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裙子的士大夫”葉嘉瑩:把中國字的聲音讀錯,是一種不可原諒的錯誤

“穿裙子的士大夫”叶嘉莹: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

“每講到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華',我眼睛裡面都是淚水,因為我不知道哪一年能夠回到我的故鄉北平。”葉嘉瑩出生在軍閥混戰的亂世,年少求學又遭逢抗日戰爭,時勢動盪,24歲婚後隨夫赴臺,自此遠離故土,漂泊流離數十載。北平、臺灣、美國、加拿大、天津,構成她人到九十的漂泊地圖,葉嘉瑩說,“我平生都不是自己的選擇”,“這就是命運。”

沒有人會否認葉嘉瑩是一個才女,除了她自己。“我很不喜歡‘才女'這兩個字。尤其這些莫名其妙的‘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自己以為是才女,而且還修飾打扮,又才女還兼美女就更得意得不得了了,我對於這樣的女子並不欣賞。”葉嘉瑩一再強調,她是一個穿裙子的“士”。她也說她從來沒有過對愛情的憧憬,因為“那是最無聊的事情”,而幽閨自憐更是膚淺,“我不是一個總找人家憐愛的女子,我不需要”。

葉嘉瑩文學紀錄片《掬水月在手》近日殺青,明年將在全國上映。九十四歲高齡的她經歷無數波折起伏,對詩詞、對漢語、對生活生長或即將誕生於中國土壤上的人們,心中熱度未減,責任感愈發深沉。

“穿裙子的士大夫”叶嘉莹: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的自述

“穿裙子的士大夫”叶嘉莹: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

家世

我家先世原是蒙古裔的滿洲人,隸屬鑲黃旗。本姓納蘭,祖居葉赫地。我出生在民國十三年1924),那時清王朝已被推翻,很多滿人都改為漢姓,所以我家也就摘取祖籍之地名“葉赫”的首字,改姓為“葉”了。

我的祖父諱中興,字一峰,生於咸豐十一年(1861),為光緒壬辰科翻譯進士,仕至工部員外郎。卒於民國十八年(1929),享年六十九歲。祖父有三子二女。

我的伯父諱廷乂,字狷卿,生於光緒十一年(1886),青年時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未幾,因父病返國。民國初年曾任浙江省壽昌縣等地秘書及課長等職,後因感於世亂,乃辭仕家居,精研岐黃,以中醫名世,卒於1958年,享年七十三歲。

我的父親諱廷元,字舜庸,生於光緒十七年(1891),早年畢業於老北大之英文系,後任職於航空署,譯介西方有關航空之各種重要書刊,對我國早期航空事業之發展,頗有貢獻。及至中航公司在上海成立,我父親遂轉往上海,曾任中航公司人事課長等職。1949年隨中航公司遷至臺灣,一度擬返回上海,在基隆登船受阻,未克成行,遂留居臺灣。1969年我受聘於加拿大溫哥華之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遂迎養已退休的老父來溫同住。1971年父親突發腦溢血,終告不治,享年八十一歲。

識字

我的父親和母親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大約在我三四歲時,父母就開始教我讀方塊字,那時叫做認字號。先父工於書法,字號是以毛筆正楷寫在一寸見方的黃表紙上。若有一字可讀多音之破讀字,父親則以硃筆按平上去入四聲,分別畫小朱圈於此字的上下左右。

當我開始學英語時,父親又曾將這種破音字的多音讀法,與英語做過一番比較。說中國字的多音讀法,與英文動詞可以加ing或ed而作為動名詞或形容詞使用的情況是一樣的。只不過因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當一個字的詞性有了變化時,就在語尾的拼音字母方面有所變化,而中國字是獨體單音,因此當詞性變化時就只能在讀音方面有所變化。所以如果把中國字的聲音讀錯,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錯一樣,是一種不可原諒的錯誤。父親的教訓使我一生受益匪淺。

此外,在我的啟蒙教育中,另一件使我記憶深刻的事,就是我所臨摹的一冊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數頁不知何人所書寫的一首白居易的《長恨歌》。詩中所敘寫的故事既極為感人,詩歌的聲調又極為諧婉,因此我臨摹了不久就已經熟讀成誦,而由此也就引起了我讀詩的興趣。

