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2018年7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結構變遷中的宏觀政策國際協調”閉門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
關於今天討論的主題，我講兩個層面的認識。第一個層面是先立足於中國，挑明中國的戰略和策略問題。第二個層面就要擴展到在結構性改革的概念之下，在宏觀政策國際協調方面一些基本要領的探討。這兩個層次我各自想到的有6句話，6個要點，簡單彙報一下，請各位批評指正。
第一層，先說我怎麼理解中國當下在戰略、策略方面的考慮。
首先，很顯然，所謂當代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出現了階段性變化，這就是中國和美國關係的變化。過去已經被國際上稱為“中美國”，雖然我們不贊成這種說法，但是我們也不諱言說到這樣一個雙邊關係，在全球來看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過去，它曾經出現的相對穩定的一個均衡局面，我的理解就是一個高端，一個低端，但兩端都對國際社會有重大的影響：頭號強國美國是引領整個世界上“新經濟”概念下的創新發展潮流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顯然是“蓄之既久，其發必速”，體現出來追趕的態勢而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帶頭羊、領頭雁，而且是在發展過程中給世界經濟做出了非常可觀的貢獻。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現在的比重也就是百分之十幾，原來不到10%，現在應該有12%或13%再高一點這樣的份量，但是對於增量的貢獻，卻達到了接近1/3。這種重要的雙邊關係，過去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把它提到了戰略性的夥伴關係，但現在實際上新的階段性變化，是否定了原來這樣一種我們希望的共贏、共同發展為主導的狀態了。
所以，第二句話，我覺得必須在新的階段上看到，其實已出現了在邏輯上講早晚要出現的人類社會文明不論怎麼發展，在一定的博弈階段上會出現的所謂“叢林法則”的主導。老大認為必須打壓老二了，這樣的一種叢林法則沒有多少道理可講。我們比較務實地說，以反向思維，假定中國真的像有人說現在已經是世界最大綜合國力的強國（當然我完全不同意這種看法），那麼這種假設情況之下中國自己可能出現的行為趨向是什麼呢？我們也不希望老二追上來超越我們。這種叢林法則是人們必須承認的，撒切爾夫人所說的“人類文明的面紗是很薄的”，到了這種權衡的關頭，老大打壓老二是在新階段上非常明顯的一個主導傾向。在這種傾向之下，中國自己的戰略思維那我覺得別無選擇，必須重溫鄧小平當年說起來沒有多少理論色彩、但是內涵有很高的戰略思維水平的“善於守拙，有所作為”，完全的表述是冷靜觀察，“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我們也知道韜光養晦這個說法已經傳遍全球，翻譯成英文以後曾經引起人們的誤解，覺得中國人要裝得可憐巴巴搞什麼技巧，甚至是陰謀詭計，以最後完成中國人自己的雄心或者野心。我們現在在戰略思維上，其實還是要深刻地認識韜光養晦它所指的就是我們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必須善於守拙，儘量低調——“決不當頭”是我們當不起這個頭，鄧小平的話說得非常實在：想當這個頭，你想在這方面改變韜光養晦，很多我們自己的相對優勢和主動因素反而就都失去了。所以，必須在善於守拙的這個戰略思維的基本邏輯之上，再爭取有所作為。
第三句話，我覺得引申出來的，是我們尋求的中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這個訴求中的戰略思維，能不能進一步由我們學者在這方面做點貢獻，是不是可以至少提出這樣一個理論上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當下面臨的這個“最重要雙邊關係”的階段性的變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這個所謂貿易摩擦升級（據說宣傳部門講不能講“貿易戰”，但緊跟著我們的商務部又說了“貿易戰”，這是不是可以內部說，表明有關部門已經進退失據，宣傳主管講所有媒體上絕對不能出現“貿易戰”的字眼，但是權威的業務管理部門卻在自己發表的正式的言論中毫無顧忌地使用了“貿易戰”這樣的說法，它反正指的是一回事兒）這樣一個新的階段，而且可能長期化的特徵下，我們必須在戰略思維上重視和強調於外貿關係中“比較優勢原理”能夠解釋的範圍之外的、即比較優勢原理失靈的領域，現在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部分，必須在這個領域裡“守正出奇”地確立儘可能高水平的追趕-趕超戰略。