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2018年9月在“新監管環境下的金融業發展高峰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謝謝燕青！尊敬的在座的主辦單位的各位領導，在座的各位嘉賓，各位專家，各位朋友，大家好！很榮幸接到邀請來和各位做個交流。我按照原來的約定是做個命題作文，在張軍院長做了一個宏大的理論框架結合實際的深刻分析之後，我聚焦在一個對於金融視角的原來約定的題目上，就是談一下怎麼認識金融業創新發展中監管的相關學理，還有可以提出的基本思路。
首先，先講一下我作為研究者怎樣看待金融業所迫切需要的創新發展。我覺得可以至少總結如下六個維度。
現在大家都看重創新發展，中央說是“第一動力”，而對金融鄧小平早就說了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它在創新發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迫切需要的金融創新發展，第一條是它的出發點和歸宿要落在更有效地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融資支持。因為可以進一步說，這個經濟的核心可以比喻為一個國民經濟運行的心血管系統，這個心血管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再怎麼重要，它也是要服務於整個生命機體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所以，出發點和歸宿是落在經濟中間的實體經濟的部分，一般人把金融看作主要是虛擬經濟的屬性，即是要服務於非金融的實體經濟的發展，而中國的實體經濟現在面臨的就是衝關期，怎麼到了世界工廠之後還要升級發展，騰籠換鳥式發展，高質量的發展。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央的精神非常強調的是問題導向之下要糾正脫實向虛的偏差，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十九大以後攻堅戰的要求，就是在這個主軸上要求金融更好地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防止這個核心、中心變成空心。如果金融越來越自我循環式的虛化了，那麼就偏離了在原理上和實際生活需要上所說的這個主軸。
第二條金融的創新發展，一定要推進我其勢在必行的“多樣化”改革。金融的機構還需要進一步多樣化，金融的產品更必須充分地多樣化，形成一個對於現實生活需要無縫連接的金融供給體系。前些年有關部門討論的時候我就知道，很多高端的金融人士對於金融領域存在壟斷這個命題是不接受的，認為全國放眼看去已經有一千多個銀行、金融機構天天在那裡競爭，怎麼還說我們壟斷？現在機構數量可能至少要兩三千家了，但是我的說法是反證一下，金融它供需之間長期存在著的賣方市場，長期存在著短缺，不光是對於三農、小微創新活動，就是對於一般城市居民、中心區居民的窗口式的金融服務，都是可以多年短缺狀態，它反證出的一定是多樣性不足。多樣性不足的經濟學解釋，就是存在著過度壟斷因素。中國金融的過度壟斷，也可以從一般金融指標的中外對比來看出。我們注意到，美國這個代表性的金融比較成熟的經濟體，它的前十位盈利水平最高的上市公司，第一位不是金融這方面的銀行，而是高科技公司，第二位是銀行；在前十位裡，只有三家銀行。而中國排出來以後會發現前十家統統是銀行。另外，利潤率在各個行業的分佈，美國排列一二十個行業下來，它是一條比較圓滑的下降曲線，金融業也是排在高科技後面，是第二位。中國可不行，中國這個曲線出來以後，銀行金融業是一枝獨秀，第二位一下落下來了。它說明了什麼？要素流動不足。所以，我強調金融創新發展要克服這樣的一種情況，一定是需要多樣化改革。金融產品的多樣化，不能夠脫開金融機構還要進一步多樣化，最後落在無縫連接的金融產品供給體系，使各種類型的融資需求都能找到對應它的那種金融供給產品，這種狀態就會健康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金融的創新發展應該包括我認為不可迴避要討論的健康可持續的政策性融資體系。現在大家都接受的要發展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綠色金融，還有國家所說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得到強有力的投融資支持等等。