父母雖嚴格教我識字,卻並未將我送入小學去讀書。因為我的父母有一種想法,他們都以為童幼年時記憶力好,應該多讀些有久遠價值和意義的古書,而不必浪費時間去小學裡學些什麼“大狗叫小狗跳”之類淺薄無聊的語文。

因此為我及大弟嘉謀合請了一位家庭教師,這位教師是我的姨母。姨母諱玉潤,字樹滋,幼年時曾與我母親同承家教,其後曾在京滬各地任教職。姨母每天中午飯後來我家,教我和弟弟語文、算術和習字,當時我開蒙所讀的是《論語》,弟弟讀的是《三字經》。記得開蒙那天,我們不但對姨母行了拜師禮,同時還給一尊寫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也行了叩首禮。目前看來,這些雖可能都已被認為是一些封建的禮節,但我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這些禮節對我當時幼小的心靈,卻確實曾經產生了一些尊師敬道的影響。

我當時所讀的《論語》,用的是朱熹的《集註》;姨母的講解則是要言不煩,並不重視文字方面繁雜的註釋,而主要以學習其中的道理為主,並且重視背誦。直到今日,《論語》也仍是我背誦得最熟的一冊經書。以後曾使我受益匪淺,而且年齡愈大對書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體悟。《論語》中有不少論《詩》的話,使我在學詩方面獲得了很大的啟發,直到現在,我在為文與講課之際,還經常喜歡引用《論語》中論《詩》之言,這就是我在為學與為人方面都曾受到過《論語》之影響的一個最好的證明。

大學

由於輔大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大的招考則在後,我既已考上了輔大的國文系,所以就沒有再報考北大的醫學系,而這就決定了我今後要一直行走在詩詞之道路上的終生命運。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也曾經歷過不少挫折和苦難,但一生能與詩詞為伍,則始終是我最大的幸運和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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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41年夏天考入輔仁大學的,同年9月輔大才開學,母親就因子宮生瘤,手術後不久就去世了。當時父親遠在後方,我是長姊,所以就負起了照顧兩個弟弟的責任。幸而那時伯父一房與我們並未分居,母親去世後,我們就不再自己燒飯,而由伯母擔負起了為全家燒飯的責任,伯母顏氏諱巽華,原來也受過很好的家教,喜讀唐詩,雖不像伯父和父親那樣高聲吟詠,但卻也常手執一冊,曼聲低吟。當時已是淪陷時期,生活艱苦,伯母親自操勞家務。每當我要幫忙時,伯母總要我去專心讀書。

所以我雖遭喪母之痛,但在讀書方面卻並未受到什麼影響,正如古人所說“愁苦之言易工”,在這一時期我反而寫作了大量的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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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隨先生家中(二排右二)

在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顧隨先生來擔任我們“唐宋詩”的課程。顧先生字羨季,號苦水。他對詩歌的講授,真是使我眼界大開,因為顧先生不僅有極為深厚的舊詩詞的修養,而且是北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更兼之他對詩歌的感受有一種天生極為敏銳的稟賦,因之

他的講詩乃能一方面既有著融貫中西的襟懷和識見,另一方面卻又能不受任何中西方的學說知識所侷限,全以其詩人之銳感獨運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詩歌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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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老師

1945年夏天大學畢業後,我開始了中學教師的生活,由於我自己對古典文學的熱愛,遂使得聽講的學生們也同樣產生了對國文課熱愛的感情。於是陸續有友人邀我去兼課,最後在另請人批改作文的條件下,我同時教了三個中學的五班國文課,一週共三十個小時之多。而由於師生們對國文課的共同熱愛,使得我對如此沉重的工作量也居然絲毫未感到勞苦。

1948年的春天,我就因為要赴南方結婚,而離開了我的故鄉北平。誰知此一去之後,等待我的乃是一段極為艱苦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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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

1978年,我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回國教學的申請,主要出於一個書生想要報國的一份感情和理想,以及我個人對於中國古典詩歌的一份熱愛。1979年,我第一次回國講學時,寫下了一首絕句:

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

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

多年來我在文化不同的外國土地上,用異國語言來講授中國古典詩歌,總不免會有一種失根的感覺。1970年我曾寫過一首題名《鵬飛》的絕句:

鵬飛誰與話雲程,失所今悲著地行。

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託餘生。

詩中的“北海”,指的是我出生的第一故鄉北京,而“南溟”,則指的是我曾居住過多年的第二故鄉臺北。“鵬飛”的“雲程”指的是當年我在兩地教書時,都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講授自己所喜愛的詩歌,那種可以任意發揮的瀟灑自得之樂;而在海外要用英語來講課,對我而言,就恍如是一隻高飛的鵬鳥竟然從雲中跌落,而變成了不得不在地面上匍匐爬行的一條蟲豸。所以我雖然身在國外,卻總盼望著有一天我能再回到自己的國家,用自己的語言來講授自己所喜愛的詩歌。

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第一次講學是在北京大學,後來曾先後到過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黑龍江大學、新疆大學、新疆師範大學講學。

我之所以長期留在南開講學是因為南開的李霽野先生是我的老師顧隨先生在輔仁大學任教時的好友。我雖未曾從李先生受過業,李先生卻以師輩情誼堅邀我去南開。如今,回首前塵竟然已有二十年之久了。

“穿裙子的士大夫”叶嘉莹: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

人生中的三次打擊

回想我一生的經歷,我想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擊乃是1941年我母親的逝世。那時我的故鄉北平已經淪陷有四年之久,父親則遠在後方沒有任何音信,我身為長姊,要照顧兩個弟弟,而小弟當時只有九歲,生活在物質條件極為艱苦的淪陷區,其困難可以想見。

所以後來當我讀到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所寫的淪陷中北平老百姓的生活時,我是一邊流著淚一邊讀完這部小說的。

至於我受到的第二次打擊,則是1949年外子之被拘捕,數年後外子雖幸被釋放,但性情發生變異。我自己則在現實物質生活與精神感情生活都飽受摧殘之餘,還要獨力承擔全家的生計。1975年時我的長女言言與次女言慧也已相繼結婚,我正在慶幸自己終於走完了苦難的路程,以一個半百以上的老人可以過幾天輕鬆的日子了。

但誰知就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為沉重的第三次打擊。我的才結婚不滿三年的長女言言竟然與其夫婿宗永廷在一次外出旅遊時,不幸發生了車禍,夫妻二人同時罹難。在這些接踵而來的苦難中,是我平日熟誦和熱愛的詩詞,給了我莫大的精神安慰,支持我經受住了這些打擊。

這也正是我何以把自己所設立的學術基金取名“永言”的緣故,就為的是紀念我的長女言言與女婿宗永廷。

回到溫哥華後,我就把自己關在家中,避免接觸外面的一切友人,因為無論任何人的關懷慰問,都只會更加引發我自己的悲哀。在此一階段中,我仍是以詩歌來療治自己之傷痛的。我曾寫了多首《哭女詩》,如:“萬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撫養付飄風。回思襁褓懷中日,二十七年一夢中。”“平生幾度有顏開,風雨逼人一世來,遲暮天公仍罰我,不令歡笑但餘哀。”寫詩時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詩歌之為物確實奇妙,那就是詩歌的寫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種抒發和緩解。不過抒發和緩解卻也並不能使人真正從苦痛中超拔出來,我的整個心情仍是悲苦而自哀的。這種心態,一直到1979年以後,才逐漸有了改變。那是因為自1979年以後,大陸開始了改革開放,我實現了多年來一直想回去教書的心願。

我現在已完全超出了個人的得失悲喜。我只想為我所熱愛的詩詞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我在《我的詩詞道路》一書之《前言》中所寫的“我只希望在傳承的長流中,盡到我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記得我在大學讀書時,我的老師顧羨季先生曾經說過,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體驗過樂觀之生活”。我當時對此並無深刻的瞭解,但如今當我歷盡了一生的憂苦患難之後,我想我對這兩句話確實有了一點體悟。

一個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狹隘與無常以後,才真正會把自己投向更廣大更高遠的一種人生境界。

陶公在《擬古九首》的第六首中,曾經寫有幾句詩,說:“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大家只看到松樹的蒼然不改,卻不知松樹是如何在霜雪的摧傷中承受過來的。我想朋友們所說的從我的外表看不出什麼經歷過憂患挫傷的痕跡,大概也和一般人只看到松樹之蒼然不改,而不能體悟到松樹所經歷的嚴寒冰雪的挫傷打擊是同樣的情況吧。松樹之能挺立於嚴寒,並非不知冰雪之嚴寒,只不過因為松樹已經有了一種由冰雪所鍛煉出來的耐寒之品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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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國維故居

