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賈康先生2013年3月20日在財科所科研基地座談會的講話錄音整理）
今天我們財政基地的同志們在一起，共同討論一下十八大之後，財政系統面臨的服務於全局、服務於習總書記所強調的從現在一直往前考慮到在2050年前後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通盤現代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財政怎麼樣適應形勢、深化改革、加強管理，體現出我們應有的職能作用和我們財政系統同志們自己的人生價值。作為一個財政科研工作者，我彙報一下自己的心得。
從十八大和歷史擔當說起
在中國，改革開放走了30多年之後，十八大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今後整個歷史過程的政治事件。它解決的是中國最高決策層怎麼樣把人事安排平穩地處理到位，應對新的戰略機遇期所表現出來的一系列挑戰而奔向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我們應當全盤部署、優化頂層設計，進一步鼓勵基層進行先行先試的創新、全局互動，追求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設立的三步走戰略能夠如願地向前推進，直至取得決定性的成功。
再往後，大家會看到的一件能影響整個經濟社會生活進一步發展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剛剛結束的“兩會”。在黨的人事安排明朗化、到位之後，新一屆政府的所有領導者和各個部門的具體組成人員也有所調整。我們財政部門的人事安排在兩會之後也將到位。應該說當下正好是我們期待中的要展開新一輪改革發展、通盤推進中掀起新一輪創新高潮的歷史節點。
李克強總理在兩會最後，有歷來成為兩會高潮的環節——答記者問，這也可以被看做換屆之後新總理的就職演說。今年答記者問的特殊意義首先就在於是新總理。在將近兩個小時的問答過程中間，我們可以領會到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我們把這些信息再聯繫到財政系統，已經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財政系統領導層在最高決策當局的慎重考慮之後，也實現了新老部長的交接——對於全局來說，這是會產生中長期影響的人事安排。
17號上午李克強總理的答記者問，大家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直播。在那天的傍晚，5點半左右，部裡業務司局的副司級以上幹部、事業單位的第一責任人，被一起召集到財政部老樓的多功能廳會場，中組部王副部長正式宣佈由樓繼偉同志出任財政部部長，謝旭人部長另有任用。另外，財政部常務副部長王軍同志要調離財政部另有任用（出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這樣的人事安排之後，我們能感受到從中央到財政部黨組面對全局通盤的戰略考慮和工作部署，要求我們一定要適應十八大之後的新形勢、新要求，新意向。要把短期問題和中長期問題更好地通盤協調在一起，體現和落實頂層設計的高水平。
所以，對我們財政科研機構、財政科研基地的同志們，實際生活已提出怎麼樣認清大勢，胸懷全局、立足本職，做好具體的工作，實施無可迴避的創新的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家可以觀察到在十八大之後，以習總書記為代表的決策當局的一種下接地氣、上連戰略的積極姿態。如果從十八大召開以後影響深刻的事情說起，可能排列出來一系列具體場景，但我們只要從最開始習總書記就職演說的很短的一句話就可以看出，我們新一屆領導集體在自己的戰略思維基點上，首先是接地氣，總書記說：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沒有用政治術語，讓老百姓清晰地感受到新的決策層這樣一種樸素、簡潔和公眾基本的人性表現直接溝通的特點。老百姓天天過日子，實際上暗含著一種動力，而這種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黨的奮鬥目標。把中國共產黨從原來的革命黨到現在的執政黨，到現在面臨新時期要和全國人民一起實現民族復興這條主線，非常自然地連接在一起了。說出來的是大白話，但非常合乎老百姓心願。他後來進一步表述到，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他們希望自己的生活越來越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很好的教育，希望自己能住稱心的房子，能享受滿意的醫療。這種熱愛生活、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理論上我們所說的與所有人的活動都有關的物質利益原則，人們嚮往過好日子。
