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结构变迁中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闭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关于今天讨论的主题，我讲两个层面的认识。第一个层面是先立足于中国，挑明中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第二个层面就要扩展到在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之下，在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方面一些基本要领的探讨。这两个层次我各自想到的有6句话，6个要点，简单汇报一下，请各位批评指正。
第一层，先说我怎么理解中国当下在战略、策略方面的考虑。
首先，很显然，所谓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出现了阶段性变化，这就是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变化。过去已经被国际上称为“中美国”，虽然我们不赞成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也不讳言说到这样一个双边关系，在全球来看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过去，它曾经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均衡局面，我的理解就是一个高端，一个低端，但两端都对国际社会有重大的影响：头号强国美国是引领整个世界上“新经济”概念下的创新发展潮流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显然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体现出来追赶的态势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带头羊、领头雁，而且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做出了非常可观的贡献。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现在的比重也就是百分之十几，原来不到10%，现在应该有12%或13%再高一点这样的份量，但是对于增量的贡献，却达到了接近1/3。这种重要的双边关系，过去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把它提到了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但现在实际上新的阶段性变化，是否定了原来这样一种我们希望的共赢、共同发展为主导的状态了。
所以，第二句话，我觉得必须在新的阶段上看到，其实已出现了在逻辑上讲早晚要出现的人类社会文明不论怎么发展，在一定的博弈阶段上会出现的所谓“丛林法则”的主导。老大认为必须打压老二了，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没有多少道理可讲。我们比较务实地说，以反向思维，假定中国真的像有人说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综合国力的强国（当然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那么这种假设情况之下中国自己可能出现的行为趋向是什么呢？我们也不希望老二追上来超越我们。这种丛林法则是人们必须承认的，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人类文明的面纱是很薄的”，到了这种权衡的关头，老大打压老二是在新阶段上非常明显的一个主导倾向。在这种倾向之下，中国自己的战略思维那我觉得别无选择，必须重温邓小平当年说起来没有多少理论色彩、但是内涵有很高的战略思维水平的“善于守拙，有所作为”，完全的表述是冷静观察，“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我们也知道韬光养晦这个说法已经传遍全球，翻译成英文以后曾经引起人们的误解，觉得中国人要装得可怜巴巴搞什么技巧，甚至是阴谋诡计，以最后完成中国人自己的雄心或者野心。我们现在在战略思维上，其实还是要深刻地认识韬光养晦它所指的就是我们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善于守拙，尽量低调——“决不当头”是我们当不起这个头，邓小平的话说得非常实在：想当这个头，你想在这方面改变韬光养晦，很多我们自己的相对优势和主动因素反而就都失去了。所以，必须在善于守拙的这个战略思维的基本逻辑之上，再争取有所作为。
第三句话，我觉得引申出来的，是我们寻求的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个诉求中的战略思维，能不能进一步由我们学者在这方面做点贡献，是不是可以至少提出这样一个理论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当下面临的这个“最重要双边关系”的阶段性的变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这个所谓贸易摩擦升级（据说宣传部门讲不能讲“贸易战”，但紧跟着我们的商务部又说了“贸易战”，这是不是可以内部说，表明有关部门已经进退失据，宣传主管讲所有媒体上绝对不能出现“贸易战”的字眼，但是权威的业务管理部门却在自己发表的正式的言论中毫无顾忌地使用了“贸易战”这样的说法，它反正指的是一回事儿）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可能长期化的特征下，我们必须在战略思维上重视和强调于外贸关系中“比较优势原理”能够解释的范围之外的、即比较优势原理失灵的领域，现在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部分，必须在这个领域里“守正出奇”地确立尽可能高水平的追赶-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是讲的互通有无、互利，一般的情况下它必然引出没有打贸易战的必要这样一个原理性的解释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这个原理已不能覆盖整个的国际贸易关系了。