比較優勢戰略是講的互通有無、互利，一般的情況下它必然引出沒有打貿易戰的必要這樣一個原理性的解釋而現在出現的問題是這個原理已不能覆蓋整個的國際貿易關係了。出現了貿易摩擦、貿易戰的領域裡，是中國實際上必須按照“三步走”和按照新的“兩步走”，從追趕而到趕超，走在前面的經濟體不願意看到這樣一個狀態如願地演變出來。這樣一個所謂貿易摩擦升級的部分，就中美關係而言，如果是一座冰山的話，它只是浮出海面的可見的那一部分，在海平線以下直觀地看不到的部分，有整個全局，對這個全局我前面的解釋，就是它已是更多地以叢林法則來主導的，而叢林法則主導的博弈就不光是個貿易戰的問題了，是整個綜合國力支撐的製造業實力、創新能力、科技水平，以及金融的實力、國防為後盾的整個安全保障能力等等的比較，包括我們的文化、意識等等這方面的軟實力，能不能如願地生長起來，全在這個全景圖裡。在這個全景上的戰略思維，就不能簡單地中國只講原來趕超戰略的失誤，必須理性地看到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是你追我趕，不是走在前面的經濟體永遠在前面，歷史上是英國追趕、趕超了荷蘭，美國又追趕、趕超了英國，我們現在自己的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過程中，要尋求後來居上的偉大民族復興，這個中國夢追求其內在的邏輯，在碰到比較優勢戰略的天花板的時候，只能是以理性的追趕-趕超戰略來對應著挑戰而形成我們的戰略思維和戰略考量，在這個理性的追趕-趕超戰略裡包含的，其實在學術上是早已經有人們研討的不均衡發展、“蛙跳模型”解釋的發展、後發優勢再加上其他的主觀努力等等應該去努力尋求的超常規發展，是守正出奇，其實也是我們理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裡一個非常重要的真諦：守正是我們應充分尊重人類文明發展的共性、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而出奇就是不能認為我們簡單地學習模仿和運用了市場經濟的一般經驗就可以一路現代化了，還必須經受在相當窄的一個夾縫裡“出奇制勝”這種歷史性的考驗。在中國特定國情之下的非常之局裡，怎麼樣走通可持續發展、有後勁兒的升級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出奇制勝之路？這裡面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是反覆探討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如果能處理得好，才能出奇而制勝，處理不好，會有很多很多複雜的糾結、困擾和問題，但是我們可能別無選擇，必須在這個戰略思維框架下，去貫徹守正出奇的追求。
第四句話，可再引申到，在實際的運行中間，中國面對國際新形勢，應該是防止最壞的爭取最好的（最壞的那就是走入類冷戰的局面，最好的那當然就是鬥而不破、找到雙方妥協而來的新的平衡點），這方面我們的策略選擇，似乎有必要重提當年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講到的和國民黨政府發生摩擦時的六個字，要“有理、有利、有節”，有理，我理解就是要爭取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當然內含著要改正自己的欠缺，在整個社會觀察下來，方方面面感覺你是儘可能地講道理，是站一些必須佔據的道德制高點和必須堅守的大家公認的準則上的；有理後面的有利，就是我們還要瞻前顧後，因勢利導，把原則性和靈活性力求優化結合；有節，當然就是在守拙這個視角上要處理得低調，不要無謂地去觸怒競爭方，避免我們自己火上澆油，使競爭方朝野一致地形成一種反華、制華的合力。
第五點，我覺得應該推進到，我們在認清當下這個新階段上無可奈何、改變不了的這些事物之外，關鍵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國自己能做的事情，是在不確定性中間把握好我們的確定性，這個確定性就是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堅定不移地來繼續改革開放，在我們擴大內需、優化結構這方面，通過創新來調動一切潛力和活力，以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個核心概念，把我們實際具有的世界第一大規模（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經濟體的潛力充分地發揮出來。在擴大內需的同時，當然要繼續以開放來和全球互動，以開放來倒逼改革，這是我們自己應該堅定不移做好的事情。
