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历史学家，更是党史专家，被誉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他的著作不多，只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寥寥几部著作。但是，他却因为写了一篇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著作而引发巨大的争议，至今仍未平息，他就是高华。
幼年的高华是不幸的。由于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所以处处碰壁。1963年，被推荐上南京外国语学校，没去成。3年后，爆发“文化大革命”，初中也读不成了。
不过，高华相当聪明。他小学一年级就读《毛选》，9岁时看《参考消息》，10岁已经悟出了报纸上的名堂，“能从社论的提法、人名的排列中看出玄机。”
1970年前后，高华从南京九中存放图书的仓库里发现了宝藏，开始了“几十年中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读书生活”。
正是在那里，高华读到了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读到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并第一次读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1978年，南大拉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序幕，也拉开了当代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年，24岁的高华走进了南大历史系。从此，他一生都与这个百年名校联系在了一起，高华在南大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并在毕业后留在了南大历史系。
“板凳要坐十年冷。”
正是在南大，高华系统地接受到了历史学的规范训练，“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并对民国史有了浓厚的兴趣。
那段时间，高华经常去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那里是我国保存民国史料最齐全的档案馆。不过，更吸引他的是党史，尤其是关于延安整风的史料。
整个八十年代，高华大量查阅资料，将散乱在零碎资料间的史料形成有机联系。慢慢地，关于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不过，高华并没有动笔，因为他在掂量分量，“如果写延安整风，对于个人前途很不利。”
毕竟，生活很现实，学者也需要养家糊口。
事实上，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那段时期革命的研究。因为一旦度把握不好，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惹来麻烦。
要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南京大学研究民国史得天独厚，先后搞出四卷本《中华民国史》、450万字的《中华民国大辞典》、近3000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高华民国史做得也非常不错，他先后参与“长江下游近代城市发展与区域变迁”、“日军侵华暴行研究基金会项目”、“日伪在华东地区统治研究”等等的研究，著作颇丰。
但如研究当代中国，条件远不如北京。
而且，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学在管理方式上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最为显著的就是在学科等级评价体系中，以SCI、CSSCI等论文数量指标作为学术考核要素，并将文章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钩。
显然，高华搞党史研究属于偏门，很不合时宜。
但是，高华是真喜欢，而且他觉得那段历史能够做出真正的学问来，“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
思考了2年多，最后，高华决定退出其他项目，专攻延安整风研究。
1991年，37岁的高华从南大的筒子楼搬到了上海路148号丁楼7号一楼。
尽管那是两家合住的楼房，公用过道、卫生间；尽管高华的两间卧室，大的为18平方米，小为8平方米；尽管房子建于1950年代，时有老鼠窜过走道，高华却非常开心，“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书房。”
不上课时，高华就在家里写作。后来儿子上学了，他就把书房让给儿子做卧室，“白天在卧室里写，晚上，怕影响孩子休息，就到厨房去写。”
虽然厨房只有4平方米，摆上一张桌子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但是高华不在乎，他每天都要写到凌晨一点以后。到了冬天，屋里阴冷阴冷的，高华就穿着羽绒服写。当时，一杯茶、一包烟、一包方便面就是最好的加餐。
到了1992年底，高华已写完初稿的70%。
不过，就在他埋头研究和写作的日子里，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92年南巡讲话以后，我国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开始流行“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金钱是万能的”，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
由于延安整风研究属于个人写作，高华从未申请过任何研究项目。十多年来，他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那些钱全要从不多的工资里挤出来的。“书很贵”成为了高华的口头禅。
而且，由于无法获取资金支持，高华无法对一些当年的延安整风亲历者进行口述采访，更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资料。要知道，1990年代后，俄罗斯开禁历史档案，1940年代与我们交往的文献记录等也予以开放。
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史料啊！
好在高华后来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坐落在香港吐露港畔的香港大学服务中心，珍藏着中国2800个县的县志、专业志、地方志，840余种中央、省、市、县级的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自1950年代初以来200多份中央及省级的报纸和2000多种杂志....