具體考察一下，所有這些概念後面都有非常明顯的政策因素，都必須討論政策傾斜，光講商業性融資體系是不夠的。當然，這就帶來一個挑戰性的問題：政策性金融體系有國際經驗，也有中國過去的探索，但是一直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可持續運行的健康狀態。把這個事情處理好，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裡它的複雜性會進一步使我們感受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可能還要跌跌撞撞地在這方面繼續討論和探索。我們特別推崇的一個認識，叫“守正出奇”，政策性金融體系首先得對接市場，必須充分尊重、適應市場的規律和力量，這是“守正”。但是又不能簡單地說只是順應市場，中國就可以一路現代化了，市場經濟的一般經驗在中國是不夠用的，我們還必須在中國特定情況下，在市場決定性作用後面處理好怎麼使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這個“出奇”、而且出奇要制勝的問題。這在金融系統裡的挑戰性，涉及前面張院長分析的這樣一個複雜情形：政府在比較多地介入經濟生活，這種介入可能有它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但是會帶來的就是複雜的雙軌制運行裡的設租尋租，你處理不好就是烏煙瘴氣，大家都在處關係。但是如果能夠在這方面處理得好的話，可能又變成我們“守正出奇”以後中國在比較窄的空間裡能夠推進追趕而又趕超的現代化戰略，這是我們中國必須衝破歷史三峽而對的一種歷史性考驗。所以，第三個方面要繼續探討：要想支持三農，支持小微，支持綠色發展、低碳發展等等，光講商業性金融是註定不夠的，怎樣使政策性金融可持續健康發展？一系列的機制我們有所探討，今天時間關係不能再展開說。
第四個金融創新發展，就是一定要適應新技術革命的大潮。這個新經濟來了，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互聯網+、科技金融這些概念大家都敏銳地意識到它的前沿性質，同時帶來的也有困惑，也有我們要討論的風險。一度熱度很高的P2P，現在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但是你從長遠來看能把這個概念扔掉嗎？以後的互聯網+和科技金融在這裡面怎麼應對發展中間的起起伏伏和一些困惑，甚至是打擊？階段性的打擊下來以後，我們怎樣注意小孩子洗澡水不要一起潑出去？這個事情現在也是剛剛展開。
第五個方面，我特別強調投融資的創新發展，一定要對應現在現實生活中很有影響，也帶來很多困惑的PPP的創新發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這種夥伴機制已經超越了我們過去對於政府、市場和市場主體關係的那個“井水不犯河水”的認識階段，螺旋式上升到在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園區建設和運營、連片開發這種重大的投融資領域裡政府和企業一起以夥伴關係來做，而且它是一種我說必須明確為平等的民事主體自願簽約的夥伴關係，才可能在法治化的保障之下有可持續性的這樣一種機制，這顯然在中國還是方興未艾的探索。在現在這段穩一穩之後，它理應對接一個更健康的可持續發展，但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的挑戰性的問題考驗我們。
第六個要說到，要想中國在強起來的時代真正實現現代化，人民幣的國際化是勢在必行的，而這對我們來說是個長期考驗，也是看我們的配套改革什麼時候能推進到有能力“自拆防火牆”的資本項目下可兌換，使人民幣先具備一個真正貨真價實硬通貨的架構，然後接受全球要素流動的考驗，看我們能不能自拆防火牆以後，能夠經受住熱錢、遊資想進就進想出就出的考驗，而我們真正成長為一個現代化強國。以上這些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我想彙報的是怎麼認識和防範金融風險，以及相關於監管這方面的學理上的認識要點。我認為需要把討論金融監管的認識框架和我們現在探索的新供給經濟學的一個認識框架結合在一起。我們承認，原來主流經濟學裡大家用起來很駕輕就熟的完全競爭假設，很簡潔，對於我們認識經濟的規律很有幫助，但是它已不夠用了。它就像需求管理這個認識框架很有價值但是已經不夠一樣，我們必須有升級版。