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距楊墨”為己任，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墨子·膝文公下》)很明顯，楊朱的學說是反對仁義的，因為仁義的本質是利他，而楊朱的原則是利己。但是墨子的兼愛，目的也是利他，在利他這方面他甚至比儒家的調子更高。那麼，孟子在他的批判中，為什麼把墨子和楊朱混在一起呢？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的回答是，由於墨家主張愛無差等，而儒家主張愛有差等。換句話說，在愛人的問題上，墨家強調同等，儒家強調差等。《墨子》裡有段話說明了這個分歧，有個巫馬子對墨子說：“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于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墨子·耕柱》)
巫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說“愛我身於吾親”，很可能是墨家文獻的誇大其詞。這顯然與儒家強調的孝道不合。除了這一句以外，巫馬子的說法總的看來符合儒家精神。因為照儒家看來，應當愛有差等。
談到這些差等，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辯論時，問他“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對於兄之子的愛，自然會厚於對鄰人之子的愛。在孟子看來，這是完全正常的；人應當做的就是推廣這種愛使之及於更遠的社會成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善推其所為”(同上)。這種推廣是在愛有差等的原則基礎上進行的。
愛家人，推而至於也愛家人以外的人，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過來說也就是行“仁”，這都是孔子倡導的。這其間並無任何強迫，因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側隱之心，不忍看得別人受苦。這是“仁之端也”，發展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愛人。但是同樣自然的是，愛父母總要勝過愛其他一般的人，愛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觀點是這樣。墨家則不然，它堅持說，愛別人和愛父母應當是同等的。這會不會弄成薄父母而厚別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愛。孟子抨擊“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時候，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一點。
在愛的學說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後的許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過。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分歧。這就是，儒家認為，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地發展出來的；而墨家認為，兼愛是從外部人為地附加於人的。
也可以說，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人應當行仁義？不過他的回答是根據功利主義。他強調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強迫和誘導人們實行兼愛，也與儒家為仁義而仁義的原則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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