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芻議科研創新的規律與科研生態的構建
「財經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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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科研創新的可總結規律
怎樣看待科研創新基本規律，是一個很宏大的題目，而探討它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認識相關規律有利於搞好科研，服務社會。我認為，至少可以從科研實踐經驗中提煉如下幾個稱得上和科研創新有關的規律性特點。
第一，科研創新一旦成功，會產生重大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這涉及認識科學技術本身的意義。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明：“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這個表述，我的理解與鄧小平後來所強調的“第一生產力”，和現在很多企業家所推崇的“顛覆性創新”，其實講的是一個意思。鄧小平在文革中間復出以後，曾經向毛主席說到，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有這麼一個基本認識，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毛主席沉吟以後有個回應，說我怎麼沒有這個印象？現在文獻裡沒有看到這兩位領袖人物有繼續的討論，我的解讀是顯然他們思維的方向和重點不一樣，鄧小平特別希望能夠務實地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他意識到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擺在最前列重要位置的，而毛主席思維的框架中是特別強調他的那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生怕出現所謂唯生產力論，更願意堅持那個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兩個領袖人物基本思路上的區別對於整個經濟社會的影響，我們已有目共睹。到了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多次強調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屬性，並在1988年9月間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述。[2]
回到學理上來說，鄧小平的這個認識是不是可以確立？理論聯繫實際地說，它既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學說原理層面的支撐，更有大量的反覆發生的實際生活現實的印證。依學術上的解說，什麼叫第一生產力呢？不是在生產力傳統的三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上做加法，加一個第四是科技，不對，傳統三要素的框架上這個科技施加上去，是個乘數，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經濟學者提出而被普通接受的全要素生產率和“索洛餘值”，是強調比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貢獻測算以後，多出來的那一塊雖然難以量化，但它裡面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導。[3]這個主導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響整個發展潮流、影響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的。經濟學上還有個概念，就是科技一旦成為影響社會的推動力量之後，它有“正的外部性”。一個科技成果的應用，在實際生活裡如果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說，需要有一定的專利保護期，這種保護期是有利於以物質利益鼓勵創新的，同時它又有限度，一般來說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後就變成無償使用，即純粹的公共產品。而在此之前，雖然有專利的保護期，其實也不能否定它還有外溢性，帶來了在創新者得到收益的同時，很多方面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會受到它的助推，發展得更好，使經濟更繁榮，社會更能夠適合人們對於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這是首先對科研創新要提到的與它的重要性、意義相關的規律性認識，從而成為我們重視科研的學理依據。
第二，從科研創新實際面對的問題來看，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這是說到它的難度了。科研創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質條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環境的“潤物細無聲”式的養護。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可先從基礎理論層面說起。我前些年就注意到有一位中國科學界還是很有成就的老科學家所說的一段話：他說我過去在科學界的貢獻全世界都承認的，是在古地質學領域論證地中海在遠古的時候曾經被蒸乾，後來重新蓄上了水。這套論證全球的科學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這樣一個研究結果，和現實生活有什麼關係？這一個成果出來了以後，能夠說出來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在什麼地方嗎？他接著說，我還問過丁肇中，你這麼多年孜孜以求去在那個高能物理學方面追求科研創新（當然丁肇中很有活動能力，他遊說各方以後以天文數字的資源，在多少年前就形成了歐洲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的實驗中心），你丁肇中這些年努力形成的結果，包括得了諾貝爾獎這樣的研究成果，一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出來了（是他的那個關於物理學基礎理論層面的認識表述），你的這個認識和研究成果對人類社會的作用怎麼體現？