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我從繼續深化、推進改革這個角度，在此探討一個解放思想方面與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資本市場功能認識相關聯的題目。
關於解放思想，最高決策層有明確的表述，在今年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強調“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新的突破”。中央對於“思想再解放”的強調，我覺得是意味深長、非常有必要的。現在輿情上也可注意到，一些地方的領導人，也在強調解放思想了。
前一段時間，國經智庫主辦的《全球化》雜誌約稿，希望我提供一篇關於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的文章。在那裡面我討論瞭解放思想問題，強調了幾個維度，一個是解放思想必須正視已經形成的利益固化的藩籬來求其破解；再一個，需要正視已經出現的極端化的思維和觀點交鋒中的暴戾之氣的氛圍，加以矯治；還有，就是要重視中國官場和社會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思維定式而力求摒棄；第四方面，是要將中央決策層已經明確表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針正確地把握為改革開放在新的發展階段和攻堅克難中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澄清思想迷霧，力求決戰決勝。最近一段時間，我覺得在原來提的四條思想解放要點之上，還有兩條非常值得探討，應該加上。
牢牢把握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第一條是：再次強調思想解放，就必須進一步強調和貫徹落實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來牢牢把握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與最大實際。
顯然，我們必須基於把握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來牢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個遠大理想其實聯繫著現在各媒體反覆說的“不忘初心”。這個初心是什麼呢？媒體上一般都沒有跟著說出來——我還沒有見到標準的說法。不忘初心的這個初心是什麼，我在我們財科院講課時也問過研究生，我說你們認為初心是什麼？很多人答不上來。後來有人說，那應該是“為人民服務”吧。我說為人民服務沒有錯，但我覺得全球公權在手的主體，沒有一個會否定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共產黨人的初心應該比這個認識層次更高，就是我們要洞悉科學社會主義揭示的發展規律，從這個發展規律上引出我們的信仰，這個信仰不是迷信，是科學的、對真理的追求，形成遠大的奮鬥目標。所以，關於這個初心的表述，我覺得還是要從《共產黨宣言》裡去提煉出關於它的核心概念。這個核心概念其實就是《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未來理想社會應該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而且給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那個社會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體現著“解放全人類”的情懷。未來的美好社會，是這樣由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勾畫的。其實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間，這個“自由”，是和民主、富強、老百姓過好日子的憧憬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延安時期，根據地最吸引人的魅力之所在，是“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我覺得十分需要在解放思想過程中間，引導一些嚴肅的討論、深刻的分析。
在解放思想這個概念之下，我覺得應當擺脫屢屢興風作浪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和干擾，這樣才能在思想認識和實際行動中去有把握地防止講遠大理想而重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種為害甚烈的錯誤。前一陣子就有令人困惑的問題：著名高校資深教授登高一呼“消滅私有制”，結果人心惶惶。中央正在講保護產權呢，大家都掂量著中央說過的要增加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呢，怎麼一下子就非常冠冕堂皇地用《共產黨宣言》的話來說消滅私有制的問題了？如果現在超越階段直接搬用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遠景目標，來指導現實，雖然聽起來冠冕堂皇，但一定會損毀實事求是撥亂反正形成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都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這個基本格局，必然無法有公信力地保護產權和鼓勵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將導致我們喪失在實現“中國夢”道路上應該具有的前進定力，毀壞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數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生產力解放的大好局面。
十九大的報告中有非常重要的論斷——“兩個沒有變”：首先是“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而且習總書記強調，“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這個話是非常切中時弊的。這是應高度重視的“沒有變”的第一條，面對實際生活，我認為就是要警惕猛唱高調的“左傾”冒進的言語和錯誤傾向。
這個時候，我覺得也非常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南方講話中的警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堅定不移地貫徹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必須緊密結合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基本國情，是最大實際。聯想到當年關於這個認識經歷全黨全國反覆討論以後，鄧小平有一個概括性的說法——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這個初級階段多長呢？鄧小平說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這樣一個認識，其實是我們整個現代化戰略的一個務實基礎。思想解放在這方面就是應該堅持實事求是，堅定地認識到我們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才能把握最大實際，也才能真正繼續在現代化戰略的貫徹過程中保持我們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
堅持和發展充滿生機活力的馬克思主義
接著還應該強調順理成章的第二個角度，強調解放思想就應該堅持和發展充滿生機活力的馬克思主義。
其實對於合格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是應有的作為。我們如果研究馬克思的思想和理論的發展，也可以知道他在有生之年也是在不斷地探索，在不斷豐富和發展他的思想體系。現在十分需要強調：不能停留於生吞活剝地背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句話。比如前面提及的《共產黨宣言》，裡面確實有消滅私有制這樣一個表述，但是緊跟著又說明“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這樣就說清楚了個人佔有和社會產品的關係。