出现了贸易摩擦、贸易战的领域里，是中国实际上必须按照“三步走”和按照新的“两步走”，从追赶而到赶超，走在前面的经济体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状态如愿地演变出来。这样一个所谓贸易摩擦升级的部分，就中美关系而言，如果是一座冰山的话，它只是浮出海面的可见的那一部分，在海平线以下直观地看不到的部分，有整个全局，对这个全局我前面的解释，就是它已是更多地以丛林法则来主导的，而丛林法则主导的博弈就不光是个贸易战的问题了，是整个综合国力支撑的制造业实力、创新能力、科技水平，以及金融的实力、国防为后盾的整个安全保障能力等等的比较，包括我们的文化、意识等等这方面的软实力，能不能如愿地生长起来，全在这个全景图里。在这个全景上的战略思维，就不能简单地中国只讲原来赶超战略的失误，必须理性地看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是你追我赶，不是走在前面的经济体永远在前面，历史上是英国追赶、赶超了荷兰，美国又追赶、赶超了英国，我们现在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要寻求后来居上的伟大民族复兴，这个中国梦追求其内在的逻辑，在碰到比较优势战略的天花板的时候，只能是以理性的追赶-赶超战略来对应着挑战而形成我们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考量，在这个理性的追赶-赶超战略里包含的，其实在学术上是早已经有人们研讨的不均衡发展、“蛙跳模型”解释的发展、后发优势再加上其他的主观努力等等应该去努力寻求的超常规发展，是守正出奇，其实也是我们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真谛：守正是我们应充分尊重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而出奇就是不能认为我们简单地学习模仿和运用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就可以一路现代化了，还必须经受在相当窄的一个夹缝里“出奇制胜”这种历史性的考验。在中国特定国情之下的非常之局里，怎么样走通可持续发展、有后劲儿的升级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出奇制胜之路？这里面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反复探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如果能处理得好，才能出奇而制胜，处理不好，会有很多很多复杂的纠结、困扰和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必须在这个战略思维框架下，去贯彻守正出奇的追求。
第四句话，可再引申到，在实际的运行中间，中国面对国际新形势，应该是防止最坏的争取最好的（最坏的那就是走入类冷战的局面，最好的那当然就是斗而不破、找到双方妥协而来的新的平衡点），这方面我们的策略选择，似乎有必要重提当年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讲到的和国民党政府发生摩擦时的六个字，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我理解就是要争取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当然内含着要改正自己的欠缺，在整个社会观察下来，方方面面感觉你是尽可能地讲道理，是站一些必须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和必须坚守的大家公认的准则上的；有理后面的有利，就是我们还要瞻前顾后，因势利导，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力求优化结合；有节，当然就是在守拙这个视角上要处理得低调，不要无谓地去触怒竞争方，避免我们自己火上浇油，使竞争方朝野一致地形成一种反华、制华的合力。
第五点，我觉得应该推进到，我们在认清当下这个新阶段上无可奈何、改变不了的这些事物之外，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自己能做的事情，是在不确定性中间把握好我们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就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来继续改革开放，在我们扩大内需、优化结构这方面，通过创新来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核心概念，把我们实际具有的世界第一大规模（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经济体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当然要继续以开放来和全球互动，以开放来倒逼改革，这是我们自己应该坚定不移做好的事情。
