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帝王中，说到重视立法与法治宣传教育，运用严刑酷法治世的，明太祖朱元璋算是个典型。对于洪武时期的律令以及法治宣传工作，后世及学界多给予肯定，但对他的重典治国、文武兼杀的方法则是褒贬不一。有人说是“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全国上下“令行禁止，若风草然”。也有记载说朱元璋是“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更有人说他是“草菅人命”。洪武期间，因“空印案”“郭恒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开国功臣宿将几乎被一网打尽，为历代开国之君望尘莫及。这其中，蓝玉侍功骄纵，被以谋反论同，株连死者数万人。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梳理一下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蓝玉案。
沙场骁腾 补漏扶正
蓝玉（？－1393年），定远（现在的安徽定远县）人（另一说为湖南城步县人，待商榷），常玉春妻弟，明朝开国功臣之一。其戎马一生，跟随朱元璋转战大半个中国，为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一代名将，明史称他“临敌勇敢，所向皆捷” 。
蓝玉最早是在常玉春帐下，后来，因军功晋职为大都督府佥事。洪武五年（1372年），徐达出征漠北，蓝玉担任先锋，后来在对扫元战争中，屡建战功。后跟随沐英西征吐蕃，获封永昌侯，赐予世券。到了洪武朝的中后期，战功卓著的徐达、李文忠两位老将相继病故。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肃清元朝在辽东的势力后，宋国公冯胜因被人揭发藏匿良马，从而丢掉了的大将军之位。由此，蓝玉得以补漏转正，拜征虏大将军，屯兵蓟州（今天津蓟县），登上明军第一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王弼率领明军15万人向北进击北元，星夜兼程，行进数月，在捕鱼儿海（现在的俄罗斯贝加尔湖）捕捉到北元主力，一番恶战，太尉蛮子等被杀，俘获北元“黄金家族”宗亲3000余人，士兵70000余人。数日后，窜逃的北元皇帝孛儿只斤·脱古思帖木儿被元世祖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所杀。北元灭亡后，蒙古逐渐分裂为了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捷报奏传至京，朱元璋大喜，赐诏奖励慰劳，赞道：蓝玉“吾之仲卿、药师也“，并把蓝玉比作汉代卫青、唐代李靖。班师回朝后，晋升为凉国公。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又赴四川督修城池，其后的三年时间，又参与平定西南、西北叛乱。
皇亲国戚 骄纵不法
蓝玉四处征战，又加上立功，开始有些飘逸，其横暴贪婪的本性逐渐显现出来。据记载，早在其平定云南后，就不满足于五百石的加薪，而去利用权势，让家人贩卖私盐，获取高额暴利，朱元璋得知后，将贩私盐者处死，而蓝玉因功在身，只是没收了他的违法所得。不仅如此，蓝玉还蓄养了许多庄奴、义子，乘势横行霸道。在强占东昌民田后，曾被御史查问，蓝玉大怒，反将御史赶走。
起初，朱元璋虽然专权，但念于蓝玉军功卓著，仍然对其优礼有加，并未过多干涉。其在征讨北元期间，先是侵贪缴获的北元物资，在回师路上又炫耀武力，夜抵喜峰关，因守关官员没有及时开门，便炮轰边关隘口，破门而入。种种霸道贪婪的行为，让朱元璋对他心生不满。后来，蓝玉更是持功挟势，强暴了软禁中的北元太子妃，元妃羞愧自杀，其龌龊之举后被人告发。据说，当初因其战功显赫，朱元璋其实封蓝玉为梁国公，但因蓝玉所犯的种种过失，就把“梁”字改为“凉”，还让人把他这些过失刻在了世袭的凭证上，以警示他。但是蓝玉作为武人，不思悔改，思想早就膨胀了，不仅不改正自己的偏失，还对于朱元璋给予太傅职位的封赏，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的功勋还不足以封太师吗？据记载，朱元璋曾颁布了《武臣大诰》，作为《大诰》的第四部分，列举种种不法案例来告诫武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但蓝玉显然是不把这些律令要求放在眼里。
不仅如此，蓝玉的性格是强横执拗，不善融通。他是常玉春的小舅子，常玉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蓝玉自然也算得上是皇亲国戚。正所谓树大招风，作为一个武人，他跟统兵北疆的燕王朱棣的关系却处理的很差。燕王朱棣对蓝玉居功自傲的行为早就看不顺眼，没少在朱元璋面前吹风，说大将军蓝玉军权在手，桀骜不驯，视地方官吏如草芥，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蓝玉对燕王朱棣的这些言辞自然不满，曾向外甥女婿太子朱标告过朱棣的状，说他北征大漠时途经燕京，发现燕王在封国的举动和礼仪待丛与皇帝无异，根本没把太子朱标放在眼里，建议他审慎预防。蓝玉的这些话，自然也会传到朱棣耳中，二人从此种下仇恨。而且后来也有研究观点认为，燕王朱棣觊觎皇位已久，在太子朱标死后，更是利用朱元璋的猜忌心理挑唆其铲除功臣，为自己日后篡权作准备。
蓝玉的飞扬跋扈，对于权力欲望极强的朱元璋自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逐渐疏远了他，对于他的一些上奏建议，根本不予理睬，这让蓝玉是怏怏不乐。
横遭灭门 蓝党之祸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八早朝结束后，锦衣卫都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说其准备在皇帝外出藉田时兵变。大狱再兴，蓝玉当场被抓，打入牢中，二月初十就被诛杀了。而同案供出狱词中也将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牵连了进去，一同被杀。酷刑之下，四面构陷，八方株连，到当年的五月初一，整个蓝玉案已经杀掉了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基本杀光，免死铁券也无法救命。因为，根据明朝律令，谋反之罪是杀一人诛一族，牵连蔓引被杀者达一万五千余人（也有说达到两万人的），历史上称为“蓝党之祸”。 后来，朱元璋命人把重要人犯的口供编辑在一起，定名为《逆臣录》，亲自作序，刊布全国。蓝玉的人皮也被剥了下来，传示各省，后蜀王朱椿（蓝玉之女是朱椿的王妃）奏请将人皮供奉在成都，直到明末。
皇权与将权之争
对于朱元璋屠杀功臣的行为，后世很多学界人士进行过分析。有认为是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间，文人与武人间派系之争的结果；有人说是朱元璋重典治世的结果；也有观点认为是皇室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完整。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朱元璋肯定清楚这些功臣勋贵们的所作所为，但动辄以谋反的罪名加以族诛，显然是有所目的的，一方面要抓好军队建设，另一方面要对军人集团有所防范。据记载，朱元璋早有规定“与我取城池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城住坐，不许搬取出外”，也就是说将出征将官的妻儿子女作为了人质，不能离开京城，防止兵变。不仅如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废除丞相之位时，也把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废掉了，掌握在自己手中。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晚年利用各种血案杀人不下十万数。蓝玉案的发生，只不过是其对军人集团发动的有计划的清洗，尤其是太子朱标死后，为了大明江山的永续，必须预先消除隐患。从其结果来看，这其实还是皇权专制导致的。他虽然政绩不输历朝，但所奉行的是以猛治国的方针，对功臣是刻薄寡恩，淫威滥杀，遭到后世多有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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