當然我們還應進一步擴展到去理解馬克思的其他論述：在《資本論》裡，馬克思還有這樣一個明確的表述，就是應該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在協作和生產資料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過去理論界對這段話所體現的思想曾經有過反覆討論。我的基本認識是這樣的：所謂消滅私有制，應該指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制概念，這應該是個十分明確的概念。重建的是什麼呢？如果說重建的是生活資料的個人佔有，那麼實際生活裡，生活資料天然就是歸個人所有、佔有的，包括工人階級的必要生活資料裡那個V的部分，天然也是工人要佔有的，該吃的吃進去，該穿的穿起來，他才能作為勞動力發揮功能。這種個人對於生活資料產品的佔有，無所謂重建的問題。
我體會馬克思的視野中，已經有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對於股份制的觀察，因而相關的重要見解隱含著對於資本市場作用升級的一種肯定——雖然學術界對這些概念討論起來還有見仁見智的不同看法，但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個認識結合著《資本論》中馬克思已經指出的股份制對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揚棄”，其發展則再結合著當代實際生活中“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是中央的論斷，寫入了最高層級的中央文件，以及對接著十八大以後關於混合所有制的更為強調。
以我的理解，混合所有制是在標準的現代企業制度即股份制的基礎之上，在一個一個企業內部產權結構裡面，把公的股、非公的股，國的股、非國的股，以及員工的股、自然人的股，充分地混起來。這種混合所有制，中央認為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對這樣的看法，都應該結合馬克思主義是在發展中的原理和馬克思關於“揚棄”的概念，來進一步深化認識。在馬克思當時的認識基礎之上，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就此來做更多的討論。
“揚棄”在馬克思的德文文獻裡，是“autheben”，如果譯成英文，應該是“sublate”，據研究者考證說，它的起源是個哲學名詞，指的是事物在新陳代謝過程中發揚它體內的積極因素，而拋棄它體內的消極因素，有點像我們中文過去所說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個意思——不是顛覆性地否定原來的，而是在去蕪存菁的意義上來發展升級。
馬克思在討論股份制、指出股份制的揚棄作用的時候，確實也有一種區分，認為股份制帶來的，在一般企業的私有制下是消極揚棄，而在工人的合作工廠那裡，就成為積極揚棄。我理解他所說的工人的合作工廠，無非就是股份制形式下工人持股形成的這種聯合、合作的經濟主體。按照一個消極、一個積極的區分，消極的應指比較形式意義的變化，積極的就是已經不僅是形式上的變化，而且帶有實質內容。但無論怎麼說這一區分，馬克思對於股份制的認識，已經指向了至少有形式上和過渡方向上的肯定，實際上自然而然也就延伸到了和股份制概念不可區分的資本市場運行上。在形式上和過渡方向上的肯定，也留下了一個在發展的過程中怎麼樣使形式和內容進一步實質性結合，這樣一個發展升級過程的考察問題。
任何理論觀點的提出，都帶有時代特徵和客觀侷限，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對股份制的重要認識，但在他有生之年可能沒有得到更多的機會再進一步觀察，以及對思想做出進一步的發展。然而他已經說到了揚棄，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背景之下，股份制具有的哪怕是消極揚棄意味的這個資本社會化特徵，在他的思維靈感裡，給出了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的進一步理論聯繫實際去發展這一認識的巨大空間。
如果是接著考察這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我們作為有出息的馬克思主義者，結合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原則，我們完全可以也應該沿著馬克思的這個思維邏輯來深化認識。一百多年以來，股份制下的市場主體即股份公司，已經發生了更為非凡的變化。除了早已比較普遍地存在著本企業員工——產業工人持股和社會上普通勞動者、公共機構在股份制企業中間持股之外，國家特定層級上的政府也可以持股，並且酌情做增持減持的操作。較近時期非常典型的，一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港元保衛戰”中，香港特區政府動用公共基金入市，再以後根據需要，在穩定了局面以後又以盈富基金模式逐漸減持。二是在美國，金融創新走過了頭，引發金融海嘯，然後形成衝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以後，最關鍵的供給側管理舉措（需要我們很好總結借鑑的）是動用公共資源給花旗、“兩房”、貝爾斯通等金融企業注資，一直到給實體經濟層面的跨國公司通用汽車注資。這都是在股份制的框架之下對應於其包容性而有的特定的一些操作。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大家可以注意到，典型的所謂資本主義世界裡的大企業、跨國公司，已經不像過去的洛克菲勒、摩根、梅隆財團等，已沒法這樣命名屬於哪個家族了——通用電氣、通用汽車等，它們的股權高度分散，大量的產業工人、普通勞動者、藍領人士都在裡面持股，股票在資本市場上不斷做各種交易，這裡面你說誰是資本家的代表？我們近年也查了一下，在美國政府給通用注資這一輪操作之前，通用汽車、通用電氣第一大股東所佔的股份比重，只有幾個百分點，前十大股東合在一起的比重，也就是10%~20%，股權高度分散特徵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要客觀地認識，為什麼在生產力解放的過程中，只要能夠有效保護產權，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之下傳統的私有制可以在股份制裡面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來發展生產力？現在西方標準的股份制公司上市的時候，叫“go public”，絕對不是“私”的概念，它是更為“公”的概念了。上市成為一個公眾公司以後，企業必須認真承諾自己的社會責任，必須把自身信息按照相關規則充分披露，必須對所有股東和利益相關者負責——以這種機制，能夠較好地適應社會化大生產之下解放生產力的要求。
從這個角度來認識，我覺得非常有必要積極探討：中央已經說到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從馬克思的認識指向、邏輯，到現在在現實生活中怎樣理解“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語）。如果從這個角度聯繫起來觀察，傳統的私有制在社會化大生產形成以後升級發展的過程中，所謂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可認為絕不是簡單停留於生活資料層面，它可以將一股股所謂虛擬資本和後面實際運行的實體資本，形成一個規範化的市場連接機制，而社會成員在這裡面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來參與投資，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形成股市交易帶出的要素流動，同時在這裡面又可以內洽地有一種“個人所有制”，把這種資本社會化機制融合於其中——我個人認為，這就是我們需要探討的從消極揚棄到積極揚棄的升級。
我們現在由共產主義這個遠景引導之下的社會主義實踐裡，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當然就要利用這種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已經有的一系列的資本社會化發展機制，作與時俱進的創新。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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