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中國若想持續向上，還得虛心學習，尤其要向我們的競爭對手學習。美國在尊重法制基礎上的開放、多元、包容，日本的精細化管理，以及德國精準調控市場經濟的各種措施和制度，是中國經濟繼續向上發展所必修的三門功課。
中國經濟騰飛要學好三門必修課
中國向上，還要做什麼？
毫無疑問，我們必須以虛懷若谷的心態，綜合性地汲取其他發達國家的發展精髓，這是中國能否真正成為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大國和強國的關鍵。如果我們不能夠持續地學習，很有可能將倒在從中等發達到發達、從大國到強國的門檻上。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重點學習的對象，至少在經濟領域，是日本。那時，中日友好關係處於巔峰狀態，中國派出了一個又一個代表團赴日學習，中國領導人華國鋒、胡耀邦等都曾訪問日本，中國經濟學家、管理學家都在仔細研究日本模式。這一切在今天仍然留有痕跡，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設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學習日本的結果。當時的經濟學前輩馬洪等特別強調向日本學習。
再往後若干年，中國學習的對象逐步轉向美國，大量留學生、訪問學者遠赴美國訪問、學習、交流。由於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強國，很自然，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一點在大學及學術機構中特別明顯，各大學精英人士言必稱哈佛、斯坦福、MIT。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為美國的科學、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領先的，但是必須看到，美國並不是沒有它自己的問題。2008年爆發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一個明證。2012年以來，雖然美國經濟領先於其他發達國家率先復甦，但是並沒有給社會各界全面帶來實惠，因此爆發了一輪又一輪的抗議。美國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貧富差距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近年來，中國也在更加仔細地研究、審視歐洲的模式。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國際戰略層面，美國正逐步將中國認作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而歐洲，尤其是德國，與中國的關係日益密切，就連美國長期的盟友英國也對中國採取了各種各樣戰略層面的友好姿態。
面對具有不同優勢的各大強國，我們到底還應該向他們學什麼呢？很顯然，應該學習各國最精髓的成功要素，兼收幷蓄，並融入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國家治理的綜合優勢，這樣中國才能成強國。
學習美國優勢的精髓：法制基礎上的包容與開放
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的超級大國，其實力的基礎毫無疑問是創新。美國從科學技術到企業制度、商業模式，都為其他各國包括其他發達國家長期羨慕和追趕。那麼，美國創新活力的基礎是什麼呢？是其開放、包容和多元的精神。只有包容，才能使那些看上去離經叛道的思想最終發展為創新的火花；而包容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其文化和種族的多元性；文化與種族的多元性，又來自於其制度的開放性。
開放社會是索羅斯及其所崇拜的倫敦經濟學院的導師卡爾·波普長期推崇的，開放能夠保證不同思想的人群得以融入主流社會之中。在美國，那些極具創新力的天才型人物，從埃隆·馬斯克、比爾·蓋茨，到喬布斯、馬克·扎克伯格，以及早年的愛迪生、特斯拉等，從各種角度來看，既是天才也是怪才，他們都有各自行為方式、思維方法上的怪異性。如果這些偉大的人物生活在其他國家，或許其創新思維在成才之前就會被扼殺掉，最終不可能成為改變社會的鉅子。
但是，中國人對美國最為忽視的，是其對法制的高度認同。在美國，尊法達到了宗教般的高度，事實上成為美國的國教。美國包容、開放、自由的基礎是法制。任何重大的社會抗爭，從白人阻止黑人上學，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決後的騷亂，從佔領華爾街運動，到戈爾與小布什的總統競選之爭，還有OJ辛普森世紀大案，只要上升到法律層面並且由司法體制給出判決，絕大多數民眾都願意接受其結果，乃至於今天許多美國人大罵小布什但極少人為戈爾喊屈，而大部分美國人認為OJ辛普森有罪但沒人公開挑戰當時的法官判決。這就好比沒人說喬丹最後一次奪冠投中的那個球應該被判進攻犯規無效一樣。尊重司法體系的判決，就像尊重體育裁判所代表的遊戲規則，敢博認輸，這就是美國人可愛的法制精神！