這個升級版的認識就是經濟生活中的真實圖景，是非完全競爭，以非完全競爭作為新的前提，2.0版的假設前提之下，我們就要看到必然會有一些必要的、但也可能走偏的政府幹預和介入，一些政府作為主體的管制因素。這種必然發生的非競爭的這些因素，對於金融來說又有它特殊而濃厚的色彩，在金融實際運行中你放眼看去，全球金融業務都是要求高度專業化，因為它的社會影響就是“傳染性極高”，這個金融的鏈條一旦出問題，很快可能擴散為全局性經濟和社會生活混合在一起的危機局面。所以，在實際生活裡面，對金融主體的資質要求比一般的市場主體資質要求就是高得多，而且在政府現在已經形成的管理套路里，它就要發牌照，必須認定資質以後才能允許開展業務。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應該直截了當地認識，我們討論的金融進一步的多樣化，其實是必須放在壟斷競爭框架之下來討論的，它決定著金融風險的防範，還有金融監管這方面它的特殊性，它比別的行業要更多的講求資質，講求監管這方面的有效性，講求對於風險因素比較早的識別和比較有效的遏制。這些東西在投融資裡又帶來一個困惑，我說的就是如果要在廣義上講，金融對應的投資融資活動可以說風險點是無處不在的。其實經濟生活就是由種種活動裡的風險因素和可能控制風險以後取得的高回報這種動機綜合在一起，不斷地在運行過程中展開的經濟事務的演變。這種經濟活動中間投融資的高度的專業化性質，又帶來它風險識別上特殊的一些要點，看任何金融業務它的全程，你會看到許多許多的風險點，可能它合在一起。無處不在的投融資的風險點，到底怎麼讓我們去防範它的不良影響？我想強調一句：我理解對防範金融風險中央特別強調的這個命題的“真問題”，是有效防範所謂“系統性風險”，因為你如果講到廣義而言的風險點無處不在，實際上最實質性地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些風險點會產生，要容忍它存在的同時，不要讓它們一下合成一個過界的對我們經濟生活的打擊、總體局面的敗壞，所謂危機局面的形成那就是系統性風險的實際表現了，我們必須防止這種局面。我覺得中央的指導精神的實質應該落在這個層面上，但現實生活中確實它又有複雜性和微妙之處。人們得說要見事快，要防患未然，那個風險在“風起於青萍之末”的階段上，你就要開始對它有所識別，就要開始想著怎麼防範它。這個事情的掌握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一種藝術了，很多時候可意會不可言傳了。多少經濟學家想量化這些風險，得了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的被業界承認與推崇的公式，並沒有能避免在金融危機打擊下他自己所處公司按照這個公式指導的業務活動全面的潰敗，這都是我們反覆看到的問題。所以，這裡的複雜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尋找在這裡面怎麼樣掌握好防範金融風險，做好監管。這個學理上的要求，就是理論要密切地聯繫實際，在滾動的發展過程中去提高我們實際的認識水平和掌控防範風險的能力。美國的金融如果說走到了研究生階段，那麼中國的金融充其量是走到了高中階段。但你看研究生階段，它也出事兒，它在金融深化的過程中本來信心滿滿，結果來了個次貸危機，引出的是金融海嘯，又是全球金融危機、打擊所有國家的經濟。當然由於有它另外一些別的國家不可相提並論的那種實際支撐力，在滿城風雨之後，美元卻成了各方首選的避險資產，而且它又加上我們必須進一步研究的一系列供給管理的措施，在西方發達國家裡率先進入復甦過程，現在人家已經在那個升息軌道上運行很長一段時間了，這些事情都有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的複雜性。這是我說的第二層次的學理上的一些粗線條認識看法，一言以蔽之是在講完全競爭框架下認識和掌握髮展與風控的複雜性。
再抓緊時間說說第三個層面，進一步推到怎樣掌握金融監管的基本思路。想提出幾點探討性的看法。我的核心的認識思路，是要把握好“發展中規範”與“規範中發展”的權衡關係和必須掌握的順序。第一個要點，回到一開始的命題，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任何創新都必須給出試錯的空間，都得有彈性。這個創新的過程中看到有試錯這個必要性的話，首先是要講於發展中再去尋求規範，因為這是個大前提。我理解沒有這個彈性空間，實際上就等於說我們可把法制推到極致，所有的白紙黑字的規則先要非常正確和明朗，我們才能做金融活動。實際生活中間你要想金融創新的話，恰恰沒有這個大前提，我們很多的創新，比如互聯網金融是典型的（現在科技金融跟著互聯網金融擴展的概念，實際講的一回事兒），很多應有的規則還無從討論怎麼確立，你首先得給出一塊試錯空間，有彈性地讓人家去試錯，讓人家試著去創新，這就是先進入發展中後面才能講規範的一個初始階段。
