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諡號。諡號是古代帝王、諸侯、大臣等死後朝廷根據其生平行為事蹟給予的稱號，用以褒貶善惡，一般有上諡、中諡和下諡。上諡就是讚揚之意，就如新聞聯播裡說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諡表同情，下諡表否定。所以諡號幾乎也就是蓋棺定論。清朝大臣一般只有一品以上官位才有諡號，以入過翰林諡“文”，最高為文正，之後分別為忠、端、定、簡、懿、肅、毅、憲、莊、敬、裕、節、義、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潔、敏、達、通、介、安、烈、和。
晚晴四大臣通常是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也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的說法）。四位諡號分別是文正、文忠、文襄、文襄。以下分述之。
曾國藩諡號文正。文正是所有讀書人夢寐以求的稱號，相當於最高榮譽。中國人最注重生前身後名，這個諡號就是朝廷對曾國藩歷史地位的最大肯定。站在清廷的角度，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撐起半邊江山，曾國藩作為中興第一名臣，“文正”確實是實至名歸。
曾國藩能獲得如此榮譽有其歷史背景。1851年太平天國興起，此時的清政府實際已有大廈將傾之兆，對外割地賠款，內部腐敗盛行民怨四起。太平天國最先以宗教籠絡民心再以平均田地蠱惑農民，因此運動發展很快，從廣西開始，一路東進直至在南京建立政權。朝廷非常害怕只是此時八旗已成擺設綠營也無戰鬥力，到江南江北大營全部太平天平破滅之時，實際能倚仗的已只有湘軍。此時的咸豐皇帝也顧不上祖制重用漢人曾國藩，當然最終曾國藩也不負聖望於1864年（同治三年）攻佔南京消滅太平天國，取得所謂“同治中興”的局面。所以作為湘軍統帥，曾國藩確實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曾國藩歷史地位爭議較少，另外一方面在於其開洋務之先，派學童留學，建造第一艘輪船，這些都從客觀上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
縱觀近千年歷史，自宋朝以降，諡號文正的僅有二十四位，宋有八位如范仲淹司馬光等，元有耶律楚材等三位，明有五位，清八位其中以曾國藩最為出名。由此也可以看出文正之諡是少之又少的，曾國藩作為股肱之臣對清廷的統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對開近代風氣之先也有不可磨滅之貢獻。
李鴻章諡號文忠。文忠僅次於文正，低了一級，當然也是非常高的評價了。實際上李鴻章生前身後譭譽眾多，至今也有兩極不同的評價。
李鴻章父親是曾國藩同年，早期李鴻章投身曾國藩門下做幕僚。李鴻章才高氣傲，曾國藩雖然很欣賞他，但也不是很喜歡他的性格。李鴻章曾有詩云“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可見其個性之一斑。後來李鴻章創立淮軍，自立門戶，又重用盛宣懷大力發展洋務，直至創立北洋水師，成為當時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李鴻章後半生幾乎都在與洋人打交道，縱橫捭闔，實際上就是當時的外交部長，這是李鴻章對清廷最大的貢獻。而李鴻章之所以被罵為賣國賊第一是其不抵抗政策。李鴻章幾乎舉全國之力（實際上大部分軍費用來修了頤和園）創立水師卻成為其私人武裝，為了保全實力對挑釁的日本軍隊不抵抗，貽誤戰機，終至於全軍破滅。從整個國家而言李鴻章是沒有權利不抵抗的，一種解釋是是熟知家底的李鴻章明知力量不足以對付崛起的日本，只有病貓扮老虎，不漏底所以不抵抗。第二是代表簽訂了多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但是不得不考慮的是當時的清廷沒有實力與西方各國對抗，像1900年宣佈與11國同時開戰簡直就是國際笑話，所以簽訂不平等條約是沒有選擇的。並且當時清廷實際已拿不出能撐住場面的人物了，李鴻章幾朝元老封疆大吏，也只有他能替主子背這個黑鍋了。
