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地處山區，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特定的地理環境，形成了具有沁源地域特色的文化藝術。
沁源古老的藝術形式主要有說嘴、沁州三絃書、民歌、戲劇、剪紙、書法、雕刻、繪畫、詩文等。民國時期，是全縣文化藝術發展較快且較繁榮的時期，特別是抗日戰爭中，太嶽區黨政軍機關、各抗日文化機構、文藝團體在沁源成立，各抗日武裝力量入駐沁源等促進了沁源文化藝術的繁榮與發展，形成了豐富多彩的紅色抗戰文化。沁源秧歌、繪畫、詩文在宣傳抗戰、服務抗戰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黨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二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的指引下，沁源的文化事業發展步伐加快。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事業也呈現出蓬勃向上的新局面。
曲 藝
沁州三絃書
起源於沁源。因沁源古稱沁州，盲藝人說唱時只用三絃伴奏，故而得名。相對於宋代之後的沁州，人稱隋、唐時期州治在沁源的沁州為老州，故沁州三絃書又稱“老州調”。
唐代，三絃書在沁州（今沁源）就很流行，逢年過節除鬧秧歌外，就請先生（對盲藝人的尊稱）說唱三絃書。宋代之後，沁州三絃書除沁源外，還流行於沁縣、武鄉、榆社、襄垣、安澤、古縣等地。三絃書表演使用的樂器也隨時代的發展而發生變化，除三絃外，還用甩板、小鑔、驚堂木等。到了清末民初，除主奏樂器三絃外，又加進了笛子、胡胡、月琴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加進了多種樂器，使三絃書更富有音樂美，說唱人數也有所擴大。不過，說唱時仍為三絃領場，誰主說誰掌三絃。說唱，由原先的單人發展為按書中人物角色對說，高潮時集體合唱，更受聽眾喜歡。
沁州三絃書是在沁源民歌小調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一個曲藝曲種，分平調、月調兩大類。從板式結構、旋律、曲韻來看，以民歌小調和沁源方言為其母體原形。它是勞動人民和民間藝人創造的，在舊社會的長期流傳中，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思想和願望，但也有不少封建迷信的糟粕。自20世紀40年代，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藝人們在繼承優秀傳統藝術的基礎上進行革新，先後編演了不少現代題材作品。
三絃書的傳統演出曲目有《大鬧天宮》《洞賓買藥》《孟姜女》《昭君出塞》《武松打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增加了新的曲目，如《捉漢奸》《鍛石雷》《王大娘擁軍》《王貴與李香香》《人民軍隊過大江》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學雷鋒》《過去的苦處忘不了》《兒女親事》《及時雨》等。改革開放後有《抗日英雄李學孟》《沁源寶》《留得清白在人間》《中國夢》等。
說 嘴
據傳，說嘴於宋、明就流行於沁源，是一種古老的曲藝形式，亦稱“說口”，民間又叫“搗大”，即吹牛之意，同為曲藝術語。說嘴是一種念說的說白或韻白。說白，多為一段笑話；韻白，則是繞口令一類韻文。說嘴的語詞以方言為主，有五字句、七字句、十字句等長短不等的句式。詞句精煉，朗朗上口，講究韻腳，可一韻到底，也可交替換韻。具有通俗易懂，易記易傳，幽默風趣與滑稽逗笑的特徵。在形式上多用雙關、比喻、誇張、反義等手法。內容多為笑話和反映人們茶餘飯後、田間地頭久議不衰的一些話題。是老百姓自娛自樂、抒情言志、褒貶世風、表述愛憎，寓教於樂的一種民間藝術。
說嘴同歌謠一樣，它是歷史的一面鏡子，時代的一個窗口。是勞動人民的心聲，反映了人們的思想、感情、願望和審美情趣，與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呈現了各個時代的社會風貌。
說嘴接近於順口溜、板話之類，它的語詞可作唱詞，也可作數來寶、快板書說，但其作用與效果，遠遠不及說嘴那般原汁原味。
傳統的說嘴段子多為笑話與小故事之類，如《胡圪謅》《吃煙》《說頭》《五等人》《碾谷》《反菜營》等。
胡圪謅
胡圪謅，胡圪謅，大年初一立了秋。
二月二，過寒節，三月初三九月九。
東西道路南北走，十字街上人咬狗。
拿起狗來打磚頭，磚頭咬了狗一口。
死了騾子剝馬肉，羊湯鍋裡撈豬油。
我說這話不吹牛，名字就叫胡圪謅。
抗日戰爭時期，也產生了一些反映抗戰的說嘴段子，如《火燒房子》《山溝生活》《特務隊真可恨》等。
二年半
日本鬼，心黑爛，佔了沁源二年半。
又殺人，又放火，房子燒成塌圪圈。