記得我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我的一個老師是奧利佛·哈特（Oliver Hart）。當時他在MIT當教授，後來去了哈佛。他的學術貢獻是收集法院的判例，深入研究產權的含義，我始終認為這是一項應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工作。我寫畢業論文的時期，波士頓發生了一起著名的案件，一個來自愛爾蘭的留學生被指控虐待嬰兒致死，一審被判終身監禁，引發輿論不滿，後來法官改判為輕罪。我多次以此為例問哈特教授，我說法官也是人，因此也一定會受人為因素干擾，甚至受賄，為什麼不把法院的公正性和效率引入產權研究乃至整個法與經濟的研究。他總是笑而不答。有一次，他委婉地告訴我：這種研究在美國沒人會信，美國人認為法院就是法院，法院的公正性不容質疑，你的思維太中國化了。這段對話，我至今不忘，美國從精英到百姓對司法系統的尊重是我們外國人很難理解的。多年以來，我也一直在想，美國學術界也是有禁區的。
當今中國社會的法律基礎極其薄弱，輿論、道德、政治、人情都在阻礙著法律制度的運行。這就使得社會喪失了一個基本的“錨”。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幅員遼闊、歷史悠久，這一點和其他東亞國家如韓國、日本截然不同，因此，中國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應該在開放、包容與多元方面向美國學習，而學習的切入點應該在於教育體系。
美國的高等教育固然備受全球各國推崇，但是應該看到，美國最具創造性的是一大批有特色的中小學。雖然美國很多的中小學，尤其是在貧困社區的中小學質量極其低下，但是不要忘記，美國還有一大批精英式的中小學。比如，馬克·扎克伯格就讀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學（Phillips Exeter Academy），培養了一大批精英人士，其在美國的聲譽應該比哈佛大學還高，進這所中學比進哈佛還難。即便不是精英名校的很多高質量中小學，也都極具特色。最近幾年我接觸過一些美國的中小學，給我留下極其深刻印象的是，入學第一天學校就會反覆強調，學生們必須有包容、平等的心態，不許因為同學們的長相、膚色、智力水平、家庭背景等任何原因而歧視，要尊重每一位同學。這種包容的氛圍，使得每一個同學能夠自由發揮和成長。
近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快步前進，從科研論文發表的數量，到本科生出國參加各種各樣競賽獲獎的數量，乃至於吸納頂尖科研人才的數量和質量來看，都在迅速趕超許多國家。如果不出重大意外，可以預見，在未來20年內，中國的確能夠湧現出一批躋身全球一流大學行列的高等院校。但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的中小學教育有沒有足夠的包容心、開放度和多元化的氛圍，從而讓各種各樣的人才能夠泉湧般出現。這一點是我們必須向美國學習的。
向日本學習精細化管理的精神
任何去過日本的中國朋友都會被其精細化的管理所折服。在日本，從馬路邊的售賣機、快餐店、地鐵、企業乃至政府部門，方方面面的運作都體現出精細化管理的精髓。日本汽車行業經久不衰的競爭力更是其精細化管理的集中體現：汽車零部件生產與組裝廠的密切配合，能夠保證日本汽車零部件的質量，使之經濟耐用，在同一價位上完勝其他國家的競爭者。日本的精細化管理，時常直接轉化成為其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優勢。
當然，並不能說精細化管理是一個社會成功發展的全部要素。客觀地講，日本的長處在於注重技術和細節，短處在於不善於戰略思維。事實上，日本長期以來所犯的錯誤就在於戰略管理不足，方向性的研究不夠，而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具體細節的管理。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時，戰術細節摳得極其細緻，從步槍和刺刀的選擇到小部隊的戰術，應該是世界領先的，遠非今天抗日神劇所描述的那麼不堪一擊，但是日軍的整體戰略部署是世界公認的愚笨。日本過去20多年經濟低迷，根本原因也是在美國壓力下經濟體制和政策大戰略的連連失誤，從日元過快升值到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極度的財政擴張，步步被動。但這並不妨礙中國的企業、政府、學校和社會其他部門認真學習日本精細化管理的精髓。這種精細化管理的精神應該比具體的做法、具體的制度安排更加重要。
中國地大物博，但由於長期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百姓習慣性地滿足於基本的生活條件，對於管理精細度的要求遠遠不如日本。同時，精細化管理的程度在中國內部也有所不同，南方沿海的大都市，如上海，就遠遠比北方的大城市如天津、北京要好得多。
向日本學習精細化管理，應該成為中國持續向上，成長為經濟、軍事強國所補上的一門必修課，在這方面，日本是中國的老師。
