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夏帝
从禹至桀，共经历十七个君主，十四代人，共四百七十一年。
第一代：禹（一）。第二代，启（二）。第三代，帝太康（三）、帝中康（四）。第四代，帝相（五）。第五代，帝少康（六）。第六代，帝予（七）。第七代，帝槐（八）。第八代，帝芒（九）。第九代，帝泄（十）。第十代，帝不降（十一）、帝扃（十二）。第十一代，帝廑（十三）、帝孔甲（十四）。第十二代，帝皋（十五）。第十三代，帝发（十六）。第十四代，桀（十七）。括号内为夏帝王的先后顺序。
四百七十一年这个数字主要是源于《汲冢纪年》，是否准确，有待商榷。根据史记记载，除了知道禹在位十年外，其他的均无从得知。除开禹，其他十六人平均在位时间二十九年，十三代人，每代间隔约为三十六年。对比其他朝代，西汉十二帝，在位二百一十四年，平均十八年；东汉十二帝，在位一百九十五，平均十六年；西晋四帝，在位六十一年，平均十五年；东晋十一帝，在位一百零三年，平均九年；隋二帝，在位三十八年，平均十九年；唐十四帝，在位二百八十九，平均二十年；宋十八帝，在位三百一十九年，平均一十六年；元十一帝，在位九十八年，平均九年；明帝十六，在位两百七十六年，平均十七年；清十二帝，在位两百九十六年，平均二十四年。从有正规史书记载的数据来看，平均二十四年为最长，超过二十年的也就只有两个朝代，而夏朝平均二十九年，显然偏高。以清朝作为对比来看，夏朝平均二十九年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远古时代，人的寿命普遍偏低，远不如清朝，因此虽有可能性，其可能性也是极低的。
关于四百七十一年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无法去考证，只能通过比较和逻辑去推理其可能性的大小。历史事件其实存在很多这样的现象，很多史书在写作过程中，虽然会参考很多的文献，但经常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文献之间的记载有差别，有的可能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抄写时出现了笔误，有的可能是有意为之。关于远古时代的记载，基本上没有办法去证实了，主要原因是缺乏那个时代的文献作为支撑。虽然自周朝开始，很多文献流传至今，但夏与周之间相隔年代久远，其真实性让人存在疑问。其实，我们所探求的并不是事件的真实性，因为很多事件凭常识即可断定其为杜撰，我们所希望弄明白的其实是作者记载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什么，因为作者作为史学家，其对史料的判断远胜于常人，在明知道有可能杜撰的情况下，依然将其记载入自己的著作，必定有其深层次的考虑。读史的乐趣，个人认为一是单纯地从历史事件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历史人物关联起来，从而产生共鸣，另一种则是通过文字，和作者之间进行交流，体会作者的思想与苦心。无论是哪一种，都能从中获得乐趣。
4.关于治国的探讨
夏的最后一位君主为桀，关于桀之所以亡国，史书概括得很简洁，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其实就是不修德政。结合史记关于禹和皋陶对于治国的讨论来看，前后形成了呼应。前文已经提到过史记关于治国大讨论的记载主要来源于《尚书》，《尚书》是儒家经典，反映的是儒家的思想。史记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一次对话，在整个史记中实属罕见，更何况基本是照搬《尚书》。司马迁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是有他深层次的考虑，个人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可能，一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一个是为了借古讽今。
塑造人物形象比较好理解，文学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无外乎有两种手段，一个是人物言行，一个是经历的事件。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经历的事件影响人物的言行，而人物的言行往往又是决定事件走向的关键因素。关于夏的记载没有大量的史料作为依据，决定了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不会多，为了能丰满人物的形象，对人物言行的描写就必不可少了。引入《尚书》的几段话，就其效果而言，达到了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通过这几段话，我们基本上能感受到舜、禹、皋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那个时期法律是比较严苛的，读一读史记的酷吏传，就能觉察出一二。汉武帝时期严苛的执法理念显然是和儒家的治国理念相反的，而司马迁又对儒家比较推崇，必然是不会满意当时的生活环境，但是，深受宫刑之后的司马迁已经不像之前那般直言不讳了，以古讽今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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