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是公认的夏朝开创者，他第一个把国家从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从此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王朝，那么这个过程是一番风顺的吗？显然，并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对于夏朝的构建，在大禹时期就基本完成了。大禹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划分，大禹在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什么，但他死后，就有人跳出来了。
历史上人们对有扈氏的叛乱通常有一个解释，就是夏启驱逐了伯益，废除了禅让制而引起有扈氏的不满，也许这只是有扈氏作乱的借口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禅让制的存废跟有扈氏没有关系，纵观上古时期的禅让，其实都是有熊氏的后人们自己跟自己玩而已，所有受到禅让的先王都是黄帝的后人，无论怎么做都轮不到有扈氏。
启接受帝位和让伯益担任对有扈氏并无本质上的影响，有扈氏为什么对这种没有影响的事，挑战当时的天下共主启呢？这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难道有扈氏只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可这件事本就是人家的家事，再说，是谁规定了禅让就是道义，而传子就是无道呢？很多部落已经明确支持启，难道他们明知道这么做不符合道义却还是这么去做吗？这么说来，出于道义考虑就显得有一点牵强。
其实有扈氏叛乱是有个很实际的考量的。
当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废除帝制已经是所有人的共识。好像谁说出恢复皇帝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袁世凯还是跳出来称帝了。不管袁世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都能看到，时代变迁下，倾向于守旧的势力始终还是存在的，有扈氏就是这样一股势力。
前面说了，在启建立夏的同时，原本氏族社会的地方与中央的平等，部落上层和平民的平等关系都不存在了。社会出现了等级划分和权力向中央统治阶级集中的情况。这对有扈氏来说，损害是就在眼前的。
首先有扈氏作为地方诸侯部落，需要向中央承担缴税和拱卫中央的义务，无形间，自身地位就比中央要低了，而且，阶级分化在有扈氏内部也一定是存在阵痛的，和中央的绝对权威不同。地方部落中平民不愿交出那一部分给予政府的权力。而部落管理层也没有和中央看齐的意识。于是反潮流的声音出现了。
启对有扈氏有过一个评价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启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里面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而是大禹在时规定的对犯人的五种刑罚，分别是大辟，膑，宫、劓、墨。又称为禹刑。
这种刑法的出现就是夏政府对平民统治的一种表现，平民把受到法律约束，如果犯法就会受到惩罚的承诺给予夏政府，这是一种平民自身权力转移给了夏政府的行为，而夏政府则有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及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力不受侵犯的义务。这就是夏政府出现的根本职能。
这种刑罚成为规定就会把人分成，行刑者和可能被行刑者，统治与被统治就分化了出来。而有扈氏不实行禹刑就是说他们不承认政府对平民有统治权，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阶级的。依旧保持氏族统治下的政治结构。依然用习惯法处理社会问题。
怠弃三正则是说有扈氏不崇尚天地神明，其实就是变相的说有扈氏不分上下尊卑，没有敬畏之心，其实这也是平等的问题。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有扈氏就是维护自由平等的先锋模范，而启就是要求封建腐朽的政治恶棍。
其实这么说也没错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在氏族社会的组织模式下，对于农耕生产的效率是远远不如夏政府模式有效的，组建一个统一管理的政府其实是最符合当时时代利益的行为。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恰恰是封建腐朽的启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浪潮，而维护平等自由的有扈氏则成为了守旧势力。
有扈氏一开始是很强大的，不止是他自身就强大，还有其他不愿意受到新秩序约束的部落联合在一起。
双方在甘这个地方的一场大战，有的历史文献说启并没有打败有扈氏，但是他利用这次战争，奖赏了得力的人员，惩罚了不遵从指挥的部下，进一步巩固了王权。
随后启在自己的地盘安心发展，这时候夏政府的高效组织性就体现了出来，社会稳定，没有人敢于作奸犯科，粮食的稳定产出，充盈了政府的府库，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而反观有扈氏就不一样了，在原始的组织结构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远不如夏王朝。国力此消彼长，后来干脆屈服了，向夏朝投降。
至于《史记》里直接就说启在甘打败了有扈氏，然后就使天下臣服。其他史料也提到了有扈氏的结局，启把有扈氏臣民整编成了放牧的奴隶。世代为夏王朝无偿的劳动。
不管怎么说，夏启把最后的守旧势力也给铲除了，夏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权威已经走向正轨，百姓的阶级分化也已经完成，夏朝存在的基础已经建立，一个绵延四百年的国家正式开始走上了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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