第六句話就是：壞事可以變成好事、這個“辯證法”不是故意在這裡這麼說，因為現在新的局面可以促使我們更全面地認識自己的不足，從而義無反顧地來做好自己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不可選擇的事情已擺在眼前，我們可做的事情是要把看起來兩敗俱傷的貿易戰這個壞事，變成促使我們自己未來能夠有更高水平的現代化推進方案的好事。
第一個層面的以上六點之後，接著講第二個層面：我怎麼看待結構性改革概念和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這方面我也想到六點或者六句話。
第一句話，結構性改革是全球可接受特點非常明顯的一個我們應繼續堅持的概念。在杭州G20峰會上的共同宣言裡，已經很好地反映了全球對於結構性改革這個概念的接受度，同時它其實和中國現在強調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主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一個概念，結構性的改革它必然發生在有結構特徵的供給側，就是中國所說解決有效制度供給問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實際生活中，這是在全球的文明發展過程中內含共性基礎的。我們和別國通過這個改革要追求的，無非都是以供給體系優化服務於人類社會更好的生活狀態，要實現這個更好生活狀態，總結下來，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到現在出現了信息革命，我覺得至少有六大隻能順應不能違拗的潮流。孫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百孔千瘡的情況下觀察全世界的發展，他題詞體現的是一種認同和取勢：“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種只能順應不能違拗的潮流，包括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現在越來越清晰的全球化，以及高科技化或者現在所稱的信息化。這五大潮流旁邊，還必須認同法治化和民主化。這些都是隻能順應不能違拗的。
在上述這些必須順應的潮流裡所謂結構性的改革，就要引到第二句話：在掌握共性、追求人類文明提升的過程中，每一個經濟體、每一個主權國家在自己的努力中，都必須處理好各自的結構性問題怎樣優化解決的方案。既然是結構性的改革，任何一個主體、任何一個經濟體，都必須面臨定製化地來形成一個解決方案的任務。就如我們理解，現在所強調的供給側和供給側的理性管理，顯然不能再延續過去有用、但是侷限性已經越來越明顯的需求管理思維。需求管理是非常簡潔的一個思路，就是反週期，很容易聽明白，但是它不夠用了。在繼續反週期力求實施高水平的需求管理的旁邊，還要加上供給管理，就是必須從制度供給和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高入手，去處理不得不處理的結構問題，而處理這個結構優化問題，已不能再簡單沿用完全競爭理論模型讓市場自動達到出清、達到平衡和結構優化狀態，必須由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也就是必須在“守正”的後面還要處理好怎麼“出奇”的問題。這些是一套基本邏輯的聯結。這個邏輯在全球有從共性而到各自處理個性問題的又一個更高層次的共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我覺得這個道理任何經濟體似乎都有很高的接受度。於是，從前面的結構性改革引下來的這兩個層次，實際上落在各國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定製化的結構性改革方案。
接著說第三句話：各經濟體相互協調的關鍵，就是尋求發展的過程中多邊多方的博弈，要對接共贏的理念與追求。各自有各自的定製化解決方案，各國有各國的主權，別人也不好干涉你自己主權範圍內的這種決策方案，但是應尋求共贏。我們現在高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取向這個旗幟，顯然是我們所說的“有理”，高舉這個旗幟就要反對單邊化，反對孤立主義，繼續強調我們中國是高度認同全球化、高度認同和平發展共贏的。這時候的多邊博弈就存在客觀的可能性：雖然老大實際上是在新的階段上力求遏制中國、打壓中國，但畢竟它並不是能絕對控盤的，很多領域有它一定的主導性，但是其他的因素也會在這種多邊博弈的過程中制約老大，這個多邊博弈的概念我們理應更充分地重視，在這裡面找到尋求共贏、支持中國和平發展的所有潛力和積極因素。
