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4月8日在《紫光閣》雜誌社與廈門大學、復旦大學聯合舉辦的研討會上的發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認識，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央的表述來看，在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後，是把它定位為戰略方針——所謂戰略方針一定是在全局層次和長遠視角要統領我們現代化進程的方針。十九大以後，明確地表述了我們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作為研究者注意到，這樣一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想認識的形成，應該提到兩條重要的背景線索，一個是在十八大之後新的領導集體形成，關於我國現代化發展的大政方針層面的一些基本思想和原則逐漸地清晰化，十八屆三中全會“60條”形成的現代國家治理這個核心理念所強調的制度安排和機制連接，是明顯有別於傳統地說了多年的管理調控的那個架構的：治理、管理一字之別，治理是要更多地強調不僅有自上而下的掌控，而且要有多元主體更多平面展開的各方互動這樣一種把組織和自組織、管理和自管、，調控和自調控結合在一起解放生產力、調動一切潛力和活力的制度效益。從“現代國家治理”這個核心理念，直接對應到的就是剛才趙長茂校長強調的市場的決定作用，這是在鄧小平南巡之後又經過長期探索和努力終於實現的思想認識上的重大突破，它落實在形成“現代市場體系”的要求上，而現代市場體系在微觀產權基石層面的改革重心，就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是混合所有制”，同時又明確了“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要求，它所依託的是“現代財政制度”——這個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必須現代化。到了四中全會全面依法治國方針下確立“現代政治文明”的通盤部署，到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帶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最後落實到人本主義立場上強調的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共享發展，從而使“現代發展理念”體系化。這些大政方針形成的同時，另外一條重要的背景線索，就是中國的經濟在2010年出現又一次兩位數高增長局面之後，進入了認識、適應、還要引領新常態的過程。2010年的當時報出來的10.4%高速增長，和前面幾十年的超常規的高速發展一脈相承，但現在看得很清楚，這是中國整個高速發展階段最後一年的迴光返照。我們合乎邏輯、也符合其他經濟體一般經驗的變化，是在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以後，要經歷這樣一個增長速度下臺階的調整過程。這樣的一個認識、適應、還要有引領新常態的過程中總書記相關講話中特別形成了三個關鍵詞，第一個是“中高速”，這是新常態“新”之所在，必然到來，第二就是後面的“常”的追求，要打造經濟增長質量的升級版，所以，就必須依靠“結構優化”。結構問題已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須緊緊抓住結構優化問題來實現中高速這個狀態之下更高質量的發展。第三個關鍵詞，是“創新驅動”，只有創新，我們才可能完成這樣的繼續推進現代化的歷史任務，這一思想一直延伸到五中全會說的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
在對這樣兩個我認為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領會把握的背景方面大的線索做了梳理之後，跟著我們可以集中地來領會一下五中全會開過之後，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所做的這樣一段言簡意賅的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論述：總共是5句話，在此之前其實中央決策層已經屢有口風，在這以後又有更多的領導同志講話，還有大量的文章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如果說最濃縮、最簡潔地來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神實質、基本思路、邏輯連接的要領，我認為從這5句話上可以得到一個基本文本。在此我願按照自己的理解試做一些認識上的討論與彙報。
這5句話的第一句話，“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其實非常鮮明地體現了中央所強調的供給側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意味著我們排除和否定原來已經做了大量探索和取得了一些明顯成效的反週期需求管理，還要進一步優化這個需求管理，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之下，要進一步做好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工作；但是話鋒一轉，第二句和第三句話講的都是供給側的問題。第二句話是“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核心概念的確立。實話實說，我注意到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三個詞語組合在一起的概念，在由領導人講話公之於世之後，有一些同志感覺一時還不太好把握，甚至有的人評價是說過於文縐縐了，這樣一種學者風格的語言大家讀起來好像還比較拗口，有的同志一時還說不順，說成了“側供給”。那麼這個概念這樣表述它有什麼意義？我的領會是總書記在考慮我們決策和政策優化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意向，就是應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的支撐。如果從學理的角度探討這樣一個概念，它的嚴謹性是非常清晰的。這個改革，我認為就是鄧小平當年確立的改革開放四個大字大政方針裡所表述的那個改革，鄧小平所說的“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這個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從學理上來說就是要解決有效制度供給的問題，它一定是發生在供給側的制度變革。而這個改革已到了深水區，我們現在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在這個改革路徑上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剛才趙校長專門說到了，總書記就任後第一次離京出行去的是哪裡呢？是深圳，在鄧小平塑像前獻了花籃，這正是宣示於整個社會，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這個改革。這個改革是發生在供給側的，緊跟著說的結構性，指的就是首先要優化制度結構，因為講生產關係自我革命，它一定首先是優化制度結構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間大家都關心的整個利益格局的問題——怎樣解決總書記說了多次的“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問題，怎麼在深水區敢於啃硬骨頭、實質性衝破我們過去的種種既得利益阻礙的問題。這個供給側、結構性和改革合在一起，它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全稱概念。當然總書記在內部講話也說了，可以簡稱為供給側改革——有的同志說這個表述裡“供給側”非常重要，不能少這三個字，但是在漢語的習慣裡是允許簡稱的，只是不要忘了“結構性”的視角。