第六句话就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个“辩证法”不是故意在这里这么说，因为现在新的局面可以促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义无反顾地来做好自己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可选择的事情已摆在眼前，我们可做的事情是要把看起来两败俱伤的贸易战这个坏事，变成促使我们自己未来能够有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推进方案的好事。
第一个层面的以上六点之后，接着讲第二个层面：我怎么看待结构性改革概念和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这方面我也想到六点或者六句话。
第一句话，结构性改革是全球可接受特点非常明显的一个我们应继续坚持的概念。在杭州G20峰会上的共同宣言里，已经很好地反映了全球对于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的接受度，同时它其实和中国现在强调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一个概念，结构性的改革它必然发生在有结构特征的供给侧，就是中国所说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际生活中，这是在全球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内含共性基础的。我们和别国通过这个改革要追求的，无非都是以供给体系优化服务于人类社会更好的生活状态，要实现这个更好生活状态，总结下来，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现在出现了信息革命，我觉得至少有六大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潮流。孙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百孔千疮的情况下观察全世界的发展，他题词体现的是一种认同和取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潮流，包括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现在越来越清晰的全球化，以及高科技化或者现在所称的信息化。这五大潮流旁边，还必须认同法治化和民主化。这些都是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
在上述这些必须顺应的潮流里所谓结构性的改革，就要引到第二句话：在掌握共性、追求人类文明提升的过程中，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主权国家在自己的努力中，都必须处理好各自的结构性问题怎样优化解决的方案。既然是结构性的改革，任何一个主体、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必须面临定制化地来形成一个解决方案的任务。就如我们理解，现在所强调的供给侧和供给侧的理性管理，显然不能再延续过去有用、但是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明显的需求管理思维。需求管理是非常简洁的一个思路，就是反周期，很容易听明白，但是它不够用了。在继续反周期力求实施高水平的需求管理的旁边，还要加上供给管理，就是必须从制度供给和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入手，去处理不得不处理的结构问题，而处理这个结构优化问题，已不能再简单沿用完全竞争理论模型让市场自动达到出清、达到平衡和结构优化状态，必须由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也就是必须在“守正”的后面还要处理好怎么“出奇”的问题。这些是一套基本逻辑的联结。这个逻辑在全球有从共性而到各自处理个性问题的又一个更高层次的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这个道理任何经济体似乎都有很高的接受度。于是，从前面的结构性改革引下来的这两个层次，实际上落在各国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定制化的结构性改革方案。
接着说第三句话：各经济体相互协调的关键，就是寻求发展的过程中多边多方的博弈，要对接共赢的理念与追求。各自有各自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各国有各国的主权，别人也不好干涉你自己主权范围内的这种决策方案，但是应寻求共赢。我们现在高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向这个旗帜，显然是我们所说的“有理”，高举这个旗帜就要反对单边化，反对孤立主义，继续强调我们中国是高度认同全球化、高度认同和平发展共赢的。这时候的多边博弈就存在客观的可能性：虽然老大实际上是在新的阶段上力求遏制中国、打压中国，但毕竟它并不是能绝对控盘的，很多领域有它一定的主导性，但是其他的因素也会在这种多边博弈的过程中制约老大，这个多边博弈的概念我们理应更充分地重视，在这里面找到寻求共赢、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所有潜力和积极因素。
