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中國篆刻源遠流長，從秦漢到明清乃至當代，藝人們勇猛精進，創造出一部流光溢彩的篆刻風格史、創新史，特別是丁敬、鄧石如之後，篆刻的流派特色更加明顯。到了現當代，齊白石又以猛利痛快的單刀開創了強悍激越的新面貌，來楚生以樸質老辣、雄勁蒼古的鮮明風格獨樹印壇等等。總之，無數印人都在前賢的基礎上求索。你是當代最具有代表的篆刻家之一，全面瞭解你九十年代之前的作品還是1990年上海書店出版的《石開印存》。你在印譜後記中，談到你的藝術觀點。你認為藝術風格應儘早地定型，定型之後再在這個模式下盡力去求得無限的豐富和變化，這種看法很有獨到之處。
石開：這就要牽扯到藝術的終極追求問題。藝術到底是為了什麼？當然這問題不是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各門類的藝術及藝術家個人的終極追求可能是千差萬別的。概括起來大概不外三個方面，即藝術表現社會、人生和性靈。從藝術門類來看，文學主要表現社會與人生，當然也表現性靈，音樂則側重表現性靈，繪畫可同時表現三者，但落實到畫派及畫家個人則有所區別。書法、篆刻從所表現的領域看，我以為它可深入性靈，涉及人生，但很難表現社會。書法篆刻作為一門藝術，折射出的是社會人的追求，而具體到每個人來說，體現的則是個人的性情。韓天衡先生追求多面貌的表現形式，有反映人生的傾向，我的傾向則是性靈。表現個人性靈，面貌就不能不單純化，如內向、沉穩的人就適宜選擇工整、嚴謹一路的藝術風格。總之，若你將藝術的終極追求定位在性靈上，你的藝術風格就很自然，不會朝三暮四。
朱天曙：從藝術風格看，趙之謙是多樣性的，齊白石、黃牧甫是單一型的。趙之謙能夠把權量詔版、磚瓦碑刻、帛布鏡銘的文字都巧妙地運用到篆刻中來，作多姿多彩的字體，開一代風氣。而且在邊款上也做了極大的創造，魏書入款，陽刻形式、人物走獸等使邊款具有相對獨立的豐富的表現力。前一段時間見到書店有錢君匋先生專門刻邊款的集子，恐怕也受趙之謙影響的呢。
石開：趙之謙的風格多樣性正體現了他對藝術性靈化的藐視，對他來說也許藝術本身就是玩玩而已，是一種正業之外的遊戲。既然是遊戲，則自然要花樣百出，變化無窮才好。看過趙之謙的手札、文章就知道，藝術之道非其本意，他是希望以道德文章名世的。但這種願望在後來的生活中不斷受到挫折，而作為書畫篆刻家卻聲譽日濃。趙之謙在篆刻史上最大的貢獻是“印外求印”，開拓了篆刻取材的思路。當然，他本人的作品也極為精到。但我只喜歡他，不崇拜他，原因就在於他的藝術精而不專。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吳讓之和稍晚於趙的吳昌碩和黃牧甫。
朱天曙：我記得趙之謙有一方“丁文蔚”印，用單刀直衝的猛利刀法，大刀闊斧，開齊白石大氣淋漓的印風之先。還有他的“靈壽花館”一印，用錯落參差的線條和平直巧妙的章法給黃牧甫的啟示，使黃氏能在平正中求變化，獨樹一幟。
石開：是的，從這一角度看，趙是了不起的，也許沒有趙，也就不會有黃和齊了。
朱天曙：藝術有“道”與“技”之別，傳統的說法比較含糊。我是主張“道”“技”並重，你怎麼看？
石開：體現人類精神的理性方面有哲學，體現精神的遊戲有藝術。藝術作品不是板著面孔說話，藝術應當是輕鬆的，給人以愉悅的。但許多藝術作品也是體現“理”的。我不贊成藝術是一種教化，也不贊成僅是一種趣味的，而應該既有比較深沉思想的一面，又有讓人輕鬆接受的一面。所謂“道”，即是藝術思想的一面，而“技”應該以輕鬆自然為好，“技”是藝術形式，“道”是藝術靈魂，或者說是藝術的“內容”。沒有“內容”的形式是一副面具，沒有“形式”的內容是一堆剝了皮的骨肉。
朱天曙：現代篆刻是傳統的延伸，發展了傳統，前賢創造出的文化傳統我們不能拋棄。
石開：我們今天從事的各類藝術活動，其實絕大部分都是在延續文化而不是在創造文化，是不斷用新的方式、智慧來呵護優秀文化。要割斷延續，自起爐灶，實際上是極難形成氣候的。
朱天曙：這就使人想起揚州八怪。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他們是激烈的、反傳統的，其實種“怪”，只是打破舊有的某種形式。而其內核仍然是民族藝術的優良傳統。我覺得你近幾年的篆刻作品有一個明顯的特徵是“做”印，“做”的成分很多，而且“做”的很詭秘、很朦朧。
石：我近來的篆刻風格與以前的不大一樣，以前的乾淨利索，現在的粘粘糊糊。李剛田在一篇文章中說我的印章有“做”的痕跡。我不知他所說的“做”是什麼意思，如果是指一種深加工，那顯然是他沒有看到我刻印。其實我刻印是一次性的，雖然不很乾淨利落，更不一揮而就，但也絕沒有任何“加工”的工序。
END
▼
親近書法的自在生活方式，
從未走遠！
▼
閱讀更多 書藝公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