李鴻章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去世，據說慈禧聽到消息也為之落淚。文忠之諡號可以看出朝廷對李鴻章極高的讚譽。對比曾國藩與李鴻章所處歷史環境，後者實際惡劣的多。曾國藩幾乎畢其一生在處理國內農民運動，而李鴻章面對的已全是外國殖民者。李鴻章作為帝國的裱糊匠，有能力卻也無力迴天，換作曾國藩未必有如此效果。所以“文忠”絕非過譽，但是註定李鴻章一生尚有很多可以討論之處。
第三說左宗棠，諡號文襄。文襄之諡相比曾國藩和李鴻章差了很多級。不像曾國藩、李鴻章都是進士出身，左宗棠實際上屢試不第，進士還是後來平定阿古柏之後光緒帝破格賜的。另外文襄一般都是授予有學士背景又有軍功的大臣。
左宗棠的一生並非一帆風順，少年科場不得志，一直未取得功名。早年做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僚，太平天國入湖南時協助駱秉章抵抗太平軍鋒芒頓露，後升兵部侍郎，領楚軍（實際也是湘軍的一支）。平定太平天國後創立福州船政局。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績還是在於平定回亂和收復新疆，鞏固了西北邊疆。左宗棠個性剛直也有點恃才傲物，同為平定太平天國立下大功，左宗棠卻與曾國藩、李鴻章不和。一是攻破南京之後在幼天王問題上與曾國藩唱對臺戲，導致朝廷對曾不信任。二是在塞防與海防問題與李鴻章激烈爭論，很是瞧不起李鴻章。當然也正是左宗棠這股傲氣才能守住西北，被外國學者稱為“帝國最後的鷹派”。
左宗棠死後諡文襄，是對其一生平定太平天國、平定回亂，興洋務、收復新疆的偉業的總評價。
最後說張之洞。張之洞諡號文襄，和左宗棠一樣。話說當年張之洞聽說曾國藩諡號文正，很瞧不起，說曾國藩都可以稱文正，那我死後該諡什麼？可見張之洞也是很自大的一個人，當然沒想到的是死後的評價和曾文正公是差遠了。
張之洞本是清流出身，少年得志最愛的就是議論朝政。清流之所以在當時為很多人所不恥就在於只喜歡批評朝政卻無實際行政能力，張佩綸就是最好的例子（馬尾之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滅）。張之洞比張佩綸幸運，當然也更有能力。山西巡撫任上多管齊下整吏禁菸，調兩廣總督後力請老將馮子材出山打了個鎮南關大捷，之後幾十年一直經營湖北，大力發展洋務，修建當時亞洲最大的漢陽鋼鐵廠，織布局紡紗局等大力發展了現代工業。張之洞一直致力於維新，認識到工業與教育的同步發展，但認為絕不能改變當前體制。《勸學篇》中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已經足夠認識到他的立場，這是為什麼之後他會選擇鎮壓維新派，歸根結底還是不能突破時代和個人思想的制約。當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張之洞對中國社會進步的貢獻，例如今天的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即是張之洞當年倡導建立的，而當年張之洞在湖北創立的新軍更是成為武昌起義的主力軍，也就是清朝覆滅的掘墓人。
至於張之洞最後的諡號文襄頗有議論。“襄”一般是有武功才授予，像左宗棠。對於張之洞除了兩廣總督任上有中法之戰一捷外再無其他戰績，文襄之諡不是很恰當。如果從鎮壓維新來看似乎與左宗棠的“襄”也有天壤之別。所以張文襄公有些難解。
說了這些，諡號作為一種官方的評價，大致可以去由此評判一個歷史人物的地位。當然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並非一個諡號就可以概括，因為任何人都有其多面性，臉譜化歷史人物是不對的，更應該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去思考其所作所為。所以，看清一個歷史人物需要很多方面的材料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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