第四句话，进一步探讨宏观政策机制。在货币政策方面，作为更多关联需求管理的重大政策，在影响力上我们必须承认，美国是全球一号影响力主体，这个NO.1的美国，它手上有硬通货的世界霸权，所谓主权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我的理解捅破窗户纸都势必是要受到操纵的，虽然市场经济的经验是让汇率机制更多地市场化，但它又确实不是可以完全市场化的，各国都不得不考虑对于汇率怎么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个施加影响就是“操纵”之意，关键是谁更有实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那个操纵的结果——排序上显然第一位的是美国。美国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周期的掌握，一段走升息通道，一段走降息通道，各个国家跟它汇率的变化，像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好，贬值也好，美国自然有一套应对之策。它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从所谓基本原理的解释来说，必然是要有国际收支逆差的，因为有这个逆差才能解决美元在世界上更多地为别的主体所持有这个问题——特里芬悖论早就探讨了这个问题。但在很多的公开场合，美国却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由于种种不当，制造了它的逆差，等等。这些事情在货币政策影响力方面，我们应该讲，中国和其他的经济体，都处于不同的弱势。我们自己何尝不想让汇率的演变更符合自己的意愿？但是必须注意到，可能让市场起作用的地方，还得让它起作用，和多边博弈里美国的影响力相比，我们确实在选择方面是有种种为难之处的。多年以前，麦金农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专门到我们所跟我有过一次深谈，他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从经济的视角考虑，就应该“盯住美元”，这个锚定的效果对中美来说是共赢。但是很遗憾，中美新的阶段上不会简单接受麦金农这个说法，它已不光是一个经济考虑了，后面就是一个丛林法则的考虑，我们现在就必须在这方面考虑相机抉择。相机抉择中间，就不能只靠货币政策了，货币政策上我们相对弱势，但是财政政策我们自主权更大，我们守正出奇的“出奇”的方面，更多要考虑财政政策结构优化的功能作用。这也是从原理上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值得探讨的一个要领。
第五句话，我觉得在新的复杂局面和面对国际协调任务的情况之下，应该承认货币政策当局的种种口风和迹象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其实已经转向了“松紧适度”所代表的更务实的新一轮操作。这个松紧适度，实际上就是不再固守原来所说的稳健和中性，我觉得这完全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光看宏观杠杆率指标——中国整体的流动性和GDP相比已经两倍，你得看中国的物价。在种种情况之下，中国间接金融为主的货币供应体系，各种特点结合在一起的货币供应体系，对应到现在的物价表现，确实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CPI波澜不惊很长时间了，就是一点几，PPI是从经历54个月的负增长，在2016年9月以后转正，转正后合乎逻辑地冲高，又回落到三点几。在政府过日子方面，我们也不讳言，因为中国整个政府收入就是间接税为主，它跟着物价走，现在的GDP是六点几，但是财政收入增幅能够达到十几，很大的部分就是物价带来的流转额扩大带来的，要作同口径调整的话应把这一块消除下去，但是一般公布出来，谁都不跟着说这句话，所以，老百姓天天在那儿说，政府财政收入怎么还一个劲儿往上升？其实，这里面除有企业效益因素等别的因素之外，很重要的是物价因素。但是从正面说，中国现在的物价确实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一个状态，既无通胀又无通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货币政策转向松紧适度是有操作空间和前瞻上的必要性的，在这之后，财政政策应该更考虑它怎么积极。我觉得这个积极，应该具体到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一个是扩大内需这方面的有效投资——我们这方面的空间还非常大，无论是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产业园区开发的项目，还是一些看起来很具体很细小的项目，合在一起看，全国几乎到处都是天文数字的投资需要，而且这些有效投资在优化结构、加强增长后劲儿、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它可以对接很好的创新机制。比如停车位，说有关部门全中国缺五千万个的停车位，北京是说自己缺将近三百万个，深圳说缺将近两百万个，全国几千万个不太离谱——这几千万个停车位建议，静态算账一个车位投十万块钱，全国是多大的投资规模？五万亿。千头万绪的事情中这么一件事情，它就是五万亿的有效投资的需求。做这个投资，政府肯定不能一下自己拿出这么多钱来，但是可以对接市场机制，因为有停车位的使用，它就有现金流，有现金流就可以对接PPP，就可以拉上社会资本，利用金融体系支持来做。以这些事情扩大内需，我们现在决不能忽视。
