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二中、三中全會指導方針的背景下，迎來了2018年“兩會”。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和最大發展中經濟體，國計民生千頭萬緒的事務，各部門、各行各業承前啟後的工作，“中國夢”現代化戰略繼往開來的施行，一時都彙集、聚焦於兩會將傳遞給世界的信息與聲音。我作為研究者，特別注意2018年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所強調的主題：“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新的突破”。2018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當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啟始的改革開放偉業波瀾壯闊的展開，使中國終於在“站起來”之後又“富起來”，而今則處在進入“強起來”新時代的新起點上，那麼2018年年度的全局工作安排，必將由當下的短期舉措去銜接中長期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和促進社會現代化的目標，而其中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十九大明確指出要把握好的“主線”。
在深化改革的主線上，2018年兩會將進一步強調操作的切入點和重點，顯然對於做好年度和未來的工作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從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看，2015年下半年後，我國已進入了長達兩年多的經濟增速6.7-6.9%的增長平臺狀態，2017年出現了經濟增速自2011年逐年下降之後的第一次略有回升，而一系列經濟指標亮點紛呈，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效應有綜合成果上的體現，經過努力，很有希望走完經濟探底企穩的檢驗期和L型轉換的確認期，使“新常態”由新入常。這一局面，既體現了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釋放潛力、活力而對沖下行壓力的積極成績，又提出瞭如何進一步在改革中攻堅克難來防風險、助脫貧、護生態的重大任務，並將緊密結合三中全會提出的機構改革等新的重點事項而演變和延展。我們應當乘勢而進，力求穩定形成中高速質量“升級版”增長平臺。
牢記現代化的使命，就要在改革中砥礪前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加快發展動力轉型升級和發展方式轉換，是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性追求。在改革中怎樣能夠如總書記所言“啃硬骨頭”“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是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和考驗。制度創新的改革將打開我國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具有統領全局的意義。只有對此挑戰和考驗交出合格的答卷，我們才可望把握好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取得由改革形成的有效制度供給的“最大紅利”。這客觀上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銳意創新，在各行各業、各個地方、各個企業與單位，形成儘可能高水平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定製化方案。2018年具有“強起來”新時代開局之年的歷史意義，“兩會”在貫徹十九大和中央全會、深改小組會議精神方面，必將以“寓改革於調控”的結合，形成年度工作的具體部署和指導要領，值得我們期待。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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