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的生活歌,日出東方一點紅,老漢放牛到田間

按周作人的解釋,生活歌指的是各種職業勞動的歌謠以及表現社會生活家庭生活的歌謠。從理論說,生活有多麼豐富,作為生活反映的歌謠便也同樣有那麼豐富,但客觀事物的發展並不都是那樣簡單、機械。比如國家大事當然也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出現在潮汕民間的“時政歌”卻比較少。保存到現在的一首《天頂一條虹》,談的是潮汕民間對辛亥革命這一重大事件的反應。歌謠說:“天頂一條虹,地下浮革命。革命鉸掉辮,娘仔放腳纏。腳纏放來真著勢(走路得力),插枝鮮花動動戲(指花在頭上隨著腳步搖動)。”可見民間認識革命首先並不是理性的而是十分具體十分感性的。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期間,對於發生在身邊的農民運動與外敵侵略,潮汕人民應當有非常深切的感受,也產生了一批革命歌謠,但是至今我們還較難分辨哪些是民間創作哪些是革命者的宣傳品。

潮汕的生活歌,日出東方一點紅,老漢放牛到田間

為什麼潮汕的時政歌比較少?我們認為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從地理位置看,潮汕歷來距離全國、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較遠,同主流政治主流文化較少有接觸溝通的機會,因而形成了某種疏離政治的邊緣心態。即使有所感應,也往往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情緒的而非理智的。二是潮汕歌謠主要是在婦女和兒童中流行。他們喜愛具體可見的事物形象和情感體驗,對國家大事這種比較剛性的東西未見得有很大的興趣。

以往的記載大量提到潮汕農民在插秧時“自為儕伍”,“群歌競作”,“是曰秧歌”,我們可以想見這類農事歌謠是多麼熱烈,多麼豐富。可惜的是,由於歌謠的口語性及“口耳相傳”的傳播特點,許多當時風行的歌謠由於無人記錄而沒能留存下來。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農事歌謠只有少量幾首,如“荷犁牽牛下田中,生為農夫忙又忙,一年四季忙不了,春夏過了又秋冬”(農夫歌)、“日出東方一點紅,老漢放牛到田間。叫伊行猛偏行慢,叫伊行慢偏風(放牛歌)”等等,還顯示不出太多的特色。海豐的漁歌非常出名,特別是其中問答式的漁歌更加有情趣:

“你知乜個直溜溜?你知乜個海底泅?你知乜個隨風走?你知乜個獨條須?我知支桅直溜溜,我知支舵海底泅。我知大帆隨風走,我知錨索獨條須。乜人會曉天頂星?乜人會曉海底蝦?乜人會曉礱腳米?乜人會曉樹尾芽?仙人會曉天頂星,龍王會曉海底蝦,米篩會曉礱腳米,尾蝶會曉樹底芽。你知乜魚做大兄?你知乜魚三姓名?你知乜魚得人惜?你知乜魚得人驚?我知鯨魚做大兄,我知紅哥鯉三姓名,我知金魚得人惜,我知虎鯊得人驚。你知乜魚著火燒?你知乜魚上戰場?你知乜魚好打索?你知乜魚好圍腰?我知摸魚著火燒,我知槍魚上戰場,我知鰻魚好打索,我知帶魚好圍腰。

這樣的歌並沒有直接描寫漁業勞動,但沒有海上捕魚經驗的人卻絕對寫不出一個字。我們可以設想,漁民們在與風浪搏擊之後,在艱苦的下網收網之後,面對豐收的前景,面對浩淼無邊的大海,感到不能不歌唱了,於是就以船、以魚、以指明方向的星為題,展開問答,相互鬥趣。危險、辛勞、疲憊、寂寞都一唱而解。這是絕妙的場景,這是絕好的歌。