还有就是扩大内需中人们更注重的消费。消费方面我的理解，它在根本上是跟着投资和跟着经济增长走的，是要避免落入福利主义陷阱的。这样看待消费，更应该强调以经济发展活力和民众好的预期所支撑的消费。活力是指微观主体它确实能够释放自己的潜能，有新旧动能转换的活力特征，从而企业（包括民营，也包括国有的企业）都应该体现这种活力而能支撑老百姓收入上涨。预期是说，我们的社保应做得更好，大家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稳定更有信心，于是就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多地把收入用于消费。其实这方面也有这个迹象：经济增长速度早已经落到了7%以下，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几年来却一直是两位数增长，它表明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更敢花钱了，于是我们要乘势把这些相关的事做得更好。这个活力和预期支撑的消费，在很多情况下是被我们自己犯的一些低级错误所抵消的。咱们内部讨论可直率地说，北京把拆了几万家临街店铺当政绩说，对这几万家临街店铺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简单地封掉，毁了多少人的生计，上一轮做完以后，已遭受了很多社会批评，靠网上封帖解决问题，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跟社会民意做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它可以完全不管。最近新的一轮又来了。财科院前面的阜成路上，近百家店铺一夜之间通通拆掉，翠微路，还有西边很多地方，全都是这个状态。什么原因呢？据说由于军队不能经商。那么军队院墙沿街所有已出租的店铺怎么办？本来上海有经验，可建立一个规范的机制，委托地方运营，不要拆人家店铺，北京不行，统统拆光，这又毁了多少人的生计？我们不说毁了多少GDP，毁了多少政府税收，就说你毁了多少老百姓、低层草根创业创新这个群体他们家庭过日子的基本支撑？毁了多少消费？周边的这些所有单位、社区市民，本来前面是非常繁荣的商业街，现在是门可罗雀的一道冷冰冰的墙壁，发挥消费的潜力从何谈起？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两大政策旁边怎么找到好的实施机制，真正扩大有效投资，扩大这种有活力和预期支撑的消费，就得务实地解决我们自己的一些弊病问题。这当然是要紧密结合着改革的。政府的行为怎么能这么粗暴，这么简单？一个好的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动不动就扭曲，就做得不像样子？当然，还有对我们很有挑战性的产业政策，任何像样的经济体实际上都不可能避而不谈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美国不直接说这个事儿，它做得可是一点儿不含糊。中国人在这方面也不能落入简单化的说法——产业政策完全不要；也不是越少越好，主要还是寻求其优化。产业政策的优化我观察主要不是找方向，方向容易认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发展，都很容易认定，关键是怎么找到合理的、可持续的、尽量减少副作用的实施机制，这是最重要的。时间关系不展开说，其实这也对应到我说了多年的我认为商业金融旁边的政策性金融，怎么得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中国是一篇大文章，是夹道很窄、但我们必须走通的一条创新之路。
最后一句话，扩展对外交流我非常认同。刚才隆主任说了很好的意见。我觉得中国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些比较好的传统，50年代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求同存异，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求共赢，已经有了在这方面的一些宝贵经验，争取朋友越多越好，尽量减少敌人和尽量化解敌意。当下可做的事情，舞台比过去开阔得多了，我们应该有诚意地、务实地、灵活地、多层次地开展更积极的国际交流。我们的智库，我们的学界，与国外这些交流应该更积极的开展。当然有些事情比较复杂，我们自己的心里是有提防的。，一般而言大家都知道这方面是有风险的。但是从国家引导、支持、鼓励这方面说，还是要尽量清楚地给予一个通道，怎么样更好地跟国外做政策研究的交流。实务部门在这些年更积极地去推动外援的时候，也应该总结经验，避免简单化地靠外援去争取朋友，外援上并不是你花钱越多就越好，历史上多少次的教训了——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还有其他的一些非洲的援助项目，这方面不是说不能花钱，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哪怕勒紧裤带也要腾出一部分财力去做外援，但是怎么提高其水平，其实结合着现在更多的有人文特质的政策研讨、宏观政策国际协调。这方面的协调交流是个基础和铺垫，人家想听到的，人家愿意跟你交流的，甚至人家愿意跟你辩论的，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须处理好的事情。当然，内部讨论我也实话实说，咱们自己得知道会有一些非常难堪的局面。比如外交部系统有个中欧论坛，我去参加了一次，到了那边讲中国的经济，我也是力求讲得全面中肯一些，但是人家一句话对我是“一剑封喉”，他说你光讲这些经济层面的不够，说说你们国家的七不准。我当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此处删去四句话）但是人家都知道你是学者，你一点信息都不知道吗？全天下都在谈的这个事儿让我做出回应，我做得了吗？我做不了回应，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这种事情怎么化解？我现在也苦无良策，但是内部讨论，咱们把话说到位。这些拉拉杂杂的认识，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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