椽子劈得做了飯，檁子腦到城裡邊。
家家門上沒門扇，甕子打成破不殘。
處處黃蒿連成片，鐝子刨也刨不泛。
健牛剎地鏵子絆，把牛跼成一顆蛋。
抗日軍民齊動員，全縣展開圍困戰。
困的鬼子沒法辦，只好滾出沁源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產生過不少段子：破除迷信的有《跳大神》《千萬不要敬泥胎》《陰陽先生四大套》《送神》，反映人民生活的有《油燈碗換上電開關》《鏡中花與賴皮瓜》《想當年》《山裡光棍喜事多》《勸賭》《孝敬父母》等，反映改革開放新事物的有《老五自白》等。
說嘴藝人大多是民間歌手，他們都能說會唱，遠者無法追溯，清末民初有龍佔威、陰克祥、李來金、郭蔚星、柴福喜等，民國以後有楊巴小、杜四兒、張元、任磨成等，改革開放以後有任世昌、韓連恩等。
民歌民樂
沁源秧歌
沁源秧歌又叫“沁源小調”。它原是流行於晉東南沁源與沁河流域的一種民間歌舞小調。抗日戰爭時期，逐漸形成一個鄉土風味濃郁、生氣勃勃的小劇種。
沁源秧歌的曲調比較豐富，傳說秧歌小調有324調，目前收集到的曲調有130多個，其中廣泛流傳和經常應用的曲調有40多個。
沁源秧歌屬於多段曲體式民歌小調，同時兼有一些山歌的特點，有挑高調、領唱、男女對唱等形式。
曲調結構一般為四樂句格式，其中也有少數二句、三句半或更多樂句的曲調，如《小白菜》《洗衣裳》《遊河灣》《混江龍》《大數九》等。沁源秧歌以《平調》《大觀燈》《小觀燈》《梳妝檯》等曲調為基本曲調。這些曲調優美流暢、歡快活潑、娓婉動聽、別具一格。由於沁源位於晉中、晉東南、晉南三個地區的交界處，受到晉中秧歌、晉南眉戶、左權民歌以及外地一些民歌的影響，特別是受晉中秧歌的影響，逐漸形成了一部分帶有某些外地音樂風格的秧歌曲調，如《九連環》《十勸人》《打連成》《探小姨》《當皮襖》等。這種民間歌唱的相互交流影響，豐富了沁源秧歌的音樂色彩。
沁源秧歌原先的歌詞內容，主要反映被壓迫勞動人民的生產勞動、生活、愛情、喜樂悲傷等，也有一些反映歷史故事和其他內容的，如《草船借箭》《孔子哭顏回》《割洋菸》《貶官》《遊北京》等。唱詞大部分是多段歌詞描寫一個簡單的小故事，如《小二姐做夢》《盼丈夫五更》《周公子回家》等。沁源秧歌在表現這些內容時，或悲或喜，或敘或感，都非常細膩、真切而動人。所以人們常常根據某些曲調來自編新詞演唱。
沁源秧歌傳統的演唱沒有伴奏，過門只配打擊樂。這種“乾唱”適合人們走路、幹活時即興歌唱和鬧秧歌時一男一女扭著唱，所以秧歌在沁源境內，幾乎無人不會、無人不唱，是當地群眾文藝生活中的重要項目。
沁源秧歌《花鞭情》
民國31年（1942），日軍侵佔了沁源，搞“山嶽剿共實驗區”，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為了進一步喚起民眾齊心抗日熱情，縣委和民主政府組織了宣傳抗日的文藝隊伍——綠茵劇團，把沁源秧歌第一次搬上了舞臺。戰火中誕生的綠茵劇團，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用兩塊破毯作幕布，土堆場院作舞臺，自制樂器，自編節目，控訴日軍的兇殘，激發群眾的鬥志，轟動了太嶽邊區，受到了薄一波、安子文、朱穆之等領導同志和邊區政府的高度讚揚。綠茵劇團從成立到改編為汾陽軍區宣傳隊離開沁源，共編演了《回頭看》《狗小翻身》《雙滿意》《難過年》《挖窮根》等許多現代戲劇，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改革等政治、軍事鬥爭，同時開展了沁源秧歌的改革工作。
為了繼承發揚當年綠茵劇團的光榮傳統，發揮沁源秧歌的宣傳教育作用，1959年沁源縣重建綠茵劇團，以演現代戲和歌舞為宗旨，改編演出了《汾水長流》《劉四姐》《小二黑結婚》《三月三》《冤仇恨》等20多個現代劇目，深受群眾歡迎。劇團所到之處，群眾蜂擁爭看。沁源秧歌在太嶽、太行地區得到更加廣泛的流傳。“文化大革命”中，綠茵劇團被迫解散。1978年第三次建成以後，縣委作出“堅持唱沁源秧歌、堅持演現代戲”的決定。劇團的文藝工作者根據決定，積極改善發展沁源秧歌，在唱腔、伴奏、表演各方面都進行大膽嘗試。改編排演了《朝陽溝》《白蓮花》《喋血戀歌》等大型劇目，促進了沁源秧歌的發展，活躍了山區人民的農村文化生活。
沁源花鼓
沁源花鼓源遠流長，據傳有近千年的演出史，素稱“花鼓秧歌”，是一種歌舞一體的表演形式。
1959年，城關公社業餘劇團的花鼓，參加了晉東南音樂舞蹈會演，並代表晉東南赴並參加全省第四次音樂舞蹈會演。同年8月於省城演出並獲獎。1960年，晉東南文工團根據沁源花鼓秧歌，編創了沁源花鼓。其鼓點、音樂、演唱等，都保持原汁原味，並將傳統的一人打鼓，發展為四人。演出再度轟動上黨文藝舞臺，不少文藝團隊爭學沁源花鼓。1961年12月，晉東南專署文化局將文工團《沁源民歌集》（油印本）節選為演出本，鉛印了單行本，以春節文藝演唱材料，發至全區各廠礦、農村，供學習和排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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