第四句話，進一步探討宏觀政策機制。在貨幣政策方面，作為更多關聯需求管理的重大政策，在影響力上我們必須承認，美國是全球一號影響力主體，這個NO.1的美國，它手上有硬通貨的世界霸權，所謂主權貨幣之間的匯率關係，我的理解捅破窗戶紙都勢必是要受到操縱的，雖然市場經濟的經驗是讓匯率機制更多地市場化，但它又確實不是可以完全市場化的，各國都不得不考慮對於匯率怎麼施加自己的影響，這個施加影響就是“操縱”之意，關鍵是誰更有實力按照自己的意願得到那個操縱的結果——排序上顯然第一位的是美國。美國可以根據自己對於週期的掌握，一段走升息通道，一段走降息通道，各個國家跟它匯率的變化，像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也好，貶值也好，美國自然有一套應對之策。它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從所謂基本原理的解釋來說，必然是要有國際收支逆差的，因為有這個逆差才能解決美元在世界上更多地為別的主體所持有這個問題——特里芬悖論早就探討了這個問題。但在很多的公開場合，美國卻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別人由於種種不當，製造了它的逆差，等等。這些事情在貨幣政策影響力方面，我們應該講，中國和其他的經濟體，都處於不同的弱勢。我們自己何嘗不想讓匯率的演變更符合自己的意願？但是必須注意到，可能讓市場起作用的地方，還得讓它起作用，和多邊博弈里美國的影響力相比，我們確實在選擇方面是有種種為難之處的。多年以前，麥金農訪問中國的時候，他專門到我們所跟我有過一次深談，他的觀點非常鮮明：中國從經濟的視角考慮，就應該“盯住美元”，這個錨定的效果對中美來說是共贏。但是很遺憾，中美新的階段上不會簡單接受麥金農這個說法，它已不光是一個經濟考慮了，後面就是一個叢林法則的考慮，我們現在就必須在這方面考慮相機抉擇。相機抉擇中間，就不能只靠貨幣政策了，貨幣政策上我們相對弱勢，但是財政政策我們自主權更大，我們守正出奇的“出奇”的方面，更多要考慮財政政策結構優化的功能作用。這也是從原理上來說，可以看得出來值得探討的一個要領。
第五句話，我覺得在新的複雜局面和麵對國際協調任務的情況之下，應該承認貨幣政策當局的種種口風和跡象表明，中國的貨幣政策其實已經轉向了“鬆緊適度”所代表的更務實的新一輪操作。這個鬆緊適度，實際上就是不再固守原來所說的穩健和中性，我覺得這完全有必要。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光看宏觀槓桿率指標——中國整體的流動性和GDP相比已經兩倍，你得看中國的物價。在種種情況之下，中國間接金融為主的貨幣供應體系，各種特點結合在一起的貨幣供應體系，對應到現在的物價表現，確實還是相當令人滿意的，CPI波瀾不驚很長時間了，就是一點幾，PPI是從經歷54個月的負增長，在2016年9月以後轉正，轉正後合乎邏輯地衝高，又回落到三點幾。在政府過日子方面，我們也不諱言，因為中國整個政府收入就是間接稅為主，它跟著物價走，現在的GDP是六點幾，但是財政收入增幅能夠達到十幾，很大的部分就是物價帶來的流轉額擴大帶來的，要作同口徑調整的話應把這一塊消除下去，但是一般公佈出來，誰都不跟著說這句話，所以，老百姓天天在那兒說，政府財政收入怎麼還一個勁兒往上升？其實，這裡面除有企業效益因素等別的因素之外，很重要的是物價因素。但是從正面說，中國現在的物價確實是相當令人滿意的一個狀態，既無通脹又無通縮，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貨幣政策轉向鬆緊適度是有操作空間和前瞻上的必要性的，在這之後，財政政策應該更考慮它怎麼積極。我覺得這個積極，應該具體到投資和消費兩個方面：一個是擴大內需這方面的有效投資——我們這方面的空間還非常大，無論是大規模的公共工程、產業園區開發的項目，還是一些看起來很具體很細小的項目，合在一起看，全國幾乎到處都是天文數字的投資需要，而且這些有效投資在優化結構、加強增長後勁兒、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時，它可以對接很好的創新機制。比如停車位，說有關部門全中國缺五千萬個的停車位，北京是說自己缺將近三百萬個，深圳說缺將近兩百萬個，全國幾千萬個不太離譜——這幾千萬個停車位建議，靜態算賬一個車位投十萬塊錢，全國是多大的投資規模？五萬億。千頭萬緒的事情中這麼一件事情，它就是五萬億的有效投資的需求。做這個投資，政府肯定不能一下自己拿出這麼多錢來，但是可以對接市場機制，因為有停車位的使用，它就有現金流，有現金流就可以對接PPP，就可以拉上社會資本，利用金融體系支持來做。以這些事情擴大內需，我們現在決不能忽視。