我注意到有學者明確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的質疑與商榷——這是出自著名高校的資深教授，而他的認識我看起來是比較紊亂的：他首先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衝擊了、淡化了體制深化改革，後面又說供給側改革這個概念也可以成立，然而它要服從於深化體制改革，這種把兩個概念處理為對立的關係、或者把供給側改革認識為附屬於深化體制內改革的關係我認為在邏輯上是紊亂的，但這種認識確實發生了。這也說明，在中國現在進一步認識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的時候，我們還有必要繼續深入探討，緊密聯繫實際地從學理層面把握它的內在關係。
第三句話，這個改革它帶來的解放生產力，即生產關係能動地反作用於生產力的解放、潛力的發揮，要體現在“著力提高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我理解這句話實際上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必須把握的系統工程式的實質內容。有學者評價說，強調了供給側，顯然是在學習、模仿美國的供給學派。我認為，並不否認我們在這個概念上借鑑人類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包括美國供給學派對於經濟學理論和政策實踐方面的貢獻，但是我們所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美國的供給學派，顯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總書記說到“不是一回事兒”，我的理解並不是完全不沾邊，但是它在美國人那裡主要是一個政策流派裡的一種突出的減稅為主的政策主張。過去學術上對他們的評價，就是體系性明顯不足。中國人現在所把握的這個概念，卻非常明確無疑地是要處理一個系統工程，是全局的、長遠的、覆蓋我們現代化事業推進的這樣一個歷史時期的主線。這樣的系統工程裡，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涉及到大量的結構性問題，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各種生產力視角上涉及的複雜的結構問題，也包括微觀層面的企業組織結構，包括人文、生態視角上特定的一些結構問題，我認為都必須在這個概念里納入系統工程的考慮。而且，在它的哲理思維上，和美國的供給學派又有一個重要的區別，他們那邊的思維是比較簡單地認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無為而治，這種“華盛頓共識”有它的啟發性，但又有它明顯的侷限性。我們現在所強調的，則是政府在尊重、順應市場作用，“守正”的後面，還必須更好地發揮作用，要爭取出奇而出奇制勝。這要應對的，是一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間以創新來爭取形成中國特色的繼續超常規發展的過程。系統工程裡的動力源，是必須加以正確認識和在實際生活中靠創新來形成動力機制升級和轉換的。所以，跟著的第四句話，我認為順理成章地落到了“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一重點上，這個動力機制，是前面說到的新常態已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要認識適應，還要引領它的過程中，反覆認識的要對沖下行因素形成新的增長動力來實現中高速增長平臺上更高質量的發展。這個高質量的動力主要來自哪裡？領導層總書記、總理都已明確地使用了“全要素生產率”這個概念，十九大報告裡再次使用了這個概念。這是西方學者開始提出的概念，但我認為在中國的實踐發展過程中，我們又可以進一步充實它。索洛在討論全要素生產率的時候，主要關注的是勞動力、資本，以及科技，而我們現在認為它更全面的理論模型應該是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以及資本，再加上科技，以及制度供給。五大要素裡後面的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制度供給優化這個“最大紅利”，就是我們現在要打造的新的動力體系最主要的動力源，它是乘數，是放大，是在傳統要素的支撐力滑坡的情況下，我們對沖它的下行因素而形成一個速度能維持在中高速平臺、而質量可以通過結構優化明顯提升這樣的升級版。所以，這第四句話落到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方面，是延續了原來已經認識到的科學發展觀這個概念上所要解決的可持續性問題，而把解決可持續性問題裡最關鍵的動力機制這個問題標明瞭。
最後一句話，“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我的理解，這就表明在戰略思維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追求的，就是鄧小平“三步走”現代化戰略這種超常規發展，是這個追趕——趕超戰略的繼續實施。鄧小平南巡有非常精闢的說法，經濟發展是一波又一波的，符合事物波浪式發展的規律，我們要爭取每一波要上一個臺階，這種在學術上可以表述為“階躍式發展”的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中間，中國還有巨大的潛力，我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現在還有非常可觀的發展縱深，需依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進一步調動我們的潛力和活力，應該能夠在這種生產力水平繼續上升發展過程中，保持超常規發展態勢。作為學術探討這裡簡單說一句，我注意到北大林毅夫教授他們已經形成框架的“新結構經濟學”和我們現在研究群體特別強調的“新供給經濟學”有明顯的共通之處，都強調供給側，都注意結構問題，但是在戰略思維框架方面，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的是基於要素稟賦而掌握好比較優勢戰略，就可以解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問題，而我們認為這不夠，比較優勢戰略有它的適應性，但它一定會碰到天花板，碰到天花板的時候，對高端的那邊先發的經濟體你希望得到他手裡比較優質的供給品時，你出多高的價格也買不來了。當下的所謂美中貿易戰，不是有這方面非常明顯的內在衝突嗎？比較優勢戰略不能解決的這部分，我們就必須靠“守正出奇”以符合客觀發展規律、保持我們的戰略定力、戰略耐心和理性供給管理的趕超戰略，去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我認為在總書記整體的5句話裡，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值得我們研究者進一步的思索和探討。
彙報這些不成熟的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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