向德國學習精準調控市場經濟
德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在二戰後經過多年的演變而來，有著突出的特點。其最核心的因素是什麼呢？
最近，筆者與德國著名經濟學家、管理諮詢大師羅蘭·貝格合著了《德國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經濟未來之路》一書。總的說來，德國市場經濟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充分意識到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市場失靈，以及社會公平方面的問題，因此，必須對市場經濟進行精準調控。
德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在認真反思了一戰之後魏瑪共和國那段痛苦的經歷之後提煉出來的。德國人從中所吸取的基本教訓，就是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如洪水猛獸，會導致巨大的宏觀經濟波動，就好像沒有任何約束的民主制度會在政治上帶來災難一樣—當年，希特勒就在缺少
法制約束的民主體制下，充分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引導德國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德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有一系列非常精準的調控體系。比如說在房地產行業，特別強調要對租房市場進行管理，既要保護投資建房出租的開發商，鼓勵他們建房出租；同時也保護那些租房的房客，房東一般不能輕易加價，也不能輕易趕走房客。而對於貸款買房，德國政府則有一套極為謹慎的措施，不鼓勵家庭貿然貸款買房。又比如在遺產稅方面，德國稅收體制對於繼承前輩而持續經營的企業家網開一面—如果下一代能夠持續經營上輩傳下來的生產性企業超過十年，則遺產稅幾乎全部免除。也就是說，遺產稅是精心設計以保證德國家族企業基業長青的。
德國體制也精準地保護市場經濟中的弱勢群體。不可否認，市場經濟的確會對部分參與者帶來極大的不公平，這部分參與者既包括運氣不好出現事故導致殘疾、疾病的人群，也包括天生市場競爭意識不強、競爭能力有限的人群。對於這部分人，德國體制給予相當的寬容和充足的補助。20年前，在施羅德總理的領導下，德國對社會福利政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把所有社會福利補貼統一在一個平臺下精心運作，保證每一個需要援助的家庭能夠得到政府的一攬子援助，同時也鼓勵公眾相互監督，防止濫用福利現象。這樣既保證了公平，也提高了效率。
在德國，這種精準調控市場經濟缺陷的體制設計比比皆是。學習德國市場經濟的精髓，就是既要打破“市場經濟萬能”的迷信，也要打破“政府無所不能”的教條，實事求是地精準調控市場經濟所出現的問題。
中國經過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市場經濟的優勢與缺陷，還是政府的能力及限制，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清楚，因此，特別需要學習德國的經驗。最近政府提出要精準扶貧，在這方面，不妨借鑑德國的模式。
總而言之，中國還有巨大的上升空間；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尤其需要認真學習全球優秀的大經濟體的模式精髓。美國式的開放、多元、包容，日本的精細化管理，以及德國精準調控市場經濟的各種措施和制度，應該是中國經濟繼續向上發展所必修的三門功課。如果能認真研修這三門課並不斷實踐，中國一定能夠兼容幷蓄，最終形成一個擁有自己特色和優勢，且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特殊的、重要的大國。
延伸閱讀
如何取美、日、德的長處而避其短處？如何在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之間尋求平衡？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國家的魔咒？一切答案盡在這本突破傳統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二元論的——《拯救世界的經濟學》。
作者對世界各國的產業政策和福利政策進行了海量的梳理和研究，發現通過國家政策和法案，把剩餘價值轉化為國家和社會福利，不僅僅有馬克思中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且是現實可行的。本書還探討了中國目前的隱患與未來產業發展的路徑，為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方法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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