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經濟學動態》復刊40週年研討會上的發言）
主持人：朱恆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副所長
朱恆鵬：我們現在進行第二場關於中國道路、改革、發展與穩定，我們有請賈康老師、潘家華老師、李稻葵老師、陳宗勝老師、許憲春老師、張車偉老師、張平老師上臺。我們下面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六位嘉賓一個人最多八分鐘，能夠讓大家有提問的時間。我們過去40年，每年9.7%這樣高經濟的增長，毫無疑問對中國整個歷史來說，應該是從來沒有的，我們今天人均收入也是最高水平，而且我們開始到了高速發展程度，因此我們總結過去40年的經驗，同時，我們當代中國理論來解釋也為未來的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一些啟示和指導，下面我們來邀請臺上的六位嘉賓，很難得這麼多知名經濟學家聚在一起，分享他們的精彩觀點，下面有請賈康老師，實際上在座的嘉賓都很熟悉，賈康老師原來是我們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的所長，而且開了一個公眾號非常勤奮，下面有請賈老師發表。
賈康：在座各位老師、各位專家大家好。按照咱們單元的討論主題——怎樣認識中國道路，我結合十九大的指導精神，談一些基本認識。
十九大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形成了新的表述，而關於新時代、新的思想指南、以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認識與要求，都有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判斷緊密相連的邏輯關係。在“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結合之下推進中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原點”性質的認知：即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什麼？對此作了正確把握，為現代化戰略目標奮鬥中自然才可以順理成章去化解與克服矛盾制約，最終實現目標意願。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是自己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首先是依歷史唯物主義認識社會矛盾，認為社會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行中間發展進步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即社會制度形態，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的經濟基礎決定由法律、宗教、文化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密等構成的社會上層建築，總體而言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是生產力的發展。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50年代加快完成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後，1956年八大政治報告的表述，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在於“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通過這個報告時，沒有任何反對意見，但是1957年毛主席便在內部講話中表示了不認同，以後八大表述被棄置一邊，轉為以“兩條道路鬥爭”為主要矛盾、以階級鬥爭為綱之路。我認為八大的表述確實有尷尬和糾結之處：生產關係形成的社會制度表述為是先進的，即肯定了我們已建立起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這本應是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其先進和優越，而怎麼卻面對的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呢？這需要多說很多話來解釋。但是我覺得，八大表述的基本態度是實事求是的，我們在解釋中要說明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的突破：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發展規律“兩個必然”所帶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由新的社會形態替代時關鍵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取得政權，是需要歐洲先進的經濟體一起出現革命形勢才可以進而實現，但是他們在有生之年一直沒有等來這個革命形勢。列寧主義的突破，是認為在資本主義最落後、最薄弱的一環即俄國，可以率先實現革命而由一國首先建設社會主義，而且十月革命的實踐證明這個想法變成了現實。列寧主義的思路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先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先進的生產關係，再去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呢？原理上這是基於辯證唯物論關於生產關係能動地反作用於生產力的認識。當然列寧也強調了真理如果往前再多走一步就是謬誤，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最關鍵的是要提供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這就又回到了歷史唯物論的原理層面。但前面“能動反作用”的量度，顯然難以準確量化，是要依靠革命家的綜合判斷來決定的，實際上中國跟著俄國革命的道理，在落後的東方農業國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那麼，八大這個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必然是要合乎邏輯地引出我們主要應做的事情，就是趕快把落後的生產力水平提升起來，使其不再落後，這是化解矛盾的實事求是態度的來源。與之對立，後來的“十年浩劫”中，最極端化的表現，是由四人幫明確提出可以“窮過渡”到共產主義，對生產力不加考慮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引出的結果便是災難性的，這樣的錯誤思路還輸出到了柬埔寨，在那裡引出了現在學界所評價的上世紀人類社會幾大災難之一。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之後，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形成了明確的表述，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形式上巧妙迴避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對應關係，以前半句直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體現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後半句所面對的是落後的社會生產。這樣一個判斷，直接支持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說要100年不動搖的黨的基本路線。到了現在19大的表述，在相關認識方面客觀地指出了主要矛盾的轉化，前半句在人民的需求表述上有了進一步更具包容性的昇華，所謂“美好生活”，應包括原來表述的物質文明和文化層面的精神文明，還應包括進一步提升的人的全面發展，人民群眾要過有尊嚴的生活，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之上還必須在現代化過程中間通過十九大所說的“政治建設”增加上去的政治文明——民主化、法治化。所以我覺得十九大已經形成了最大包容性的表述來認識人民的需要，而且延續原來後半句的視角，指出現在我們面對的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制約問題，因為我們走過了富起來的時代，直觀的感受是已不宜直接說落後，但仍存在供給的不充分——理論上說，永遠不可能100%充分，十九大最關鍵的認識，是把所謂“不充分”放在“不平衡”的背景下，從屬於“不平衡”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聚焦結構失衡問題，當然也就引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問題：需要在制度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財產配置結構等等方面由失衡轉為平衡，才能化解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真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在這個表述基礎上，我們作為經濟學理論研究工作者，就需要密切聯繫實際，研討“中國道路”概念下的現代化路徑。經過近四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總體來說，是“從未如此接近偉大的民族復興的願景”，但是前瞻未來30幾年的路程，仍然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表述本身有比喻特色，這裡表述是否嚴謹其實不是關鍵，這一表述的依據是全球面前六、七十年進入中等收入階段100多個經濟體增長軌跡的統計現象。中國憑什麼就可以說，我們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就註定可以走通那10%成功者之路，而一定能避免重蹈佔90%絕大多數的不成功者的前車覆轍？在我們必須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正視這一挑戰性的問題。現在一方面已有這麼多的發展成就，而另一方面卻有十八屆五中全會所說的矛盾積累隱患疊加，十九大所說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的交織疊加，如果不能很好在進入改革深水區後化解矛盾，如果不能對挑戰給出合格的答案，那我們這個發展過程就有可能突然失速。“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現代化衝關期時間段內的挑戰性。
十九大報告在指出新時代、新變化的同時，非常明確地強調了“兩個不變”，即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世界上最大發展中經濟體的國際地位都沒有變。中央在基本判斷方面，指出最大的實際是我們仍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十九大之前有人寫文章，說中國已經走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了，對此中央的態度是不認可，清楚地告誡我們仍然會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還任重道遠。雖然已有很好的目標導向，但是現實問題一旦表現出來，會對我們形成非常大的困擾。比如十九大之後，大家還都在討論如何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時候，咱們“首善之區”北京出了什麼問題？周邊出了什麼問題？環保、清理整頓違法違規建築、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消滅火災隱患、煤改氣等等，無疑方向都正確，但是公權部門執行環節操作起來，卻是如此的任性、蠻橫、不講常識，毫不顧及“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共產黨的傳統，很快帶來的就是局部的“經濟問題社會化、政治化”不良案例。中央“兩個沒有變”的清醒劑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碰到的種種現實問題告訴我們，中國現代化道路怎樣走通，必須更多地考慮未來的挑戰性與艱鉅性，所以我也願比較直率地說到“模式”問題上，我認為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尚早——所謂模式，一定要具有較為充分的穩定性，足夠的定型化與可借鑑可模仿特點，中國現在是在歷史性的抉擇與考驗期，關於“中國道路”現在最關鍵的認識，就是對社會主要矛盾如何化解，迫切需要以“走向共和”的精神，凝聚“最大公約數”的共識，來克服阻力、障礙，攻堅克難“過險灘”和“啃硬骨頭”，交出“中國抉擇”合格的歷史答卷，以求行穩致遠實現現代化。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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