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主持人，大家好！我拋磚引玉先做個發言，努力把時間掌握好，簡要說一下對於我們這個單元討論的主題，就是“大健康與養老制度再造”來對應新時代的要求，自己的一些思考。這也是聚焦於十九大報告裡已經提出的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緊密相關地來討論我們怎樣以制度和機制的優化來推進大健康和養老。
從原理上來講，只要人存在，人的需要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原生動力，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所要對應的是儘可能提供出有效的供給。這個美好生活需要，現在是十九大中央表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前半句，而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需要所碰到的是後半句由“不平衡”帶出來的“不充分”的矛盾制約。現在實際生活中間，中國的社會成員“老百姓”，在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的升級，緊密聯繫著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大健康與養老。具體觀察下來，非常明顯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在解決溫飽、小康，進一步發展，還有享受等等需求不斷升級過程中間，越來越看重的是要健康長壽，要享受生活。所有的追求，都是後面的零，前面那個自己身體健康、身心的健康，是一。老百姓這個意識越來越明確，形成社會方面公眾需求的一個潮湧式的升級。也有很多現在看到的科技發展、社會生活的改進，使老百姓這種願望越來越可能得到更好的實現，因為從具體統計來看，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可期待的社保說上的“人均餘命”是越拉越長的，我們本土上最主要的一線城市的人均預期壽命，看到和世界最高、最發達的水平，差距已並不太大。這客觀上進一步激活了老百姓在這方面的需求——更強烈的關於健康的需求，在具體生活中間構造了大家越來越認同的“康養”概念，要健康，要養老，要以更長的生命存在來享受生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今天探討的，我認為就是供給側這個供給體系，怎麼適應需求，怎麼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願望，使之變成現實。
最簡單地說，在這些年，我在一直思考，這個供給體系和莫干山當年討論的“雙軌制“這個概念，有不解之緣。我認為大健康它一定是一個雙軌運行的供給體系。實際生活中已有學者認為應該把“雙軌制”這個概念徹底拋棄，中國不能再有雙軌制——這個如對應於當年莫干山討論的價格雙軌制，有一定道理，但在另外一些領域裡不可能。比如說中國的住房制度，可以預見的未來歷史時期內，註定是保障軌和市場軌的雙軌運行；中國的金融按照我的研究，我也認為一定要在戰略層面上掌握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所要形成的協調配套體系，要長期雙軌運行。在康養這個概念上，我認為它有一個保障軌是看得很清楚的，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稱為競爭軌，則是更多地需依靠市場起作用的。
最簡單地說，健康對應的是“防病和治病“，當然可再加上更綜合的身和心都要和諧。首先，康泰的物質基礎是防病、治病。在具體社會生活中，有4個視角上，供給都是不可缺少的。第一個是整個社會普遍的衛生防疫，再一個是要對社會成員託底的醫療保障，第三個是更廣義的醫療服務——這個醫療服務還得多樣化，它當然要包括能夠對應於託底需要的那部分，但是還要有中端的、高端的，全社會各種各樣的醫療服務，是個多樣化的全方位的醫療概念。第四個，還要有支持這種醫療防疫所有體系運行的各種藥品、各種各樣的設備、器材、用具的生產和供應。這4個視角，至少都不可缺少。前兩個主要是保障軌的問題；衛生防疫是政府一定要牽頭按照公共產品定位來實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出來的，以後所有的新生嬰兒，按照最合理的方式，都應該有跟義務教育一樣的疫苗的接種，這不光是對個人負責，是對整個社會群體負責。在醫療保障方面它也是有別於市場運行機制的，是在實際生活中間對應於公共產品概念的社會政策託底的事項。這個保障軌後面的醫療服務，它這個競爭的特點，就一下子更鮮明化起來了。當然，實際生活中醫療保障跟醫療服務不是截然分開的，供給的主體往往看起來就是一個醫院、衛生院，但是實際在操作中，它又有必須有在執行環節掌握的一些界限，比如大家知道的，哪些藥品是納入社保清單的，哪些是不納入社保清單的，那個界限可以劃得非常可丁可卯。
