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學上術語很多，有些常被提到，如初刻本、重刻本、影刻本、精刻本等等。顧名思義，初刻本就是第一次刻印的書稱初刻初印本，這種本子最受人重視。重刻本是指這塊書版的字畫漫漶不清又到處斷板，乾脆另起爐灶，重刻此書。自然，重刻本肯定比這書的初刻本晚很長一段時間，所以一般地說，重刻本不大受藏家重視。但是情況並不絕對。有些人的著作，刊印者在最初收集的時候，限於條件，未能完備，只能先行雕印。過些年後，網羅不少佚文佚著，再行刊印，但書名並未改變，是為重刻本。而這種重刻本，其內容因比初刻增添許多，學術價值當然不問可知。而且單從其所增添的內容來講，也是初刻初印，並非重刻。不過若從版本價值來說，這種重刻本仍不可與初刻本同日而語，初刻仍然以其最早刊印而勝過重刻。這雖有些不合理，卻是事實。
影刻本是按照宋、元以及明代某些極稀見的書依原樣雕刻，叫影刻。比如有一部詩歌總集，《玉臺新詠》，是南北朝時期有個叫徐陵的人編的。這書極有名，內容包括從漢到南北朝許多詩人的作品，凡是研究或愛好文學的人都看，明末有個叫趙均的人，家裡藏有此書的宋本，他就照著宋本的樣式影刻了這書，因為他的堂號叫小宛堂，所以後人稱這部書為小宛堂本。這就是影刻本。可是到了民國初年，小宛堂本的《玉臺新詠》也極為稀見，於是有個叫徐乃昌的藏書家，在民國十一年又影刻小宛堂本《玉臺新詠》，而且仿得十分逼真，幾乎毫釐不爽，這就又是一種影刻本。趙影宋，徐影趙，影刻本就是這樣一翻再翻。由於這兩種影刻本都翻得非常好，因此很有經濟價值。所以書商往往將趙本拿來冒充宋本，徐本拿來冒充明本，甚至乾脆將徐本冒充宋本。因為趙本的祖本是宋，所以徐影趙，等於也是影宋。書商利用這種形式騙過不少人。古代藏書家們影刻過不少宋、元舊本，大多仿得非常好。
關於影刻的方法，是以某一版本為底本，逐葉復紙，將原底本的邊欄界行、版口魚尾、行款字數等等，毫不改變地照樣描摹或雙勾下來，然後將描摹好的書葉逐一上板鐫雕。這樣，雕印出來的書，因為版樣是影摹的，對那個原底本來說，這個刻本便是影刻本。影刻本多用於影刻宋元本書。因為宋元本傳至明末清初，已極稀見。為了保存傳本，流傳久遠，便常採用這種影刻的方法。但傳本中，也有翻明本乃至翻清本。如明正德、嘉靖時翻弘治本《鹽鐵論》，清末翻乾隆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以及大迭山房，東山草堂翻雍正陸鍾輝水雲漁屋《笠澤叢書》本等等。
歷史上有不少藏書家、學者都用影刻的形式翻了不少宋元珍本。其中名氣最大的當屬黃丕烈在《士禮居叢書》中影刻的一些宋元書。清末著名的四大藏書樓，楊氏的海源閣與瞿氏的鐵琴銅劍樓、陸氏的百百宋樓和丁氏的八千卷樓，也依據家中所藏宋元秘本影刻了一些名貴古籍。民國以後大藏書家層出不窮，影刻宋元舊本蔚然成風，用時髦的話說，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這道風景裡，以董康、陶湘刻書最多、最精。北京圖書館將此二人所刻之書列為“新善本”，對此二人算是殊榮，此外，還有傅增湘的雙鑑樓、徐乃昌的積學齋、劉承乾的嘉業堂、蔣夢蘋的密韻樓、鄧邦述的群碧樓、劉世珩的玉海堂、張均衡的適園、吳昌綬的雙照樓、周叔弢的自莊嚴堪等等都影刻了不少。特別再碰到其中的紅印本、藍印本更應加以重視。因為過去紅、藍印，是用來校對用，印數極少。而此時由藏書家們刊刻的紅、藍印，是為了漂亮。印數不多，不為賣，主要是送朋友或與人交換或自己欣賞，現在都流傳很少。
