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這個名稱，譯成英文時，有時譯作“sophists(詭辯家)”，有時譯作“logicians(邏輯家)”或“dialecticians(辯證家)”。名家與詭辯家、邏輯家、辯證家有些相同，這是事實；但是他們並不完全相同，這更是事實。為了避免混亂，頂好是按字面翻譯為theschoolofnames。這樣翻譯，也可以提醒西方人注意中國哲學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名”、“實”關係問題。
名家和“辯者”
從邏輯上講，中國古代哲學的名與實的對立，很像西方的主詞與客詞的對立。例如說，“這是桌子”，“蘇格拉底是人”，其中的“這”與“蘇格拉底”都是“實”，而 “桌子”與“人”都是“名”。這是十分明顯的。但是，若試圖更為精確地分析到底什麼是名、實，它們的關係是什麼，我們就很容易鑽進一些非常可怪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會把我們帶進哲學的心臟。
名家的人在古代以“辯者”而聞名。《莊子》的《秋水》篇，提到名家的一個領袖公孫龍，他說他自己“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這些話對於整個名家都是完全適用的。名家的人提出一些怪論，樂於與人辯論，別人否定的他們偏要肯定，別人肯定的他們偏要否定，他們以此聞名。例如司馬談就在他的《論六家要旨》中說：“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史記·太史公自序》)
公元前三世紀的儒家荀子，說鄧析(公元前501年卒)、惠施“好治怪說，玩琦辭” (《荀子·非十二子》)。《呂氏春秋》也說鄧析、公孫龍是“言意相離”、“言心相離” 之輩(《審應覽·離謂·淫辭》)，以其悖論而聞名於世。《莊子》的《天下》篇列舉了當時著名的悖論之後，提到惠施、桓團、公孫龍的名字。所以這些人似乎就是名家最重要的領袖人物。
關於桓團，我們別無所知。關於鄧析，我們知道他是當時著名的訟師、他的著作今己失傳，題作《鄧析子》的書是偽書。《呂氏春秋》說：“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襦褲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呂氏春秋·市應覽·離謂》)《呂氏春秋》還有個故事，說是洧水發了大水，淹死了鄭國的一個富人。屍首被人撈去了。富人的家屬要求贖屍，撈得屍首的人要錢太多，富人的家屬就找鄧析打主意。鄧析說：“不要急，他不賣給你。賣給誰呢？”撈得屍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鄧析打主意。鄧析又回答說： “不要急，他不找你買，還找誰呢？”(《審應覽·離謂》)故事沒有說這件事最後的結局，我們也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見，鄧析的本領是對於法律條文咬文嚼字，在不同案件中，隨意作出不同的解釋。這就是他能夠“苟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的方法。他專門這樣解釋和分析法律條文，而不管條文的精神實質，不管條文與事實的聯繫。換句話說，他只注重“名” 而不注重“實”。名家的精神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辯者本來是訟師，鄧析顯然是最早的訟師之一。不過他僅只是開始對於名進行分析的人，對於哲學本身並沒有作出真正的貢獻。所以真正創建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公孫龍。
關於這兩個人，《呂氏春秋》告訴我們：“惠子為魏惠王(公元前370—319年在位) 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審應覽·淫辭》)又說：“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同上) 《韓非子》又告訴我們：“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問辯》)下面我們將看到，“堅白”是公孫龍的學說，“無厚”是惠施的學說。
從這些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惠施、公孫龍，在某種程度上，都與當時的法律活動有關。公孫龍對於秦趙之約的解釋，確實是完全按照鄧析的精神。《韓非子》認為，這兩個人有關法律的“言”，效果很壞，像鄧析的一樣壞。韓非本人是法家，竟然反對源出訟師的名家的“詞”，以為它破壞法律，這也許令人奇怪。但是在第十四章中我們就會明白，韓非及其他法家其實都是政治家，並不是法學家。
惠施，公孫龍代表名家中的兩種趨向，一種是強調實的相對性，另一種是強調名的絕對性。這種區別，在著手從名實關係中分析名的時候，就變得明顯了。我們來看一句簡單的話：“這是桌子”，其中的“這”指具體的實物，它是可變的，有生有滅的。可是“桌子”在這句話裡指一個抽象範疇，即名稱，它是不變的，永遠是它那個樣子。 “名”是絕對的，“實”是相對的。例如“美”是絕對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相對美。惠施強調實際事物是可變的、相對的這個事實，公孫龍則強調名是不變的、絕對的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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