在潮汕歌謠中,表現家庭生活特別是表現婦女生活的題材才是最大量的。舊日潮汕的家庭大多是以老一輩為家長、兄弟共居或共爨的大家庭。種種利益關係和血緣關係將家族成員拴在了一起。這裡面當然不缺乏溫情,但也有不少糾葛產生於同座屋簷之下。因而,反映家庭生活的歌謠便呈現出多樣性和豐富性。有抒發對美滿家庭的理想的,有表現家人齊心合力戰勝貧困的,有描寫上下兩輩人互敬互愛的。自然,也有一些表現婆媳不和,姑嫂勃豁,夫婦失歡的歌謠作品。由於中國家庭是社會的一個個重要細胞,裡面發生的種種故事具有普遍性互通性,因而這一類歌謠最易流傳,最能動人。

在中國任何家庭中,婦女都是重要的角色。她們的遭遇如何,命運如何,最能夠折射出家庭以至整個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程度。

有一條潮汕歌謠說:“挨呀挨,挨米(磨米)來飼雞。飼雞叫咽家(母雞啼聲),飼狗來吠夜,飼豬來還債,飼牛拖犁耙。飼逗仔(男孩),落書齋(進學堂),飼走仔(女孩),僱人罵(出家後受婆家人欺負)。”在潮汕舊式家庭中,女孩子一出世便遭人賤視,甚至認為家裡養個女孩,還比不上養雞養狗養牛更為重要。

潮汕的生活歌,日出東方一點紅,老漢放牛到田間

潮汕女孩在成長過程中,婚前與婚後是兩個大不相同的階段。婚前不管如何還能從父母兄嫂(當然也有惡兄惡嫂)那兒獲得一些親情與溫情,從“同寅姐妹”當中得到友愛和關愛,可是這樣的日子並不長久。以往潮汕農村流行早婚,女孩長到了十七八歲便要嫁出門去。而出嫁時嫁妝的厚薄多少是至關重要的:

“正日剪春蘿,五娘欲嫁百物無。也無鉸刀也無尺,也無梳仔掠鬢毛。緊緊寄字分(給)大哥。大哥贈妹金皮箱,二哥贈妹豬共羊,三哥贈妹金交椅,四哥贈妹買梅香(丫環)。大嫂贈姑頭上釵,二嫂贈姑腳上鞋,三嫂贈姑龍鳳髻,四嫂贈姑鬢腳釵。外公外媽贈耳鉤(耳環),內公內媽贈枕頭。同寅姐妹贈涼傘,涼傘挺起遮娘頭。

七個走鬼(女伴)七腳箱,七個梅香隨阿孃(姑娘),十人扛,八人隨,隨到林家大祠堂。大堂二堂都拜好,拜存大伯共小郎。

大伯出來語嗆嗆,借問小姆(弟媳)地塊人(什麼地方的人)。我是蘇州人小姐,今日行嫁七千人。上州做官是我兄,下州做官是我爹,北京皇帝是親戚,威風凜凜得人驚!”

這首歌堪稱是當今的《陌上桑》。跟漢代那首著名的樂府民歌一樣,女主人公為了高抬自己的人格,將自己的嫁妝誇飾到了極端痛快極端無理的程度。對歌的內容我們不能從表面去理解,還要透過那些看似荒誕的敘述把握住其中的信息核心;第一,每個女孩子都要為嫁妝而發愁;第二,嫁妝越豐厚,就意味著你在婆家越有地位,越被人看重;第三,反過來,如果嫁妝太寒磣,就得永遠給婆家人看不起。

潮汕的生活歌,日出東方一點紅,老漢放牛到田間

女孩子一嫁到夫家,就要擔負許多勞務和遵守許多規矩。“小雞仔,跳上椅,伶俐新婦早走起(起床)。人客廳,收床(桌)椅;人灶間,洗盤碟;人房內,做針線。父母賢教示(孃家父母家教好),翁姑有福氣。”“長莢豆,頭尖尖,做人新婦嘴學甜。夜昏晏睡早走起,頭毛梳光勿人嫌。”而在此後的生活中,公婆往往是最難侍候的。“耽(溼)結好織無結頭,家官罵娘目汁流。想做家官當父母,孬得雲開見日頭。”這一類的悲歌,長期來總是一代一‘代地唱下去。