這樣兩個軌道的運行，現在對我們挑戰性的任務，就是整個供給體系裡，它的複雜性是帶有非常現實需要的結構優化任務的，是要把市場的作用充分發揮，同時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正是這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所對應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我們必須不斷動態優化去處理好的現實案例。
我過去在討論中，提出了四句話4點要領，我認為是非常值得進一步深化認識的；關於整個這個供給體系，第一句話，它要有健康和適度的市場化。不要以為我們看到了保障軌，就以為可以用這個保障軌全覆蓋大健康供給體系了，而把市場扔到一邊——我覺得這幾年討論裡，似乎很容易在獲得叫好聲的時候，把這種觀念極端化。有的學者，海外歸來的學者，也是挺有影響的名校學者，認為整個醫療系統就是不能跟市場對接，你不要討論什麼市場在裡面的作用，這是不對的。健康和適度的市場化，直觀看起來，是整個醫療服務它表現出來，必然是要跟市場兼容和對接的。這裡面要討論的，是什麼叫健康的市場化，什麼叫適度的市場化，如果一味推到極端的產業化，很容易走過頭，使市場化應有的量度走過頭。我們所要尋求的健康的市場化，具體怎麼掌握，實際生活中還要做更積極的探索。客觀地講，全世界都還沒有很好解決這個問題，國外反覆探討的“醫改”，實際上就是在琢磨這個又要跟市場對接又要有限度的具體機制問題。
第二句話，我認為應該需要有儘可能控制在合理限度內的官場化。因為實話實說，任何國家，包括人們所推崇、大家一般認為在醫療平等方面做得比較成熟的發達國家，它們的高端領導人，也一定會有特供的醫療服務，這是不言自明的。美國的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有那麼多不惜工本的保障措施，當然也有不惜工本的醫療服務措施。在中國，我們這個醫療領域裡的官場化，過去確實得承認是過度的，包括我們體制內的一些高官退下來以後，專門說到整個中國醫療資源裡的大頭，是服務於金字塔上的那部分少數人，這種情況在這些年已經有了很多的改進，但實際生活中仍然不能說做得就令人滿意了。比如前幾年還聽說有上行下效，你上面設高幹病房，人家到了鄉鎮的衛生院，也設高幹病房。有人就問你們鄉鎮裡哪些是高幹？回答這是相對概念（人家還懂點辯證法），我們這裡靠上的，就是我們鄉里的高幹，就特殊處理。這就把官場化的東西過於擴大了。
第三句話，是具有內生機制的專業化。這和前面所說的活力、市場作用的發揮，一定有內在的關係。如果沒有充分的、必要的激勵，怎麼會設想這些醫療服務人員有內生的一種機制，追求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現在中國得承認跟美國比，跟日本比，我們總體的醫療服務水平就是低端。大家現在聽了以後聞之色變的癌症，按我現在看到的資料，中國本土的水平跟美國比至少相差十幾年。我們知道有原來在位的部級領導同志，在中國認為註定沒希望了，下決心到美國去治，就救回來了，現在回來後在國內參加一些論壇、研討活動，發言還顯得很有生氣，把他救回來的是美國的治癌技術。這些事情我們必須得考慮，不能永遠落後，必須有一種內生的機制，讓大家有自覺的動力，提高我們的醫術，提高我們服務護理的水平。
第四句話，一定要對接政府採購和PPP等等的制度創新。特別是多樣化的醫療服務，在我們養老這個概念之下，已有現在多層次的中高端以上的養老機制在發展，一些養老機構、養老園區、養老特色小鎮建設，需要更積極地和已經看到的一些市場機制創新結合起來。我理解，PPP這樣的創新，是可以使養老養生園區和養老小鎮的開發在實際生活中的機制，跨越我們原來已經形成的，值得肯定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思路——政府和市場劃清邊界各行其道（那個進步意義一段時間裡是要正面肯定的），但現在是螺旋式上升到在這樣的公共工程和準公共工程建設領域裡，政府和企業可以運用合作伙伴的方式一起來做事，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優勢互補，風險共擔，績效提升。這樣的一篇大文章，就是整個供給體系一定要有一個好的結構優化和機制提升的制度建設，來適應大健康養老制度再造這個客觀需要。
這些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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