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在“财新网”撰文称中国二〇一七年出生人口雪崩，要为孩子减税和补贴。从数据看，说出生人口雪崩没有什么问题，二〇一七年全年出生人口为一七二三万，比二〇一六年减少了六十三万。二胎数量还超过了一胎，说明生过的还在生，没生过的真是一个都不想生。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生孩子了，为什么生育意愿如此低迷，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都不是，如果往早已进入低欲望社会的邻国日本看过去，他们的近世史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大阪夏之战后，德川家康以绝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天下人，日本回归统一。有一个对比很有趣，德川幕府建立初期，归其直辖的领地约为三百万石，约占全国土地总量的六分之一，而幕府批给皇室的俸禄地只有一万石。
对公家尚且如此，对普通百姓的态度可想而知了。德川的统治术中有一铁则——征税要征得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征税就要检地，要建立直达基层的征税体系。
德川幕府的做法是重组村落治理结构，以村落为单位征收田赋，世袭的村落首脑全权负责，此外还有负监察职责的“五人组”。在这样严密的统治压力下，村落自发调查土地和人口，不敢隐瞒，因为任何一家以任何形式逃避税收，都会加重村落中其他门户的负担。同时这也赋予基层开垦荒田，发展多种经营的动力。
在城市，受惠于战国后期城下町的发展，江户、大阪等大都市的兴起，全国统一市场建立、流通业迅速扩张等因素，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城市是人、物、财的汇集，因为城市的发展，原来分散各处的农户也被卷入了统一的全国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因此获得了资本的支持，虽然税率高，但生活水品稳步提升，干活的劲头更足了。
日本经济的总体规模因此飞速扩张，到二代将军徳川秀忠时，日本土地总量达到二千八百万石，比统一初期多出了一千万石。经济上去了，生育率就下去了。德川幕府建立初期时，根据普查，全国人口大约在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八百万之间，到一七二一年增长至二千六百万，一百年时间，人口几乎翻倍。
但从一七二一年到一八四六年，德川幕府又主导了十一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在二千六百万上下波动，直到一八七二年才略有上升，增长至三千三百万。上一个一百年疯狂造人的日本人，为什么下一个一百年就对生育失去了兴趣呢？
首先是收入提高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是建立在米上。大名的收入按米计算，财政税收分账也是按米结算，米不方便运输，就需要兑换成金银，所以建立在米和金银基础上的全国市场就形成了。原来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农村居民，也享受到了市场化带来的好处，收入水涨船高，物资极大丰富。
一个普通农民到一七九三年，年收入大概可达五块半小判（金币），除去日常消费，每年还可以存下来一块小判。虽然实际税负达到七公三民，但农民的收入的确是提高了，而且还出现了介于地主和普通农民之间的豪民。收入提高后，生育率自然下降，农户们自觉减少生育。城市更不用说了，江户时代的城市化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大量商人、手工业者、学徒、浪人、工人聚集在城市中，原有的家庭结构被彻底打破，未婚男女人数激增，这部分人口如果在农村，也许早就结婚生子了。
其次是寿命延长。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天明大饥荒年间，和歌山地方粮食连年歉收，男女平均余命也超过了四十岁，可以推测粮食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数据会延长，而一些地方，比如一七八二年到一七八七年的西方村，女性平均余命达到了七十五岁。同时期的欧洲，平均余命是三十五至四十岁。
寿命延长意味着结婚年龄可以调节，人们不必尽早结婚，有更沉重的养老责任，同时每一代人持有土地的时间也相应延长。幕府的土地继承政策是不允许将土地分给数个继承人，人们必须要考虑，如果不节制生育，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养活他们，毕竟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已经开垦并耕种了。所以他们会自发保证每一代人只有一对夫妻，要么不生，要么打发其他孩子进城去学徒，总之，农户们会自发调节生育。
这和当时中国的人口膨胀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清朝的情况是城市化率极低，比明朝低得多，大部分农民挣扎在温饱线上，生活水平很低，大量土地待开垦——围湖造田、退林还田，多生一个就是多一个劳动力，但生育成本的增加则可忽略不计，反正都是放养。
再次，女性受教育水平飞速上升。当时京都有位医生叫香月牛山在著作中写道，在京都的町人阶层中已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应该而且能够去接受教育，并养成热爱学习的习惯。”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农村教育也同样受到欢迎。农村的教育形式是被称作“儿童组”或“青年组”。“孩子满 七岁可以进入‘儿童组’，满十五岁可以进入‘青年组’。 要内容是道德教育，农业常识与技能的学习，唱歌与跳舞等。
日本学者乙竹岩造推测，幕末时期江户府内平民子弟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六；广冈亮藏推测，京都府北桑田县等偏远地区男子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六，女子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十五。这么高的识字率是让人惊叹的，同期的欧洲和中国都远远落在后面。
性别平等指数越低，非婚生子率越低，看日本和韩国
男权制文化越牢固的地区，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率越低，这几乎是一条铁则，而且是根本抬不起来的持续降低。而男女平等程度较高的地方，生育率之所以不会降到如如今东亚三大直男癌之国那么低，是因为非婚生子比率非常高，这意味着有更多女性选择了独自承担生育义务，而不是走入家庭。
目前美国的非婚生育率大概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欧洲的非婚生育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即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生育率也符合性别越不平等、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的铁则。美国总体生育率在二点一左右，美籍华人只有一点六。
江户时代的情况，蛮可以和当下对照来看。人口寿命都得到极大延长——进入老龄化社会；收入水平提高，但处在随时可能滑落的边缘，大部分青年人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撑起婚姻和生育责任，他们甚至不知道目前的工作能干多久；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瓜分殆尽，多生一个，就得考虑资源不足的问题，自觉抑制生育；女性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甚至高过男性，比男性更有竞争力，不愿意被束缚于婚姻和家庭。
所以如今东北亚三国集体陷入生育困境，中日韩三国人口结构都在持续恶化，其根源，大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束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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