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條簽了幾條?袁世凱做了什麼讓日本痛恨?

21條簽了幾條?袁世凱做了什麼讓日本痛恨?


1914年一戰爆發。次年,日本向袁世凱拋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

1914年6月28日一戰爆發,德國陷入大戰中,9月1日,日本藉機向在華德軍開戰,激戰兩個月後,日軍大勝,奪取德國在華權益。

日本佔領山東後,中國民眾要求收回山東主權的呼聲愈發浩大,中日摩擦頻發,對日本發來的抗議,袁世凱政府皆不予理會。

日本為了使繼承自德國的在華利益合法化,同時謀取更大的利益,1915年1月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拋出了日本政府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史稱“二十一條”。

依照這些要求,日本不僅要把山東和東北變成它的殖民地,還要把整個中國變成它的保護國。

這些條款以內田良平的<>為藍本,具有清晰的侵華步驟和計劃藍圖。

那麼一直揹負簽訂二十一條賣國罵名的袁世凱,當時的反應如何呢?

時任國務院參議兼大總統府秘書曾叔度,作為當時的親歷者,在他的<>裡寫道:“袁世凱開始看到21條後震怒異常,當即決定全部駁回,一個字都不能答應。”

震怒後的袁世凱很快冷靜下來,陷入了沉思。

他清醒的意識到,如果不接受“二十一”條,一旦交戰,正陷入世界大戰中的西方國家,一定無暇顧及中國情況,中國抗日必將孤立無援。

日本為迅速達成協議,告訴袁世凱,這是一個秘密條約,必須從速商定,不能外洩。同時威脅說,如果中國不答應,甲午戰爭就是案例,日方將效仿甲午年海陸並進,大舉進攻中國。

這一事件無疑是袁世凱從政以來最為嚴重的外交危機。袁世凱隨後不動聲色的對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表示,事關交涉事宜,必須由外交部主管辦理。

打發走日本公使後,袁世凱即刻召開緊急會議,外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梁啟超、蔡鍔等人都參與討論對策。

外交部次長曹汝霖看了條款內容後說,這種苛刻條件跟要我們亡國沒啥兩樣了!“日本這次提出“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中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力由建鐵路,開礦產也是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又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總統府,對他說:“我已逐條細閱批示,你們照此商議。日本談判時,應逐項逐條商議,不可籠統並商。”

天津市歷史檔案館存有一批袁世凱的檔案材料,其中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說帖的硃批最為重要,從我們當可看出袁對“二十一條”的態度,並折射其對日立場。

袁世凱的批示非常詳細,在此不詳列。

不久,通過各種渠道,袁世凱瞭解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一事並沒有正式經過御前會議認可,便果斷將“二十一條”的內容洩露出去。

消息一出,不僅國人譁然,在日本和國際上都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美國“二十一條”成為了當日報紙的頭條新聞,美國政府開始對中日談判進行干涉。

談判有第三方介入後,很多內容就要重新再談。1915年5月9日,中方代表將條約最終修訂版交給了日本公使,危機暫時化解。

歷時四個多月,25次的艱苦談判,條約內容與最初已經相去甚遠,最終修訂版不僅刪除了很多條款,其他眾多條文也變成了留待日後磋商,最終中日簽訂的“二十一條”實際上只有十一條。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評價說,日本雖然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但後來也只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反而弄得臭名昭著,為天下人恥笑,日本試圖將中國變為日本的保護國的陰謀徹底破產。

袁世凱還在“二十一條”要求籤訂後,深刻體會國力不足只能被霸凌的屈辱,於是下令:“將5月9日列為國恥紀念日!”

袁世凱對日本的抵抗和敵對讓日本認為近代中國30年來日本第一大敵竟是袁世凱!

陶菊隱在他的袁世凱傳中寫到:“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後,好多天神志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印刷了五萬冊,密存山東模範監獄中。他經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後終於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了啦。”

“袁世凱謝世之日,有人在他的書案上發現了他親筆書寫的一句話:‘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話啊!”

沈寧先生在2012年休斯頓演講,也提到袁世凱與“二十一條”。“孫中山之後,早期民國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凱。不管後來人怎麼評論袁世凱,罵他賣國是不尊重歷史,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日本為竊取在中國的利益,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袁世凱絞盡腦汁,動用各種手段,並向外界透露日本要求,爭取民眾支持,先後談判25次,逼迫日本兩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並支持革命黨發動戰爭威脅,袁世凱才答應了日本的修正案,簽署其中關於山東和南滿的兩條,這兩條都沒有喪失中國主權。這些史料原件據說還保存在天津博物館內,有案可查。但是至今還是有媒體繼續編造謠言簽署二十一條的謠言。民國時期的政治領袖,至少不賣國,而民國之後很多人連這條底線都保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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