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卖国贼”是曹汝霖一身都洗刷不掉的耻辱标签。然而，如果探寻历史后面的真相以及细节，客观地评价曹汝霖在那个风云震荡、变幻莫测的时代，“大汉奸”、“卖国贼”之于曹汝霖，是时代开的一个残忍的玩笑。
曹汝霖有说过，“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纵观抗日战争爆发后曹汝霖的所作所为，可知曹汝霖此话是肺腑之言。
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步步紧逼的态势，曹汝霖力主战斗到底，曾对蒋介石说：“目下日本政府已没有控制军人之力，要想和平解决，慑于军人，无从谈起。军人气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壮军人已渐抬头。此时我们决不能和谈，为民族为国家，只有抗战到底一途了。”
华北沦陷之后，日本想请曹汝霖担任华北伪政府的代理人，曹汝霖再三拒绝。后来出任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井陉煤矿公司董事长，不过是自保的权宜之计，亦是挂名的虚职，未曾干出蠹国害民的事情。
非但如此，曹汝霖还尽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以及影响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胞。譬如，曹汝霖建成的中央医院，救济了诸多国人；利用与冈村宁次的交往多次劝说，“华北各个大学都封闭，这些学生到内地去，只是为了求学，其志可嘉，其情可悯，既不是反日，也不是地下工作，应下令宪兵队不再为难这些学生”。
曹汝霖道德操守如何，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的种种表现便已说明一切。
五四运动的冲击，给曹汝霖带来了巨大的内心阴影，从此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曹汝霖则是“处江湖之远则助其民”。其一个善举在今天都具有示范意义：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曹汝霖一切罪与责大抵在于亲日，不过，亲日在那时候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倾向，有志气的年轻人大多会东渡日本留学、取经，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比较亲日。
问题在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谋划中国的大环境下，曹汝霖恰巧又处于中日外交交锋的漩涡，而北洋政府又不具备同等的博弈能力，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对于外交官能说，只能努力的争取国家利益，很多时候只能是次优选择。
但这种无奈、无助往往不会被国民理解，反而会极易被冠以“大汉奸”、“卖国贼”的骂名，就像清末的李鸿章一样。
巴黎和会上的事情本来和曹汝霖没有任何交集，只因曹汝霖一贯的亲日主张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再加上之前和日本签订辱国的“二十一条”——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并没有被北洋政府全权接受，其中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第五号条款下的七条要求最终没有写进条约，也可算作袁世凯、曹汝霖等人的努力，可惜这点被人们选择性忽略了。
从此，曹汝霖戴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写入历史教科书，若不是汪精卫等人行径更加可恶，可能民国第一卖国贼，也就非曹汝霖等人莫属了。
晚年的时候，曹汝霖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已经原谅了当时对他造成伤害的人，可历史依旧没有宽容他，只有等待时间长河的冲刷，洗掉历史身上那些污垢、那些混乱、那些无奈、那些沉默，还原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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