對金融創新怎麼創看不清，相關的風險狀態看不準的時候，不能先講規範，中央也好，地方層面也好，似乎這個道理是相通的。如果從中央層面，我想舉一個我觀察的很有意義的中國現實例子，是對於現在實際生活已很有影響的微信。李克強總理說，前幾年內部討論的時候，曾經有一派意見是已經感到微信對政府會帶來麻煩，是不是要把它管住，怎麼管呢？那時管住的辦法就是把它掐死。那時沒有別的更多可區別對待的地方，是讓它發展還是不讓它發展，其實就是當時討論的核心問題。總理當時給了一個態度，4個字：“審慎包容”，你別急著動手，審慎就是要看一看，要有一定的包容性。過了幾年以後總理回過頭來直接講這個事情，審慎包容的結果是現在看來微信雖然還有別的種種可能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顯然已經在發展的方面大家都接受了它，而且它對於中國經濟繁榮的貢獻已經可以形成共識了。你說現在微信它藉助於互聯網，藉助於移動互聯，給政府造成的麻煩是不是繼續存在呢？比過去可能更明顯了，要不大家在朋友圈裡怎麼動不動看到“404”，政府必須有很大的成本，據說僱至少幾萬人24小時輪流轉，在那兒刪帖。但是微信現在是中國整個經濟生活中從草根層面給居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務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它還有很好的壟斷競爭之下的對手，一個微信，一個支付寶，都可掃碼支付，千方百計提供讓用戶體驗提升的這種金融服務，使中國草根層面的老百姓，在街頭巷尾買煎餅果子手機一掃，解決了。很零碎的小錢，可以在手機上連通理財服務，天天通知你高於銀行定期存款的具體收益率。這種金融服務很便捷地把它的普照之光照到了社會中的這些角落上，使外國人驚呼，中國由這樣的一些創新成果應用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階段，它帶來的是什麼？就是我們經濟學上所說的，便捷和生產費用、交易費用的降低，促進了繁榮，使供需更好的互動起來，這不就是支持著我們的景氣嗎，在這方面是重要的加分因素，是對老百姓美好生活的一種很好的有效供給的回應。
從這個案例來說，沒有前面的審慎包容，就不會有中國後面的超常規發展。這個原理我想還是應該在當下，大家都在講防風險、都在講嚴監管的時候、仍然應當放在第一位說到的。
第二個層面，當然監管當局守土有責，誰坐在監管的位子上，你都必須出監管的政績。這個監管政績需要在發展中嚴密追蹤金融運行的風險狀況。當看到有八九不離十看準了的風險，應該說有一定把握的時候，就要及時出手來控制。所以有跟著的第二個概念，強調“規範中發展”是對應有一定把握、可識別的風險因素，怎麼樣把它封住。前面金融辦的領導說得也很生動：“從無到有，從松到緊，從籠統到具體”，符合認識規律。當然，在事物波浪式發展過程中也可能到一定階段，也需又來一個“否定之否定”，就是減少一些繁文縟節，刪繁就簡，抓住最核心的監管要領。像PPP，最開始草創階段沒有現在這麼多的文件，而現在PPP如要按照文件流程走下來，一般來說最快也得半年，現在已有這種規範的必要性，但我覺得以後更成熟的時候未必這麼走，當然那是後話。總體來說，監管當局要爭取見事快，對能夠識別的風險取得了八九不離十的認識把握以後，要比較果斷地出手。現在已經有人說我們對P2P等等一開始強調讓他們試，後面應該有的監管措施出晚了。可能有這樣的特點。所以，那種龐氏騙局的事情已經傳染得比較不像話了，才出手防範問題，最近一段時間在資金鍊緊張的情況下，出現了種種爆雷，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經驗的。
順便說一句，中國有些有作為的監管者很不幸，有所作為可能是把自己送到下臺的位子上。大家想想最近的疫苗事件，疫苗事件這種極端的壞案例是怎麼發現的？是在任的領導者發動了嚴格的、較真的飛行檢查，發現了問題又要及時去制止，制止的結果是他最後和其他人一起辭職下臺。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是帶點兒諷刺性的，可能也是我們改革中不得不探索的監管部門確實左右為難之處，它要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但是做到一定時候社會群情洶洶，種種因素合在一起，他自己的位子可能都坐不穩了。這也說明了監管工作不好做，說明了它的複雜性。
