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曾经每年保持9.6%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快的，在过去的40年里，每年城市化率提高3.1%，而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速度是0.33%。一些和中国处在同一人口转变时期的国家，城市化速度在过去40年里平均是1.75%，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不含中国，每年只提高了1.65%。
但是，中国的高速城市化，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城市化率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比如58%，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也就是1.7亿农民工。如果除去他们，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到目前为止也只有42%。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过去很快，但是已经开始减速，从2010年的3.33%，降至现在的2%。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是84%，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5%，中国至少与他们的差距在7个百分点以上，中国的城市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在8000至9000美元之间，未来5年要达到人均GDP12000美元，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还没有走完，必须持续下去。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低城市化水平上实现现代化，无论是基本现代化，还是现代化强国，中国必须继续保持城市化速度。
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贸易格局是被分割的，国际贸易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主要是产业内贸易，发展中国家没有加入到这个分工体系中。由于发达国家之间没有根本上的资源禀赋差异，因此他们进行的贸易不是交换生产要素，而是规模经济。当时的国际贸易不会改变生产要素相对收入水平，不会影响国内的收入分配状况。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苏联、东欧、拉美先后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全球变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开始交易，也就是交易生产要素。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中间生产制造业产品的工人失去工作，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科技、教育的发展，使高端劳动力人才得到发展。而为老百姓生活服务的岗位永远都在，因此劳动力市场走向两极，收入也两极分化。
中国要从中总结经验。
一是失业是过度就业的结果，找工作困难是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结果。如果在社会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会带来问题，会导致过度就业，过度就业是指失业率已经低于自然失业率。有自然失业率人们会知道，想找到工作，必须接受好的教育和好的培训。如果没有自然失业率，只要想找到工作，总有人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鼓励人们去接受人力资本的培养，这就造成了潜在的长期增长隐患。
二是长期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的过快上涨，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偿不了工资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就要提高，产业比较优势就将丧失。资本要加快替代劳动力，机器人迅速替代人，同时产业还要向其他地区、其他国家转移，剩下的岗位就会减少。此时岗位流失，人力资本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后的技能需求，工人可能会陷入新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提前减速，因为它遭遇到一些制约，如果打破制约，可以使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供给更充分一些。
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城市化水平只有17%，70%的劳动力在农业。现在城市化率从17%提高到58%，劳动力从70%多降到不到20%，并没有发生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差距仍然很大。
第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农业经营规模没变，土地规模没变。因此推动城市化，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将是必然之路。
第二，户籍制度仍然阻碍农民工在城里长期居住，阻碍农民工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像城里人一样消费、像城市里的人一样到60岁退休。
第三，过去几年在调整产业结构时，有一些误区，认为从二产到三产就一定是进步，但到目前为止，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城市化的方向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的时候，就不应该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反而应该从第三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因为保持城市化的速度，保持劳动生产率原则都是同样重要。
(本报记者张一鸣根据会议资料整理，经会务组审核，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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