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海南中改院二次開放”新書發佈會上的發言）
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必須要堅持改革開放大政方針，攻堅克難，以開放促進轉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如果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六十條的精神實質，可以濃縮出一個概念，即強調的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或者簡稱現代國家治理，而與此相關的前沿概念就是包容性發展。這個治理不同於管理，治理是強調政府和非政府多元主體更多地充分互動、平面展開的把管理和自管理、調控和自調控、組織和自組織結合起來以最大限度調動一切潛力與活力、解放生產力，這就是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帶出來的包容性發展，這種包容性發展需要新一輪的解放思想解放。
再次強調思想解放，就需要正視已經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籬而求其破解。只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託改進”空間已經用完，業已十分堅固的部門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侷限性，相當廣泛地表現在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與發展事項上，正日益凸顯其惰性和阻礙作用，但是，“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因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改革開放以來的動力機制，初始就是“明確物質利益原則”而抓住發展硬道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團結起來為之而奮鬥”，但正如鄧小平晚年所說，當發展起來之後，問題並不比不發展的時候少，比如，如何針對收入差距擴大情況下部門、地方、小團體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級改造相關體制機制、優化再分配，已成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決不可的難題。新一輪思想解放，勢必要求在繼續貫徹物質利益原則的同時，反思並直言不諱指出利益格局從原來的“平均主義”向新階段的“過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關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鑑收入再分配調節的基礎性制度建設與政策運用的國際經驗，並密切結合中國實際，設計實施攻堅克難的提高直接稅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會統籌、“大部制”與“扁平化”和落實省以下分稅制、以及從官員開始實行財產申報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對方方面面刻意迴避的“得罪人”的難題要捅破其窗戶紙，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務之一，而鼓起捅破這層窗戶紙的勇氣，卻正是要求改革者犧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的—-同時中國社會必須進一步強調給改革者“有所作為”空間的極端重要性。
再次強調思想解放，更需要正視已出現的極端化思維和觀點交鋒中的暴戾氛圍來加以矯治。信息時代的“自媒體”功能加上網上“碎片化”特徵的爆炸式傳播效應，正面說是使當下觀點的多元化表達十分便利，反面說是使非黑即白的極端化思維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應”，形成思想和輿論宣傳中的挑戰性問題。於是在改革“步履維艱，綜合疲勞”的深水區，新一輪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應在某些“貼標籤”式問題上繼續把握鄧小平稱作“一大發明”的務實明智的“少爭論，不爭論”來引領輿論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無法迴避爭論、亦有必要深化認識的思想領域，培育和倡導理性討論的國民素質，充分尊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規律。思想討論中“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應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治理鎖定“包容性發展”、國民“走向共和”的思維根基，也應構成思想解放在新階段上文化宣傳管理部門（官方）與受眾（社會公眾）的底線共識。習慣於官本位、行政化框架的輿論管理而行不講道理的硬性壓制，逆黨心、失民心，有百害而無一利。新的思想解放，應從“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批評與自我批評”等中共優良傳統和憲法、黨章、改革開放基本路線中用好用足觀點交流、理性討論的堅實政治基礎和巨大思想空間，鼓勵創新發展，容忍試錯失誤，抑制惡俗弱智，開闊國民心態，從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氣、催人奮進的中國“軟實力”提升之路。
再次強調思想解放，一定要正視中國官場和社會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思維定勢而力求摒棄。明哲保身、因循守舊、偏狹嫉妒、固步自封、熱衷於拉關係搞小圈子、講排場重形式忽視內涵……凡此種種，都是改革創新的大敵，尤其是諸如此類的陋習積弊，一旦與公共權力結合，更是禍害連連，誤事誤人，傷國殃民，亟應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針對性地引出官民思維特性的良化發展和社會風氣的現代化改造，併發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以弘揚光大，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來支持改革、振興中華！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供給側改革十講》、《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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