跟著她學習古典文學。可她忘了，等我的學生畢業了，她已是90多歲的高齡了……”
孫鬱說，“在葉嘉瑩的《迦陵論詩叢稿》中，她談及了自己治學中‘為己’與‘為人’的問題，我以為這是把握她學術生涯的線索。她鍾情於詩詞藝術，偏於主觀的感受，在神異的境界中體驗自我，於是便獲得了‘為己’的快慰。而當意識到這種快慰生成的緣故，便有使命感與傳承的自覺，想將古文化中有生命的東西普及於社會，這便是‘為人’的內涵。”
“對不起，我要去工作了。學生們的論文堆在那裡，還有些文稿需要寫，每天的事都幹不完。”客廳內的鐘指向23點，葉先生站起身，慢慢走向那間書房兼臥室。
一位晚輩記得：有一次，他們幾個人送她到機場。進入登機口後，她一個人拎著那麼大一個包，身影孤獨。這樣一個瘦弱老人的身上，擔負著一種東西。30年來，她不斷往返於中國大陸、臺灣、加拿大。劉波他們問過她，“飛不動時有何打算？”她說得平靜：不行就回加拿大住進養老院。
她什麼都很清楚，從沒有迷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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