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人有故乡是幸运的

迟子建, 1964年元宵节生于中国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

漠河是中国疆土的最北边,与俄罗斯相邻。每年冬季长达五个月左右。在漫长的冬季里,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是极其平常的。

在迟子建的童年记忆中,往往是一场大雪刚去,一场大雪又来了,有时一夜之间大雪封门,一家人只有合力才能勉强将门推开一道缝。

本文为迟子建专访之二。

张英:你在作品里开始就以话本小说的发生展开,一个叫吉来的小孩拉开了历史的一页,一大堆人出现了,就象我们身边的人一样活鲜,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轨道。

我终于没有看见在以前写这样题材里的那种僵硬,革命者和敌人形象分明,一开始就知道了他们的结果,而《伪满洲国》里没有看见这样的习惯,在《伪满洲国》里,所有的人都有着他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而且他们的变化和结果既让人感到意外又合情合理,各种人物在你的笔下都有他自己的色彩和光亮。

迟子建: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写吉来这个小孩,写到东北沦陷到后来光复,又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人从开始到后来也没有什么光彩,就是一个混日子的人,一事无成,我在作品里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我觉得他们的不理解正是吉来这个人物的光彩所在,他虽然没有残废,但是在那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青春耗尽了,生命、信仰什么都没有建立起来,他就是一个废掉的人。

再回忆起来,象一些胡二、杂货张、土匪等一些人物啊,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不同性格、命运和人生,我对他们形象的塑造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觉得作家的情感要有节制,无论在任何作品里,作家一定要节制他的情感,节制他的好恶,我想一些人物身上的东西,他们身上的性格、细节、魅力是能够打动人的。


迟子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人有故乡是幸运的


张英:在《伪满洲国》中,你在写作上采用的是让众多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叙述方式。许多片断读来意趣盎然,有些看“清明上河图”的感觉,但这样的方式对于小说应有的厚重历史感的沉淀也恰是一种伤害,由此也透露出作者与选择的题材之间的天然的隔膜。

迟子建:一个时代的长卷是由片断组成的,往往不是几个重大事件,历史的这种延伸是靠这种非常朴素的生活去推动的,那怕在生活里发生了屠杀发生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民族抗争啊等等,但是我想所有的仇恨和苦难,最后在生活当中它都演化成一种非常实际的那种平民化的东西,被他们所承受。我这部作品就是想反映这些过程。


迟子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人有故乡是幸运的


张英:反映和描写中国历史上的“满洲国”那段特殊历史的书现在已经有好多了,我们一提起来,就免不了激愤和屈辱,在这些作品里充满了谴责和批判,立场鲜明,而你在描写这段历史的时候,采取的却是一种客观、冷静、平和的态度,尽可能让自己的作品保持在一种自然展现历史的角度上,展开那段历史。

迟子建:我觉得你说的这也有道理,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对整个历史作出价值和是非判断肯定是后人做的事情,一个文学家对历史的那种判断肯定是带着一种自己的情感色彩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包括对我对那段历史,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抓劳工等等这些东西,我也是心里怀着一种民族感的愤怒感和仇恨感,不完全是,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那种情感。

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物,那怕是敌人,把他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他有他独特的东西,他不是所有的人划归一个阵营以后,日本人就他全部就永远都是坏人,我觉得他里面还有好人,当时我们中国人里出了多少汉奸哪,抗日战争时期我就觉得出得最多的汉奸,包括象刘麻子这种人,所以我尽量多写些人性上的东西。

张英:包括对日本人的描写?

迟子建:在那个历史特定时代人性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脆弱的,人性在自然情况下呈现一种非常天然的状态,可是在一个特殊有到象敌我之间的时代,人性是被扭曲的,就象我写731部队那个北野四郎,他是做解剖尸体做细菌研究的,如果纯粹从医学意义上考察这个人,他是没有兽性的,他做的仅仅是一种实验,一种医学研究,这个实验材料如果他不是中国人,那么他做的这个实验材料体现不了要表达人性的东西,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解剖麻雀等种种动物,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果他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医学家,

我觉得人性就怎么脆弱,就是说人很本质的东西,热爱的一种东西,可能就因为战争被改变了,我同意辜鸿铭说的,战争就是一场意外事故,因为这种意外事故,因为战争,一切全部被改变了,他变化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杀人狂。他由解剖尸体后来到解剖活人,而且他还追求解剖过程完美,这非常可怕。

这样的事情确实是真实的,这样的资料我看了很多,非常触动我,我看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愤这种感觉。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心里始终有这种悲愤的,我的批判是藏在作品后面的。


迟子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人有故乡是幸运的


张英:如同你以往的作品,《伪满洲国》也弥漫着浓重的东北乡土气息,扭秧歌、放河灯,给小说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历史也因为这些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也变得鲜活生动可爱起来。

迟子建:我把乡土、民俗当做支撑小说的灵魂,对这一切我从小烂熟于胸,可以说,我的写作是沾了地气的光。我的故乡在飘雪的大兴安岭、古朴的小城塔河,那是我牵肠挂肚的地方,我在哈尔滨总也住不踏实,我对城市怎么也热爱不起来。我的故乡不仅意味着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休息的地方,那是灵魂的归宿,一个人的故乡情结总是含有宗教意味。人有故乡是幸运的,同时也会感到不幸,因为故土中不可爱的东西,会被人为地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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