前面說了兩個層次，發展中規範和規範中發展，原理上說這兩個層次不能顛倒，不能反過來先講規範中發展，但實際工作中確實可能又不是那麼截然分明的。所以，接著要說，必須動態權衡在某一個具體領域裡它是怎樣一個轉換點，大致到了一個臨界點的時候，原來強調的發展中規範必須轉到規範中發展。到了某一個地方政府轄區之內，我覺得對應於我們過去所說的地方層面有較大可塑性的政策性融資，它的舞臺是相對開闊的。過去早就有財政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還有現在大家已經認同的產業基金和產業引導基金等等，這種實際是要把地方的財政政策與資金作為後盾去支持金融方面的政策性金融，再對應上可引致的商業性金融，在地方層面實現金融創新發展。這方面在某一個具體的領域裡，什麼時候要強調發展中規範，什麼時候要強調規範中發展，確實往往沒有十分清晰的一定之規，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總結經驗去掌握好它的權衡點的。
第四，我覺得從中央到地方的金融監管部門，在自己公權在手的情況下發揮監管作用的同時，還要有個意識，在優化工作中的協調機制和應急機制的同時，在所謂調動行業、企業、市場主體他們的自律和內部風控的機制方面，應該形成相得益彰的互動。這也是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國家推進現代治理特別要追求的一種新的機制連接境界。因為“治理”和“管理”實際上有重要的區別，管理那就是比較簡單的自上而下的掌控架構，而所強調的治理一定是管理和自管理、組織和自組織、調控和自調控融為一體，調動一切潛力和活力，又能控制風險，又能更生機勃勃地發展。這樣一個追求對我們來說，當然也有挑戰性，但是已經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點明的一個我們在創新發展中的核心理念。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指的就是這個新境界，我們在金融監管方面當然要追求它。
另外，我在前面聽到張院長等發言以後，我覺得還有一條很重要，就是我們現在掌握監管，一定要再放大到“跳出監管看監管”，即監管部門和其他相關部門，怎麼一起去推動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前一段時間的央財互懟，那是過去多少年沒有出現過的一個情況，可能也表現了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凸顯，已經凸顯到了這兩大綜合部門由於種種原因公開在大眾面前來過招兒，本來應該內部協調的一些認識，現在變成了互懟。老百姓有人說這是好事兒，讓我們更透明地知道你們各自是什麼觀點。但我那時候強調了一點，有些央財互懟的是非論據，在這個層面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因為它面對的是整個經濟運行體制裡從企業到金融機構和銀行的軟預算約束，這種軟預算約束跟張院長剛才分析的過度的行政介入、過於複雜的政商關係，有不解之緣。中國必須以系統化的配套改革對整個經濟體系做治理，這個任務不抓住的話，再講多少金融監管，很多東西也只是治標，沒有涉及到治本。怎麼樣去處理？比如大家都認為不應該剛性兌付，但壓力來了以後不得不剛性兌付，你怎麼解這個死扣兒，這顯然是個系統性改造的問題，不是央財這兩個部門自己能解決的問題，同樣也不是各層的金融監管機構自己想做好工作，在自己的業務範圍內能解決好的問題，一定是個配套改革命題。這個配套改革到了深水區，怎麼攻堅克難那是一篇大文章。但我們要把它放在心裡，這樣才能使我們整個經濟生活裡最後達到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合乎意願的“金融像金融，財政像財政，市場像市場，銀行像銀行，企業像企業”，那時候跟比較成熟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意願中的目標，可能就比較接近了。
這些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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