精刻本，是指書的雕版字體工整秀麗又經過精審的校勘。宋元時刻的書，當時的刻手技藝較高，而寫樣的人，也很有水平。所以宋元版書的字體，後人多評為道勁有力鋒毫畢現，又端秀凝重圓潤悅目，是精刻本。明早期中期所刻之書尚有宋元遺韻，也是精刻本。嘉靖、萬曆以後，印書的人往往把書稿交給書坊的工匠寫樣，工匠的書法比較拙劣，校勘也多草率，不算精刻。到了清朝，尤其是清初，官府刻書，私人刻文集，都請善書法的人寫樣，校勘也較精審，有不少精刻本存世。道光以後，江河日下，雖然還有許楗所刻以及其他少數名家所刊之書稱得上精美，但畢竟是流風餘韻難成氣候了。寫刻本的意思和精刻本一樣，即由誰來給書版寫樣和用的是什麼字體。
大約從明朝正德年間開始，刻書的字體漸漸形成一套約定俗成的套路，即橫平豎直，起落頓筆有稜角，字形方正，筆劃硬挺。萬曆以後，字形由方而長，筆劃橫輕豎重，這就是仿宋體，為以後的印刷體開了先河。到了康熙以後，這種字體在清刻本中最為普遍，特點是橫輕直重，撇長而精，捺拙而肥，右折橫筆亦肥而粗，與明朝的仿宋體已有不同，不及那時美觀，但還看得過去。道光以後，字體結構越來越呆板，毫無神氣，說得不好聽點，像一排排殭屍，卻已經是最普遍流行的字體，即印刷體，因為這種字看去生硬板滯，所以版本學上稱之為硬件字，也稱匠體。
相對於硬件字，又有軟件字。軟件字就是上面講的名人名家手寫上版的字體。特別得說一句，名人名家不是一律指文人學者，而是包括了刻字的工匠，因為這些工匠不寫鷹體字，硬其字多有個性，並且寫得非常好。如嘉慶時金陵的劉文奎、劉文楷、劉文模等等。民國時還有兩個寫字的高手，一個叫饒星舫，一個叫陶子麟，兩人都是湖北黃岡人。陶子麟所刻書多在封面或卷尾刻“黃岡陶子麟鐫”或：“武昌陶子麟鐫”字樣。前面提到的徐乃昌刊印的《玉臺新詠》，就是陶子麟寫的樣。
最後總結一下，基本可以這麼說，寫刻本里分幾種，第一種，名人，往往是有名的文人學者，如清代的張力臣、金冬心、林佶、鄭板橋等等；第二種，雖非文人學者，但字寫得好，是寫板的名家。如康熙時的劉文藻，嘉慶時的劉文奎、劉文楷、劉文模，民國時的饒星舫、陶子麟等等，第三種是既非文人學者，也不是被歷史記載下來的即上述第二種專門寫字上板的名家。但是他們也寫的是軟件字，其中有些還寫得非常漂亮，不遜於第一、第二種人。這樣說，我覺得對寫刻本的概念比較清楚一些。
其實，寫刻本這一概念有些不清，因為無論什麼刻本，也得由人寫出樣後再行雕刻刷印。寫軟件字的叫寫，寫硬件字的就不叫寫?從這上說，無論是寫什麼字，都是寫刻本。只不過從約定俗成的角度看，寫刻本已與精刻本，軟件字畫了等號，而匠體字也與硬件字畫了等號，無法改變也不必改變。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單從字體來說，判斷一書價值若何，是從軟件、硬件來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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