这个，高华充分利用上了。
而且高华记忆力好，“看了这本书，立刻就想到别人在另一本书里是怎么讲的。”当然，他最厉害之处，就在于能够凭借公开出版的资料来还原真相，尤其能从那些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中，判断话语后面隐蔽的东西。
事实上，高华对各种公开发表的资料，对人脉细节已经捻熟，他把支离破碎的公开资料剥离出原有的框架，再通过想象力和洞察力，重构了权力斗争的叙述，从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步步回演，让自己神游在当时的历史人物当中，从而获得了一种感触，这种感触渐渐地把当时那种云遮雾罩的历史，一点点发掘出来。”
最后，1999年夏，酝酿20年，写了整整7年的著作终于完成，由香港一家图书公司出版。
该书共705页，参考文献长达31页，年谱、文集、资料汇编136种，报刊、期刊19种，著作、论文、传记、回忆亲历资料338种，英文论著6种，“为第一部全部利用公开资料，系统梳理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过程及其影响的专著。”
在书的后记中，高华写道，“如果说本书的叙述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很快，好评如潮。
一位权威的历史学家高度评价了这本书，“通过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和过程的深刻剖析，解释了当时的领导人如何根据其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构思宏大，论证綦详，笔触绵密周至，寄意深远，一举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地位。”
的确，很少有一本书能够像高华那样，上到高层，下至青年学子都震撼不已，“该看的都看到了。”
他对高层权力的诡秘性洞察之深刻，对政治人物的领悟之到位，甚至惊动了很多背景特殊的人物，大伙都以为高华有高层背景或者资深从政经历，或者是生活在权力系统中。
很快，该书以复印本和盗版本的形式，开始向全国扩散。
当时，在南大汉口路的小卖部，50元一本，只要去报“买高华的书”，小店老板就会把“书”拿出来，生意很红火。
在上海，这本书也成了“黄鱼车书”。在华东师大校门口，有一段时间，每当下午三四点，就有一辆黄鱼车拉来盗版书，很多内地历史系的青年一买就是50本。
而且，高华的影响已经溢出史学界，粉丝中有真正检讨和批判历史的人，有想从中学习成功经验人，也有看重其中的驭人之道的人。
高华在大学生中间，口碑也非常高。
他所讲的《20世纪中国政治与左翼文化运动》《马列史学名著导读》、《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大受学生欢迎，更有上海、浙江、北京等地的大学生慕名而来，“本校的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
高华的全校公选课，晚上6点半上课，6点就要去占位置。他从不点名，但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总是满满当当，教室外也是挤得水泄不通。
讲课时，高华有时会点一支烟，最早是红梅，后来抽好一点的，七八元的红塔山。他喜欢板书，因为要讲的名词、人物太多，不得不写在黑板上，“千头万绪，交待得一丝不乱；来龙去脉，讲个清清爽爽。”
而高华的课程之所以有魅力，更在于思想的启蒙。高华总是从最细微的史料出发，以最客观之史实，揭露各种残酷或良善之人性，“激烈的社会变革，都是想一夜之间改变一切，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是中国一百年来的弊病。”
不过，尽管学术声誉日隆，高华在学术体制内的边缘位置却并未改变。因为他长期单枪匹马搞研究，从未获取过学术奖项，所以他一直只是四级教授，“处于教授中的最低层级，岗位津贴也是最低等级。”
而且，根据有关规定，博士生导师如果连续三年没有主持国家级或者省部级项目，第四年起将不能招收新的博士研究生。所以，从2010年，南大博士研究生考试专业目录中，已没有了高华的名字。
更恐怖的是，很少有一本书，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却一再被意识形态化，那也是高华最恐惧的。
2003年的“海关事件”对高华打击很大。
最大的当属2006年9月，高华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要知道，华师大的时任领导都亲自过问，并让高华带博士，还有特聘教授的启动经费，不过最后还是夭折了。
莫哀大于心死。2007年4月下旬，高华在体检时查出肝癌。
此后，尽管他与癌症抗争了4年，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高华还是在万般不舍中离开了他无限眷念的人世，享年57岁。
“在思想最敏锐、积累最丰硕、洞察最深刻的巅峰时刻，一位杰出历史学家试图解构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全都被残酷的命运永久封存。”
没有办法，天妒英才啊！
这一年，正是高华关于延安整风的著作出版10年。
10年间，在正常的学术交流之外，对高华著作的毁谤也同时存在，恶毒攻击有之，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如影随形。未来，这种情况仍将继续。
“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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