我們的經濟社會，從生產層面展開來說，最終都是為了消費，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這就是一套常識層面的ABC的問題。但實話實說，我們過去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常識問題上曾經跌了大跟頭。所以前幾年，俞正聲同志講到執政黨使命時，他重複了過去毛主席的一段話：共產黨就是要使人民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奮鬥。這條線索是非常歷史唯物主義的、非常符合常識的。共產黨人講為人民服務，其實就是從基本原點衍生出來的基本邏輯。
但是光講這樣接地氣的一面，我覺得，對於我們科研基地的同志們來說，領會得還不夠。在下接地氣之後，一定要上連戰略。政治領袖，首先以這樣清新的話語說到老百姓的基本嚮往，說到物質利益原則是動力來源，說到大家自己的利益，然後怎樣面對現實、攻堅克難，這個邏輯的展開就是要上連戰略。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有很多的解讀。
習總書記第一次離京去的是哪裡？作為一名紅色後代，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是帶有強烈信號意義上的“重走南巡路”。離京第一站去的就是深圳。在不封路、不做“幾級警戒”的情況下，到深圳鄧小平塑像前獻花，這就給出了非常強烈而清楚的信號：中國要實現“中國夢”，要上連戰略，關鍵就是改革，攻堅克難。社會上評價這種姿態說，這是政治家的選擇。作為紅二代，沒有人懷疑他對中國紅色傳統方面的連接上有弱勢，沒有人懷疑他革命傳統上的堅定性，大家都是認可的。而且知道，他的父親習仲勳同志在過去黨內，一向有為人忠厚、從來不搞極左的美譽。這個時候突出的，就是改革方面這種導向信號。
到深圳之後，總書記講到實現“中國夢”改革是關鍵一招，這是“一錘定音”的性質，也是我們後面要討論的，財政為全局作貢獻的最實質性的內容。這關鍵的一招怎樣打開，怎麼落到務實的層面，把我們不可迴避的事情做得像樣，李克強同志又很快給出強烈的信號。在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會議上，說了很長一段話，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改革是中國現在最大的紅利。”
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的挑戰，如果擺出來的話有很多負面的因素：經濟增長的速度要下臺階，因為我們的勞動成本在上升，我們的人口紅利在迅速消失，原來的很多比較優勢將不復存在；受資源環境制約，經濟發展瓶頸的特徵越來越明顯，城鎮中心區鬧出了霧霾事件，中國一大批城鎮地區受到汙染的嚴重威脅；等等。
在2012年連續有三個大項目釀成了群體性事件。前些年人民群眾會敲鑼打鼓歡呼雀躍的、現在政府仍然熱衷的建設項目，政府領導以為可以非常隆重地、喜慶地舉辦典禮，但現今群眾卻極不認同了。從什邡到啟東，再到寧波鎮海，從西部，看到我們經濟發展最強勁的東部浙江、長三角，都出現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對抗場景。面對這樣一系列矛盾凸顯的問題，克強同志強調，克服這些負面的影響而使我們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繼續往上走的最大的紅利是什麼？就是制度創新的改革。這些制度紅利的實際形成，需要具體化到怎麼實施改革方面的強調頂層規劃、先行先試、上下互動，需要運用決心、勇氣和智慧，並尋找“牽一髮動全身”的突破口，攻堅克難。
另外，克強同志在最後畫龍點睛的一句話就是：“不改，可能不犯錯誤，但要承擔歷史責任。”這種政治家的擔當，一句話就說清楚了。於是我想到的是蔣經國的一件事：他在有可能於歷史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時，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贈給他一副對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就是從一個政治家歷史感的角度，希望蔣經國能夠在歷史給他這個舞臺之後，體現出有這種歷史擔當，做出經得住以後千秋萬代考驗的、正面的業績。蔣經國在蘇聯有過全套的共產黨訓練，經受過生死考驗，也是經過了殘酷的內部鬥爭之後總算活了下來，從蘇聯回國以後，到國民黨陣營裡，也是按照過去那種管特務系統、管機要、管人事的專制路線發展，一直到蔣介石對他多年培養之後，最後實際接掌大權。但是他的突破，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在自知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以極大的決心、勇氣和政治家的智慧，在臺灣開黨禁、開報禁，取消戒嚴。在華人世界裡，實際上開始了一種在以後會有極高評價的“軍政、訓政而走向憲政”的社會實驗。當然，在他身後的臺灣當局，還是亂象紛呈。