還有就是擴大內需中人們更注重的消費。消費方面我的理解，它在根本上是跟著投資和跟著經濟增長走的，是要避免落入福利主義陷阱的。這樣看待消費，更應該強調以經濟發展活力和民眾好的預期所支撐的消費。活力是指微觀主體它確實能夠釋放自己的潛能，有新舊動能轉換的活力特徵，從而企業（包括民營，也包括國有的企業）都應該體現這種活力而能支撐老百姓收入上漲。預期是說，我們的社保應做得更好，大家對未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社會穩定更有信心，於是就可以減少預防性儲蓄，更多地把收入用於消費。其實這方面也有這個跡象：經濟增長速度早已經落到了7%以下，我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近幾年來卻一直是兩位數增長，它表明中國的老百姓確實更敢花錢了，於是我們要乘勢把這些相關的事做得更好。這個活力和預期支撐的消費，在很多情況下是被我們自己犯的一些低級錯誤所抵消的。咱們內部討論可直率地說，北京把拆了幾萬家臨街店鋪當政績說，對這幾萬家臨街店鋪有沒有更好的處理方式？簡單地封掉，毀了多少人的生計，上一輪做完以後，已遭受了很多社會批評，靠網上封帖解決問題，這不是火上澆油嗎——跟社會民意做對，“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它可以完全不管。最近新的一輪又來了。財科院前面的阜成路上，近百家店鋪一夜之間通通拆掉，翠微路，還有西邊很多地方，全都是這個狀態。什麼原因呢？據說由於軍隊不能經商。那麼軍隊院牆沿街所有已出租的店鋪怎麼辦？本來上海有經驗，可建立一個規範的機制，委託地方運營，不要拆人家店鋪，北京不行，統統拆光，這又毀了多少人的生計？我們不說毀了多少GDP，毀了多少政府稅收，就說你毀了多少老百姓、低層草根創業創新這個群體他們家庭過日子的基本支撐？毀了多少消費？周邊的這些所有單位、社區市民，本來前面是非常繁榮的商業街，現在是門可羅雀的一道冷冰冰的牆壁，發揮消費的潛力從何談起？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兩大政策旁邊怎麼找到好的實施機制，真正擴大有效投資，擴大這種有活力和預期支撐的消費，就得務實地解決我們自己的一些弊病問題。這當然是要緊密結合著改革的。政府的行為怎麼能這麼粗暴，這麼簡單？一個好的原則在實際生活中動不動就扭曲，就做得不像樣子？當然，還有對我們很有挑戰性的產業政策，任何像樣的經濟體實際上都不可能避而不談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美國不直接說這個事兒，它做得可是一點兒不含糊。中國人在這方面也不能落入簡單化的說法——產業政策完全不要；也不是越少越好，主要還是尋求其優化。產業政策的優化我觀察主要不是找方向，方向容易認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綠色、低碳發展，都很容易認定，關鍵是怎麼找到合理的、可持續的、儘量減少副作用的實施機制，這是最重要的。時間關係不展開說，其實這也對應到我說了多年的我認為商業金融旁邊的政策性金融，怎麼得到可持續的健康發展，在中國是一篇大文章，是夾道很窄、但我們必須走通的一條創新之路。
最後一句話，擴展對外交流我非常認同。剛才隆主任說了很好的意見。我覺得中國其實在這方面有一些比較好的傳統，50年代那麼困難的情況之下，求同存異，實際上就是現在說的求共贏，已經有了在這方面的一些寶貴經驗，爭取朋友越多越好，儘量減少敵人和儘量化解敵意。當下可做的事情，舞臺比過去開闊得多了，我們應該有誠意地、務實地、靈活地、多層次地開展更積極的國際交流。我們的智庫，我們的學界，與國外這些交流應該更積極的開展。當然有些事情比較複雜，我們自己的心裡是有提防的。，一般而言大家都知道這方面是有風險的。但是從國家引導、支持、鼓勵這方面說，還是要儘量清楚地給予一個通道，怎麼樣更好地跟國外做政策研究的交流。實務部門在這些年更積極地去推動外援的時候，也應該總結經驗，避免簡單化地靠外援去爭取朋友，外援上並不是你花錢越多就越好，歷史上多少次的教訓了——阿爾巴尼亞、越南、朝鮮，還有其他的一些非洲的援助項目，這方面不是說不能花錢，確實需要在這方面哪怕勒緊褲帶也要騰出一部分財力去做外援，但是怎麼提高其水平，其實結合著現在更多的有人文特質的政策研討、宏觀政策國際協調。這方面的協調交流是個基礎和鋪墊，人家想聽到的，人家願意跟你交流的，甚至人家願意跟你辯論的，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必須處理好的事情。當然，內部討論我也實話實說，咱們自己得知道會有一些非常難堪的局面。比如外交部系統有個中歐論壇，我去參加了一次，到了那邊講中國的經濟，我也是力求講得全面中肯一些，但是人家一句話對我是“一劍封喉”，他說你光講這些經濟層面的不夠，說說你們國家的七不準。我當時什麼話都說不出來。為什麼？（此處刪去四句話）但是人家都知道你是學者，你一點信息都不知道嗎？全天下都在談的這個事兒讓我做出回應，我做得了嗎？我做不了回應，這是非常尷尬的一個局面。這種事情怎麼化解？我現在也苦無良策，但是內部討論，咱們把話說到位。這些拉拉雜雜的認識，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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