自然,在這種撞彩式的婚姻中,丈夫的人品和對妻子的態度如何,才是決定婦女命運的關鍵。如果夫妻在共同的生活和勞動中逐漸由體諒、瞭解而產生愛情,那也是一種幸福,儘管只是一種平凡而卑微的幸福,畢竟還是值得慶幸的。當我們讀到下面一些歌謠,也止不住要為歌謠中的主人公而感到高興:“踢拖(漫步遊耍)官路西,紅紗蚊帳綠紗邊。紅紅枕頭雙人枕,嘴含檳榔笑嘮唏。踢拖官路西,紅紗蚊帳綠紗眉。紅紅枕頭雙人枕,嘴含檳榔笑嘮咳。”

“臼頭舂米傷著腰,夫婿聽知吁吁潮(焦急不寧),尋無烏雞來補腹,尋無杉板來押腰。臼頭舂米傷著腳,夫婿聽知走來哈.(用口哈氣,表示疼惜),尋無烏雞來補腹,尋無杉皮來押腳”。

這樣的溫情,這樣的婚後愛,為潮汕歌謠帶來了一片亮色。可是多數的夫妻恐怕還只能平平淡淡,湊湊合合地生活下去。更不幸的是嫁給的男人不學好或者太花心:

“指甲長長好捻蔥,捻有三百六十叢。無好田園種唔起,無好郎君耽誤人。指甲長長好捻姜,捻有三百六十廂。無好田園種唔起,無好郎君耽誤娘。”

“……九月菊花開返紅,十七十八人君房。共君生無男共女,給君苦逐守空床。十月人收冬,娘仔趕雞去田中。當初原是楠桂樹,今日看是苦莉叢……”

(《正月桃花開是先》)

像這一類敫桂英、秦香蓮式的婚姻悲劇,我們從古往今來許多傳奇、戲劇、詩詞、民歌中見過許許多多。它們發生在潮汕大地絕不是偶然的。只要封建制度封建婚姻這個根子不除,這種上演了一兩千年的悲情苦劇便不可避免。

明清以後,由於潮汕這地方地少人多,許多男人被迫出外直至出到海外謀生,潮汕婦女還承擔著獨自支撐家務和思念外出親人之苦,出現了一大批民間的“閨怨”:

“一個枕頭七寸存(長),留有三寸待我君。等待我君無來枕,枕邊目汁好撐船。”(《日落》)

“四月日頭長,唔思志筐只思郎。思父思母有時候,思君思郎割人腸。”(《四月》)

“一隻白馬掛白鞍,給君騎去海南山。路上有花哩勿採,同宮同厝(同房同室)採牡丹。

一隻白馬掛白鬚,給君騎去海南洲。路上有花哩勿採,同宮同厝採石榴。”(《一隻白馬掛白鞍》)

通過上面這些簡單的記述,我們可以說,表現潮汕婦女生活的歌謠是潮汕歌謠作品中最真摯、最動人的,也是藝術性、表現力最強的。北宋以來,許多史志載籍都一再豔稱潮汕是“海濱鄒魯”,是“詩禮之鄉”,“潮雖小民,亦知禮義”,“潮民號稱易治”……這從一方面說,固然反映了儒學與文化教育在潮汕漸次普及,但從另一方面說,也表明封建思想與封建秩序日益強化。直至辛亥革命,雖然潮汕婦女們“放了腳纏”,但是精神上的“腳纏”並沒有完全解除。“五四’,運動前後潮汕出現一首新歌謠:“文明世界,煙仔食派(吸香菸成為時髦);女子解放,自由擇婿”,這恐怕還是一種願望,一種提倡。不從根本上變革社會制度,剷除封建遺毒,創建新的文明,“女子解放,自由擇婿”難免還是一輪水中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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