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節的由來，是一次被稱為中國人民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它是由於中國巴黎外交失敗而產生的，也是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並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
這一運動就不用細述了，各種歷史書和教科書都有著詳細地介紹，對運動的起因、發展過程以及評價，儘管現在也出現了不少異樣的聲音，但在總體上想要弄出點新意怕是很不容易之事，這其中的焦點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如何看待賣國的“二十一條”，對此我是說不清楚的，我只知道這是賣國無疑。
對五四運動來說，我的認識並沒有那麼地“高大上”，我是從“火燒趙家樓”這一事件中，從對曹汝霖的認識上感覺到，有時候歷史是充滿著無奈。
趙家樓是曹汝霖的住宅，這應該是一座古建築了，它原來的主人是明代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位置大致在北京東長安街北一點，現在好像有一幢趙家樓飯店，掛有一幅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牌匾。
其實，在五四運動時，這曹汝霖只是一個交通部的總長，他何以被冠以三大賣國賊之首呢，其它兩位是章宗祥和陸宗輿，為何五四遊行隊伍會去燒這趙家樓，將罪責的矛頭直指這曹汝霖呢？對此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曹汝霖，字潤田，上海人，新交通系首領。早年赴日本留學，鼓吹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改當律師。後擔任袁世凱外交部次長。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1919年，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在巴黎和會上談判失敗，引發了五四運動。曹汝霖被人稱為“賣國賊”和“大漢奸”。辭職後閉門不出，遠離政壇，1966年在美國去世。
曹汝霖的確是參與並主持同日本談判“二十一條”的，但有一點要弄清楚，五四運動時所反對簽訂的“二十一條”，並不是當時袁世凱當政時的那個條款。那個幾欲滅國的條款，在中國外交家的努力下，已向有利於中國的方面作了很大修改，這正是在曹汝霖主持下所取得的。也許大家並不知道，日本對此條款是大為不滿的，並且還直接導致了當時大隈內閣的垮臺，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失敗的條款。
五四運動的抗議中心是在“山東主權”，此時日本趁一戰之時，已將山東的德國人趕走，成為山東實際的主宰者，換言之，這山東已屬叼在日本口中的肉了，當巴黎和會上，列強欲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時簽字與不簽字其實已無實質意義，弱國無外交，但，誰敢在上面簽字呢？誰簽字就必定是賣國賊無疑，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揹負的罵名離此時並不遙遠。
籤與不籤的利弊，我覺得《羅輯思維》的主持人羅胖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說：如果籤，那日本就很可能在山東紮了根，從此會成為中國的一個禍根，以後日本在山東的所為將很難制約；但如果不籤的話，首先是不能改變日本已是既得利益者的現狀，同時將會得罪列強，以後發生任何事都得不到列強的支持；其次，中國也不可能加入即將成立的“聯合國”，這意味著今後在全新的國際體系中，將沒有中國的位置；再有，巴黎和會的其它好處，比如取消當年德國的戰爭賠款及德國同中國以前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等等，這些都統統地享受不到了。
兩害相較取其輕，這是明白的弱國外交家都心知肚明之事，但，誰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簽字，於是，本來是戰勝國的中國，最終沒有在條約上簽字，當然，本該屬於中國的外交利益也沒能實現。
位列三大賣國賊之首的曹汝霖，在五四運動之後便脫離了政界，他一邊經營銀行，用賺來的錢做慈善事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抗戰爆發。
作為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日本人當然是希望他出來擔任偽政府要職的，但他沒有答應，儘管他無奈之下出任過兩個閒職，新民印書館和井陘煤礦公司董事長，以便與日方虛與委蛇，卻沒為日本人做過一件事。利誘不成的日本人惱羞成怒了，這其中包括土肥原賢二及日本特務頭目喜多駿一，但即使在威脅他時也不屈服，從而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氣節。
我並不想在此為曹汝霖翻案，想翻也是翻不了的，這已成為定勢。我只是想說，評價一個人，不能離開當時的實際情況，五四運動背後的故事，那些不為人知的現象，是我們在教科書中得不到真相的。
有趣的是，當年放火燒趙家樓的青年中，有一位叫梅思平的學生領袖，也有人說是他放的第一把火，他也因此而風光無限，成為愛國進步青年的代名詞。後來還當了大學教授。
不可思議的是，正是這位愛國青年，在抗戰期間，他投靠日本人，賣力地為偽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效勞，最後竟然做了汪精衛政府的中央組織部長。1946年被國民政府以叛國罪槍決。
當年萬人唾棄的賣國賊，竟然堅貞不屈，守護著家國大義和民族氣節；而當年人人佩服的愛國英雄，卻搖身一變，成為了叛國的民族敗類。這是不是很具有黑色幽默般地諷刺哈。
當然，也有人說並不是梅思平放的第一把火，放火的是匡互生，也有人說是許德珩，之所以要說成是梅思平，是因為要將其同曹汝霖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不管怎麼說，梅思平是五四運動衝在最前面的學生領袖無疑，因為至今為此，誰也說不出究竟是誰放的第一把火，即使是匡互生本人也沒說過是他放的。
曹汝霖是袁世凱時期的一名外交官，他早年留學日本時，親眼見證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強盛過程，所以他力主改革，並在慈禧召他進宮時，詳細陳述了自己的立憲觀點，對推動清廷的立憲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親日派，但絕對不是漢奸。
對於因五四事件曹汝霖被迫辭職，他在回憶錄說道：“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對歷史上的人物，我們已習慣了非好即壞的思維邏輯，曹汝霖是當然地屬於壞人一列。但是，任何時候都沒有單一人格之人，他之所以被冠以漢奸賣國賊之名，當然是緣自於這五四運動，但這臉譜化的定義使我們在對他的瞭解上，產生了一定的偏頗。現在如果我們放棄非此即彼的二元標準來看待曹汝霖，在賣國賊標籤下的他，應該是一個多元化的未解之人。
說個題外話，曹汝霖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本土律師，而他接的第一樁業務，居然是太監和妓女的離婚案。
這離奇的案子說的是一位叫張靜軒出宮太監，結識了一個叫程月貞的妓女，付了三百兩銀子後結婚。但後來卻被這程小姐捲了財物跑了，後來還通過法院要求與張大太監離婚，而她聘請的律師正是民國01號律師曹汝霖。
當然，最後在曹汝霖的一整套民國法律新精神的說辭下，把當庭法官聽得是五迷三道了，最後審理結果，審判官幾乎全盤接受了曹汝霖的意見，准予離婚，曹汝霖也因此聲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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