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私學”向半官學的轉變——元明時代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
在南宋覆滅之後，蒙古鐵騎逐漸掃除了中國境內的各種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雖然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但是，在教育方面卻沒有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依然延續了書院制度。只是，此時由於民族矛盾尖銳，元朝統治者不得不加緊思想文化領域和教育領域的控制，元代書院也就受到了更深的官方控制。
伴隨著官方控制的加深，書院也由原來的偏重學術研究的機構逐漸變成了偏重思想文化灌輸的機構。這一階段，理學依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湧現出了大批的理學家，這些理學家對待理學內部不同派別上的觀點與教育方法均有一定的差別。不過，總的來看，這些學術上的爭鳴更加促進了理學研究的繁榮。代表人物為趙復、許衡、吳澄、鄭玉、史蒙卿
雖然，此時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核心內容依然是理學，只是此時的理學已經不是一種學術理想，“外聖內王”的理學價值體系已經徹底崩潰，書院中的學習目標就是為了贏得考試的勝出。而元朝政府的控制也使得書院逐漸官學化，這種官學化“是指原本屬於私學性質的學校逐步發生變化，程度不同地具有了官學的特徵。”而書院中所傳授的理學在元朝也逐漸官學化，成為主流思想和科舉考試的制定內容。
與之相應的是，理學也變得越來越僵化，書院中的教學內容和科舉考試內容逐漸趨同。書院教育逐漸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書院之中對理學的學術化研究也越來越微弱。而且，由於元代統治者是通過武力征服了全國，因此，對於學術文化重視程度不夠，在宋覆亡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恢復了科舉，且延續時間不長。經過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整個元代在思想文化及教育中的進步並不明顯。
在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停滯之後，到了明代，書院才又煥發出了生機。明代書院具有雙重職能，一方面，依然了宋代書院的學術研究職能，另一方面，書院依然秉承培養人才，為科舉服務的職能。這兩種職能使明代書院分化為兩類：考課式書院和講會式書院。
明代的書院較之元代有了長足的進步，不僅積極推廣學術文化，而且對學術的研究也取得了令後人矚目的成果。其中，明代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學術的進步又發過來推動了書院的勃興。中國古代高等教育與學術文化又形成了一個新的巔峰。“心學”的崛起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書院數量大大增加。
明代中期以來，以王陽明為代表的新一代理學家對程朱理學的僵化十分反感，他們著手對理學進行了改造並建立了“心學”。縱觀王陽明心學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其學術研究是與其教學工作密不可分的。而另一位心學代表人物湛若水的理論也是在書院講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並發展的。其後，二人的學生也都非常重視這種傳統，積極創辦書院，對“高深學問”進行研究與傳承。
明代高等教育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為科舉服務。自從元代書院開啟了官學的趨勢之後，書院與科舉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到了明代，這種官學化傾向愈發明顯。從創辦主體的角度分析，在明代，地方官員成為創辦書院的主要推動者，官辦書院首次超過了民辦書院。這也主要是為了地方居民科舉成功率，因此，明代書院以考課式書院為主體。例如，在正德五年之後，河南濟源縣沒有任何人在科舉考試中成功及第“比正德庚午後，更三十一賓興，鹿鳴絕響者將百年。譚者曰：天地氣運使然，非人所勝。”針對這種情況，縣令創辦了“啟運書院”，希望提高地方的科舉成功率。這種情況下，書院的教學內容自然也是以科舉考試為核心。
總的來看，元代和明代，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特點就是書院官學化。特別是元代書院官學化程度非常高。在書院官學化的前提下，對於“高深學問”的研究與傳承也陷入僵化。雖然明代心學崛起，但是，仍然沒有改變高等教育官學化的總體走向，高等教育仍然只是為科舉制度服務的工具。
（二）徹底官學化並走向衰微——清代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
到了清代，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徹底官學化，書院與官學沒有任何區別。書院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科舉，教學內容也圍繞著八股文來進行，高等教育徹底成為科舉的附屬品。
其實，在明代末期，書院就和官學幾乎沒有什麼差別了，特別是考課式書院的數量逐漸上升，書院一般由地方官員主辦，並且將考課寫入學規中。萬曆十二年，汪可受重建白鷺洲書院，在《館例》之中，特意對考課的形式與內容等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如：“字須楷書，文須完結，間試試策表”可以發現，考試內容就是八股文。歷史悠久的白鹿洞書院在萬曆末年推行洞學科舉制度，拉開了明代書院徹底以科舉為核心的序幕。李應升還對這種結合提出了明確的主張：“查吉安白鷺書院，科舉四十二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絕相遠！……竊嘆舊額之太堅，例亦何拘時則已？可使先賢而復起，必盛典之弘開。伏乞俯將鹿洞遺才，照白鷺書院事例，先期另考，額為拾名，則賢官大辟。”他的這一請求得到了批准：“允洞生科舉八名，仍先遺另考，定為永例。”這種“洞學科舉”標誌著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官學化向前大大的推進了。
滿清貴族入關之後，面臨著漢族士大夫的抵制，如何從思想文化上使士人階層受命於清朝政府，使清朝統治具有合法性就是擺在滿清貴族面前的一個難題。初入關的時候，清政府是反對興辦書院的，如順治帝在順治九年曾經下過旨意：“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黨徒，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等統治穩定之後，清政府開始加強對文化、教育領域的控制，於是，雍正帝在雍正十一年又開始提倡興建書院：“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為，而讀書應舉者，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
清代所提倡的高等教育是完全以科舉為目的，這一點比明代更為突出。如白鹿洞書院曾經的“洞學科舉”與科舉、官學制度徹底融為一體，據記載：“凡在洞童子英俊有志者，另期考試，拔尤者四人入南康府庠中”，由於各級學校的學生必須是通過了科舉選拔的秀才，所以，白鹿洞書院的教學就徹底以科舉作為教學目標了。另外一家著名書院白鷺洲書院提出同樣的要求，希望直接給予一些科舉中舉的名額。與此同時，書院的管理也出現了變化，開始對生源的身份和地域加以限制，而且，招生時非常看重考生對科舉應試知識的掌握水平，如彝山書院在重定的《章程》中明確提出要求：“未過本州縣考者，不準在書院肄業。”在這種教學目標的指引下，教學內容也都開始圍繞科舉來展開，具體就是以八股文的培訓為核心。
對於應試的片面強調導致學術研究的風氣蕩然無存，漸漸失去了原本書院中的優良傳統，如教學與研究相結合、自由講學等。理學逐漸衰微，到了清代中期，漢學興起。漢學推行對於古書文字進行訓詁、考據，思想性大大弱化。雖然漢學的興盛也曾推動了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展，但是，程度畢竟有限。漢學書院的數量一直畢竟少，也沒有能夠取代理學書院。“漢學進入書院，標誌著書院的理學靈魂已經行將出竅，書院嘗試著讓一種新式的教育內容與方法來充實日益空疏的軀殼，這種嘗試，最終是失敗的。”
到了19世紀末期，隨著幾次對外戰爭的失利，清政府已經認識到了教育的落後及其帶來的惡果。維新派和洋務派展開了針對教育的改革，仿照西方大學制度開始新式學堂。1904年1月頒佈的《奏定學堂章程》正式宣告了以書院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終結。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我國所採取的高等教育模式都是完全從西方借鑑而來的。
閱讀更多 新媒田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