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名為“教父”的微信外掛程序，帶著一群年輕人在犯罪的歧途上越走越遠。近日，經江蘇省泰州市姜堰區檢察院提起公訴，一起涉案金額逾千萬元的編寫、銷售微信“搶紅包”外掛程序案宣判，戴某、鄭某等10名被告人因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均被宣告緩刑，各並處罰金，同時追繳犯罪所得合計1000餘萬元。
新發明成非法獲利武器
戴某和鄭某是福建省某高校計算機系在讀學生，關係很不錯，平日都對計算機編程非常感興趣。
近年來，微信群“搶紅包”遊戲興起，其中一種叫“捕魚”的玩法更是吸引了不少玩家。群成員發出固定數額紅包，並約定一個數字為“雷”，若某個玩家搶得紅包金額的末位數為“雷”，則要全額返還紅包給發包人。2016年7月，鄭某接觸到這種遊戲，參與幾次後覺得很是新奇，便找戴某一起琢磨。憑著悟性和專業知識，兩人很快根據遊戲規則，編寫出一套用於微信“搶紅包”外掛程序代碼，不僅可以自動搶紅包，還能自動識別紅包金額、避免搶中“雷”。兩人進行了嘗試，果然屢試不爽，收益頗豐。
2016年9月，戴某在與網友楊某閒聊中提到剛剛琢磨出的“秘密武器”，楊某當即覺得有利可圖，極力建議通過網絡銷售這種“搶紅包”外掛程序，從中賺一筆。
“現在通過微信‘搶紅包’賭博的人不少，將來利潤肯定很可觀。你們負責技術就行，不需要什麼成本，對外由我們負責銷售。”這番話讓戴某很動心，便與鄭某商量後搭建了專門的服務器用於軟件管理維護。由楊某作為“總代理”，通過網絡招募下級銷售“代理”團隊，並約定了利益分成。同時，他們給這款外掛程序起了個頗具震撼力的名稱——“教父”。楊某等通過各網絡社交平臺，以廣告推廣的形式推薦“教父”，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
“教父”外掛程序本身是免費安裝的，但是由於戴某、鄭某加了密，玩家必須向“代理”購買授權碼才能正常使用。“教父”授權碼最初以100元價格由“代理”對外銷售，收益逐級分成。後來團隊成員看銷路不錯，竟然坐地起價，將每個授權碼的價格漲到了120元。短短9個多月時間裡，累計銷售金額竟達1000餘萬元。
核查犯罪數額，審查報告長達8萬字
2017年5月，公安機關在辦理系列“搶紅包”賭博案件中發現相關線索，先後對戴某、鄭某、楊某等“教父”程序編寫、銷售團隊成員立案並採取強制措施。由於涉案人員較多，交易數據龐雜，加之主要通過線上交易方式，在證據把握和數額認定上較為困難。同年9月，該案移送姜堰區檢察院審查起訴。
要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的賬目往來必須要查清。根據涉案人員身份信息，檢察官將他們的支付寶賬號、微信賬號、銀行卡的註冊信息、登錄日誌、轉賬記錄和流水賬單等全部調取到位，但面對一大摞資料，還是讓人感到無從下手。
“涉案人員眾多，每個人又都有多個賬號和信用卡，他們的資金大都按日結清，往來信息很頻繁，要查清楚確實不易。”提審過程中，“教父”銷售團隊成員劉某的一句話引起了檢察官的注意，他供述稱，為了理清成員各自應得的“收益”，團隊組建後不久即約定銷售所得由他統一收發。
那麼，是否可以將劉某的賬戶往來情況作為核查犯罪金額的突破口？隨即，檢察官行動起來，調取其所有賬單流水，並以此為中心向外輻射，將其他人的資金往來情況與之對應起來，製成表格，再一項一項核算。很快，每個人的獲利情況逐漸明朗起來。
在審查網上轉賬記錄時，檢察官敏銳地意識到，既然是線上交易，很有可能存在相關聊天記錄。經補充偵查，公安機關對涉案人員的手機進行了數據恢復。檢察官根據聊天內容、賬戶往來情況確定銷售記錄，再將40多名證人的證言與調取的聊天記錄、犯罪嫌疑人供述等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厚厚的一本審查報告長達8萬餘字。
多方研究論證，確定案件性質
編寫、銷售“搶紅包”外掛程序系新類型案件，目前尚無明確的司法解釋可參考，也沒有案例判決可循。檢察官多方查找資料，將相關計算機網絡犯罪案件的審判情況反覆研究，還將案件全部爭議焦點一一列出，逐個分析。最終，檢察官認定相關被告人的行為均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該案辦理期間，檢察官專程前往騰訊公司聽取技術部門負責人意見；實地查看鑑定流程演示，直觀瞭解微信數據保護機制和“搶紅包”外掛程序代碼的運行方式。在庭審中，檢察官主動申請鑑定人出庭，就專業領域問題發表意見，有力支持了檢察機關公訴意見。經多次開庭舉證、質證和法庭辯論，面對有力的證據和充分的說理，該案被告人均當庭認罪，於判決前主動退還部分犯罪所得。（檢察日報 沐傑 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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