但是現在從整體來看，經過臺灣幾輪帶有鬧劇色彩的大選之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臺灣所謂的公民社會、民主法治，是有可能越來越成熟。蔣經國在華人社會里完全打開了一個新的模式。我覺得以後歷史對蔣經國的評價還會越來越高。他是很有智慧與魄力的，那時候的中國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而臺灣卻在實施十大建設，把臺灣的基礎設施和重工業支撐以及產業推展方面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好，然後再考慮和大陸的交往，考慮整個社會經濟政治全套改革。在最後一年內的時間，做出如此大手筆的事情，我覺得他很好地體現了于右任先生給他的對聯裡期望的政治家應有的擔當。要有功於人民，就要“計利應計天下利”，“天下為公”、“為人民服務”。
如果共產黨人不願直接講“求名”的話，那麼可以修改一個字：“謀功當謀萬世功”，就是要對應我們現在所說到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種千秋萬代的追求。政治家的這種歷史擔當從克強同志那裡表現出來，一直延續到這次被稱為就職演說的總理記者招待會的一段話：我們現在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要觸動原有的利益格局。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觸及靈魂”是文革十年浩劫曾經的流行語，有過那個階段經歷的人，都能聽出這句話中的“黑色幽默”式的份量。克強同志自然而然地說出這樣帶有歷史演變意味的話，在觸動利益“啃硬骨頭”的事情上，表現了政治領袖的高度。他後面緊接著說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它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需要勇氣、智慧和韌性，所幸的是這些可以從我們的人民當中去汲取，使我們的改革邁出堅定的步伐。我體會，這是下接地氣、上連政策與戰略的政治領袖考慮全局的生動體現。要從人民當中汲取智慧、勇氣和韌性，推進我們改革。我們在座的各位都是人民的組成部分，我們孜孜以求的許多改革、創新、發展，就是處於克強同志所說的這樣一種別無選擇過程中間，我們如何積極主動地對時代、對歷史做出回應，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領導、各位同志在這方面也已有較豐富的經驗。
加快財稅改革
前兩天在經濟參考報上看到焦作市在公共財政改革方面多年來孜孜以求的申相臣局長總結性的一篇大文章。直接對應的其實是習總書記考慮的問題：要走向現代社會、現代國家、實現民族復興，我們內容深刻的制度變革貫穿的原則是什麼？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財政要為全局服務。怎樣約束公共權力，讓這些公共權力入籠，焦作財政在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我們自己在探索中有所作為的體現，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其他各個基地的同志們，多年來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探索。今天我想把以上這種大視角落實到三個大的方面，從我們怎麼樣加快財政體制改革，服務科學發展觀來談談十八大精神的領會，談談我認為可以從三大視角展開的無可迴避的改革任務。
十八大報告裡關於財稅改革有個非同一般的提法，叫做加快改革財稅體制。明確地說要“加快”，顯然決策層對財稅改革的時不我待，有非常明確的判斷。所以，要求我們不是一般講深化改革，必須要走在前面加快改革，這是財政要為全局改革發揮突破口作用的一種歷史定位。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除了自下而上實行和肯定了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像深圳這樣的局部實驗“撞擊反射”式突破之外，宏觀層面，在整個國民經濟不能夠停車檢修，只能以指令性計劃繼續維持社會再生產運行的情況下，需從分配方面打開突破口，於是首先實行的就是財政分灶吃飯，向下放權。在80年代初期，正是這個改革，在宏觀層面打開了整個改革漸進過程的突破口。內部我聽財政部的老同志講，小平同志當時用的話語，跟下決心辦深圳特區是一樣的，叫做“殺出一條血路”。但誰也沒有可能做出一個詳細的施工圖，設計出非常詳盡的改革方案。宏觀層面上從財政向下分權，是從實施分灶吃飯開始，鬆動我們體制內財力分配方面的集中控制。然後在進一步改革中打開計劃、物資、人事、投資、金融等改革的空間。財政改革對於全局的貢獻，後來進一步推進到小平同志南巡之後，由朱鎔基同志在一線上以極大的決心和勇氣在1994年1月1日啟動了分稅制配套改革，其他同志，包括一些與小平同志有某些不盡相同意見的老同志，在這一改革方面也持堅決支持的態度。94年改革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確立以後，為形成間接調控體系構建宏觀框架。財政分稅分級的體制，實質是以預算、稅收、國債、政策等政策工具，體現政府活動的範圍、意圖、重點、方向，加上金融改革和其他改革，形成一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的間接調控體系。這個歷史任務是財政對全局作出的又一個重大貢獻。現在十八大所說的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又是完全合乎這個財政服務全局的大邏輯的。財政作為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勢必要為完成全局的歷史任務具體化到一個具體的財政改革方案上。