丁肇中回答說，我不知道。一個像樣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出來是不確定的，能夠得出之後這樣的一個科研成果它到底怎麼樣造福於社會公眾，也是不確定的——現在沒有人說得清楚丁的發現到底以後會以什麼樣的機制來造福於人類。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一開始說幾乎全球只有十個左右的人能看懂的愛因斯坦的公式，它造成的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已世所公認，這個相對論具體的專業上的表述，我只能是按照自己看到的概念照抄，有狹義的和廣義的。狹義相對論直接引出了人類社會的核能時代，而多少年以後，廣義相對論，原來認為是更虛無縹緲的一種理論探索，現在卻跟引力波等等的天文觀察驗證連在一起，越來越成為基礎理論研究的熱點、重點，等等。這種不確定性在實際生活中從基礎理論層面我們已經感受到了：可能有很多基礎理論的發現到現在還默默無聞，還不知道對人類會產生什麼樣的推動作用。
另一個層面，從與互聯網創新相關的開發性、應用性成果來看，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電商已被稱為“風口上的豬”，沒有翅膀也一飛沖天了，這方面科學技術成果的研發應用，在中國本土已經產生了BAT三巨頭又加上京東，但這種“風口上的豬”，成功的旁邊還有很多的失敗者。這些失敗者在我的印象裡，要比這些成功者數量大不知道多少倍。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知道北京公主墳環島周圍的寫字樓裡，就有一大批市場一線的企業人士，在努力地跟著互聯網做創新，是直接對市場的，但是那種創新的不確定性，就表現在那時就流行的一句話：這些公司在燒錢，在比著誰能燒出最後一個成功的結果來。我當時去看過，那些場地裡，有的公司已經租了很大的營業面積，是比較標準的一個個的工位，很多員工在裡面工作，在那裡“燒錢”。當時互聯網這個概念之下，創新最領頭的企業叫“瀛海威”，現如今可能很少有人還想得起這個企業的名字了，它的領頭人是一位女性企業家，雖然後來這個瀛海威公司沒有多麼成功，換句話說它在創業之路上與阿里巴巴比顯然是失敗者，但是這位企業帶頭人在業界裡現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敗者是在馬雲等等成功者的旁邊默默無聞的，他們面對的，就是這個“不確定性”最後的歸結不是成功，而是失敗。當然，這裡面就有一個人文環境方面對他們怎麼養護的問題，涉及的有人格尊嚴問題，以及社會上普遍的、帶有文化特徵的氛圍問題——就是應如何能夠容忍失敗，理解失敗者。不要光是天天稱讚馬雲這樣的成功者一飛沖天，那些在前面試錯、開闢道路的失敗者如果能夠得到比較足夠的人格尊重，得到容忍失敗的相關的機制，從而有可能從頭再來，或爭取史玉柱式的東山再起，對於整個社會的意義可能更大，這是應考慮的第二個角度的規律性特徵。
第三，科研創新在共性規律之外存在明顯的個性規律。科研雖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規律，比如前面說的兩條都可算共性，但是在不同層面、不同階段，顯然還有明顯不同的個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規律性內容。基礎理論研究、應用性研究、成果產業化的研發，各個層面上的規律是有個性的，於是就不能一概而論，在打造總體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態概念之下，那就因此有了進一步的挑戰性任務。現在決策上特別看重的供給側的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面的概念是供給側改革，是解決制度環境、制度創新給出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空間的問題，跟著的具體實施中間，要設計以形成針對性的（定製化的）內容合成的有效供給體系和機制。這樣一種系統工程式的任務中，需要把各種各樣的個性規律充分考慮，體現在應匹配的政策體系中。顯然，這從原來所討論的“宏觀調控”概念框架來說，簡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務。宏觀調控概念下，過去被人們所推崇的是總量型的需求管理，是一個很簡潔的認識框架：經濟生活總體而言熱度偏高了，要收縮流動性來向下降溫，反之如果它的狀態表現為低迷了，景氣需要抬升，那麼就要實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溫。總量型的調控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反週期，非常簡潔易懂。但到現在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光講需求管理總量調控已經不夠的時候，一系列的挑戰性的問題就來了。[4]相關結構問題如此複雜，指標不可通約，怎麼掌握好促使結構合理化的機制，政府和市場在這裡面到底怎麼樣發揮各自應起到的作用，怎麼優化結合，便非常複雜。原來大家都已認同的政府和市場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即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終於普遍接受了，但現在為什麼要把政府和市場主體又放到一起，以夥伴關係實行合作的機制來從事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新城建設和運營、國土連片開發，並作為一個創新重點呢？這在認識上是個螺旋式上升，又走到不是簡單劃清邊界、井水不犯河水了，要一起在法治化的條件下找到一個可持續的夥伴合作運行機制，提高資源配置績效。這是供給側制度創新、管理創新、融資模式的創新，當然又還伴隨種種技術創新，合在一起成為特定的系統化的供給體系和機制問題。與此類似，科研創新方面從政府為主支持的純基礎理論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體的應用性研究，再到直接面對市場的企業為主的成果產業化研發，要細分的話，還有更多的一些定製化地形成認識與政策設計的必要，這也是一個我們必須認同的要順應複雜規律尋求解決方案的挑戰性問題。
（賈康：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財政學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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