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奸”、“賣國賊”是曹汝霖一身都洗刷不掉的恥辱標籤。然而，如果探尋歷史後面的真相以及細節，客觀地評價曹汝霖在那個風雲震盪、變幻莫測的時代，“大漢奸”、“賣國賊”之於曹汝霖，是時代開的一個殘忍的玩笑。
曹汝霖有說過，“我主張親日，不是親帝國主義者的日本。”縱觀抗日戰爭爆發後曹汝霖的所作所為，可知曹汝霖此話是肺腑之言。
面對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人步步緊逼的態勢，曹汝霖力主戰鬥到底，曾對蔣介石說：“目下日本政府已沒有控制軍人之力，要想和平解決，懾于軍人，無從談起。軍人氣焰愈高，慾望越大，少壯軍人已漸抬頭。此時我們決不能和談，為民族為國家，只有抗戰到底一途了。”
華北淪陷之後，日本想請曹汝霖擔任華北偽政府的代理人，曹汝霖再三拒絕。後來出任新民印書館董事長、井陘煤礦公司董事長，不過是自保的權宜之計，亦是掛名的虛職，未曾幹出蠹國害民的事情。
非但如此，曹汝霖還儘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資源以及影響力，力所能及的幫助同胞。譬如，曹汝霖建成的中央醫院，救濟了諸多國人；利用與岡村寧次的交往多次勸說，“華北各個大學都封閉，這些學生到內地去，只是為了求學，其志可嘉，其情可憫，既不是反日，也不是地下工作，應下令憲兵隊不再為難這些學生”。
曹汝霖道德操守如何，事實上五四運動之後的種種表現便已說明一切。
五四運動的衝擊，給曹汝霖帶來了巨大的內心陰影，從此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
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曹汝霖則是“處江湖之遠則助其民”。其一個善舉在今天都具有示範意義：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伕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伕，便僱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衚衕，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伕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
曹汝霖一切罪與責大抵在於親日，不過，親日在那時候是一種普遍的情感傾向，有志氣的年輕人大多會東渡日本留學、取經，孫中山、黃興等人都比較親日。
問題在於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謀劃中國的大環境下，曹汝霖恰巧又處於中日外交交鋒的漩渦，而北洋政府又不具備同等的博弈能力，正所謂弱國無外交，對於外交官能說，只能努力的爭取國家利益，很多時候只能是次優選擇。
但這種無奈、無助往往不會被國民理解，反而會極易被冠以“大漢奸”、“賣國賊”的罵名，就像清末的李鴻章一樣。
巴黎和會上的事情本來和曹汝霖沒有任何交集，只因曹汝霖一貫的親日主張引起人們普遍不滿，再加上之前和日本簽訂辱國的“二十一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並沒有被北洋政府全權接受，其中對中國危害最大的是第五號條款下的七條要求最終沒有寫進條約，也可算作袁世凱、曹汝霖等人的努力，可惜這點被人們選擇性忽略了。
從此，曹汝霖戴上了一頂“賣國賊”的帽子寫入歷史教科書，若不是汪精衛等人行徑更加可惡，可能民國第一賣國賊，也就非曹汝霖等人莫屬了。
晚年的時候，曹汝霖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曹汝霖已經原諒了當時對他造成傷害的人，可歷史依舊沒有寬容他，只有等待時間長河的沖刷，洗掉歷史身上那些汙垢、那些混亂、那些無奈、那些沉默，還原歷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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