我與詩詞

我對詩詞的評說和賞析,確實既不同於一般學者之從知識學問方面所作的純學術的研究,也不同於一般文士之將古人作品演化為一篇美麗的散文之純美的鋪敘。我是以自己之感發生命來體會古人之感發生命的,中國古代所重視的原來本該是一種“興於詩”的傳統,而我自己就恰好是從舊傳統中所培養出來的一個詩詞愛好者,少年時期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吟誦和創作之訓練,使我對詩歌養成了一種頗為直接的感受之能力;我在大學讀書時受到的顧羨季先生之啟迪和教導,使我於直感之外,又培養出了一種興發和聯想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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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繆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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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周汝昌先生

我在詩詞道路上的另一轉變,那就是我由一己之賞心自娛的評賞,逐漸有了一種為他人的對傳承之責任的反思。這類作品大抵都是因為我有見於詩詞評賞界中的某些困惑和危機,而引發的一種不能自已的關懷之情而寫作的。1960年代我所寫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一書,以及書前所附的《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的一篇代序的長文,就是因為有見於當日臺灣現代詩之興起,所造成的反傳統與反現代的爭執和困惑而寫作的。

期望

在向西方理論去探索之餘,我卻始終並未忘懷中國詩歌中的興發感動之生命的重要性。我對西方理論之探索,主要還是想把中國詩歌之美感特質以及傳統的詩學與詞學,都能放在現代時空之世界文化的大座標中,為之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並對之做出更具邏輯思辨性的理論之說明。但我個人知道自己的學識及能力有限,因之我對於達成上述理想的此一願望,乃是寄託在繼起者的青年人之身上的。只是要想達成此一願望,卻必須先具有對傳統詩詞的深厚修養,如果缺少了此種修養,而只想向西方理論中去追求新異,那就必然會產生出如我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一文中,所舉示的那些荒謬的錯誤了。

至於如何方能培養出對傳統詩詞的深厚修養,我以為最為簡單易行的一項基本工夫,就是從一個人的童幼年時代,就培養出一種熟讀吟誦的習慣。

相繼於1970年代初我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一文中所提出的“熟讀吟誦”之訓練的重要性以後,在1990年代初期我就又撰寫了《談古典詩歌中興發感動之特質與吟誦之傳統》一篇長文,對吟誦的歷史傳統,以及吟誦在詩歌之形式方面所造成的特色,在詩歌之本質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吟誦在教學方面的重要性,吟誦教學所應採取的培養和訓練的方式,都做了相當的探討和說明。而最近一年,我更與友人合作編印了一冊題名為《與古詩交朋友》的幼學古詩的讀本,並且親自為所選編的一百首詩歌做了讀誦和吟唱的音帶。還寫了兩篇前言,一篇是《寫給老師和家長們的一些話》,另一篇是《寫給小朋友的話》。在這兩篇文稿中,我不僅極為懇切地向老師和家長們說明了教小朋友吟誦古詩,對孩子們之心靈和品質之培養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不要增加孩子們學習之負擔的一種以唱遊來進行的教學方式,更親自為天津電視臺做了一次教小朋友吟誦古詩的實踐的嘗試。

我如今已年逾古稀,有些朋友和我開玩笑,常說我是“好為人師”,而且“不知老之已至”。其實他們殊不知我卻正是由於自知“老之已至”,才如此急於想把自己所得之於古詩詞的一些寶貴的體會要傳給後來的年輕人的。四年多以前,我在為《詩馨篇》一書所寫的序說中,曾經提出說:“在中國的詩詞中,確實存在有一條綿延不已的、感發之生命的長流。”我們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斷加入,“來一同沐泳和享受這條活潑的生命之流”,“才能使這條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個人的道路總有走完的一日,但作為中華文化之珍貴寶藏的詩詞之道路,則正有待於繼起者的不斷開發和拓展。至於我自己則只不過是在這條道路上,曾經辛勤勞動過的一個渺小的工作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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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生討論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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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徐鵬遠(QQ:148780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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