按照十八大精神，在黨和政府的人事安排到位之後，很可能馬上會有新的一輪關於財政改革和配套改革的全局性的部署。這方面，十八大的話語裡面有幾點值得我們充分重視和領會的要求：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事權是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始發環節，就是政府做什麼，不做什麼，直接決定財政分配要管什麼，不管什麼。事權的合理化，必須具體到中央、省、市、縣不同層級政府的具體事權明細單上。這個歷史任務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位，說了很多年，但是感覺事權的劃分還是困難重重，但這件事情是必須要做出和做好的。我們曾經提議在十二五期間，由粗到細地列出各級政府的事權明細單，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是整個財政系統和財政服務的政府公權系統在做什麼不做什麼這方面以財力來表現的一個座標系。這個事權明細單如能濃縮到把它可操作化，那麼也就會前所未有地形成一個解決在整個社會公眾面前說了多年的“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怎麼樣合理到位的可以考評的指標體系。中央政府做什麼，有些事情說起來很容易說清楚。中央政府要管與國家主權相關的國防、外交之外，還應該做什麼？按樓繼偉同志前幾年不當財政部長的時候發表的意見，有些事情是多年沒說清而亟待說清的，如中央應該管與經濟事務有關的公檢法方面的司法權。經濟案件在中國現在一段是由地方法院在地方範圍內處理的。但是現在的經濟案件涉及到不同地方的不同利益，怎麼判都很難擺脫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存在的掣肘，很難體現經濟案件判決的公正性。樓部長的這個思路非常明快：該收的權就得收，經濟案件的審判權以後應該就是中央的事權，由中面級的法院往下垂直派出類似財政專員辦的機構，在各地由中央的司法權垂直到下面去辦經濟案件。這項事權收歸中央，才能保持社會在經濟案件審理中體現應有的公平正義。
我們今後在財權和事權的合理化配置上要有很多實質性的改革。事權和財力的一，其實中間還有一個文件上沒有表述出來的稅費權問題。廣義稅基的配置是分稅制裡面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方面。我們現在在這個方面，省以下還屬於混沌狀態。中國所說的省以下是四級。中國現在實際開通的稅是18種，以後再加上要探索的環境稅、遠期可能推出的遺產稅，加在一起大概二十種出頭。中央到基層五級分稅怎麼分？全世界找不到一個可以借鑑的經驗，中國自己的實踐也證明此路不通。只能按照浙江經驗和現在財政部推行的省直管縣來尋求減少層級，上面是中央、省的概念，下面把市和縣放在一個平臺上，對省說話搭體制。財政實體層級就變成中央、省、市（縣）三級。在大量的鄉鎮區域，鎮、鄉要變成地方的縣或市的派設機構，這是遠景。如果按照三級分稅，稅基方面非常關鍵的是十八大已寫入最高層級文件的“構建地方稅體系”。原來地方主要依靠的營業稅，現在將改徵增值稅，在十二五要全面展開。以後地方財政分配的支柱財源怎麼配置，這個歷史任務已經非常清晰地擺在我們面前了。此外，十八大強調了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稅體系，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的機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很明確，但做起來很難。基本公共服務，現在主要說到的是勞有所得、老有所養、學有所教、病有所醫、住有所居，和主體功能區建設融合在一起，這也是發改委、財政部高度一致的導向。在國家的行政區劃之外還要有超乎行政區劃的主體功能區規劃與建設，全國如此，各個省也是如此。再往下說到的要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的機制，實質是要求理順這裡面的關係，憑藉國有資本的運營讓全社會一起來共享改革開放成果。
（未完待續）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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