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受到主流紅學的誤導，人們往往習慣於沿襲主流紅學的錯誤說法，把1791年開始刊刻發行的120回《紅樓夢》中的後四十回的作者說成高鶚。隨著信息時代的迅速發展，具有權威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率先糾正了這個錯誤，把後四十回作者問題署以“無名氏 續”。不管怎樣，程偉元與高鶚主持對《紅樓夢》的出版，對小說的廣泛傳播具有深遠影響。關於後四十回，我們依然可以稱為“程高本後四十回”（也可以簡稱“後四十回”）。
越來越多的讀者，在確信後四十回是續書以後，讀完前八十回的“原著”後再沒有耐心看下去，甚至在我的友人中一些對《紅樓夢》有著深度研究者也表示，《紅樓夢》後四十回自己根本就沒有讀完過。那麼，除了勉強看看《紅樓夢》或許存在的結局可能外，還有沒有其他的研究價值呢？
從常規或者大眾的思維與認知角度，程高本的後四十回對作品成書的時代和人物生活的背景研究，還是有很大意義的。比如續書的第25回（即全書第105回），回目為“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錦衣軍”顯然與清朝的辮子兵很難扯到一起，“續書”的作者對官兵的印象或概念，顯然有著明遺民的特徵。進一步推斷，續書作者之前，也就是《石頭記》原著作者，當然也不會遲於續書遺民文人的時代。再如1909年11月《民籲日報》連載的“另本”第117回中，流暢的文本中出現了“莊田”背景的情節。在康熙中期就已經廢除的“莊田制”，直接就否定了《紅樓夢》作品成書於乾隆時期的邪說。
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在已經確定“後四十回”是續書的情況下，仍然努力從後四十回中尋找蛛絲馬跡去論證作者是誰，這是原則性的錯誤。論證作品時代與論證作者誰人雖然關係密切，但原作者與續書作者不同，有時候就不能放在一起說。目前，根據後文的情節或者後文元素論證作者的大有人在，這其中也不乏知名學者或者新人，比如張志堅老師。她在論證和發掘“棠村”方面的貢獻，得到各個學派的尊重和運用，但如果依然用“賈雨村歸結紅樓夢”來論證作者，就變得蒼白起來。
在像雨後春筍一般破土而出的眾多作者論中，江蘇如皋的“如皋紅學”可謂是實力不俗，強勢出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國內外產生影響。我看到如皋的紅樓研究的骨幹團隊，用後文內容證明冒闢疆是作者的不在少數。如果能論證出後文的作者真就是冒闢疆，那也算對紅學做出很大貢獻了。
有些學者，在作者誰人的認知與判斷上，有著卓越的眼界。比如臺灣杜世傑前輩，在介紹《石頭記》的思想內涵、隱寫的歷史事件，甚至在蒐集有關作品的歷史資料方面都給後人帶來很大的啟示；在作者是誰的問題上，他鎖定吳偉業，但他的大量材料來自後四十回本身的“內證”，這方面的考據就不再有說服意義和力度。同樣，在新興一代的研究者中，也有走同樣路線的朋友，在方向正確，目標準確的體系裡，如果對後四十回的價值利用發生偏差，恰恰成為軟肋，被其他幫派抓住短板窮追猛打。
關於後四十回是續書還是原著，主流和非主流基本一致，但也分成兩個陣營：第一陣營“後四十回”是狗尾續貂作品；另外略小的一個陣營是全璧論，認為後文是前文不可分割的部分。之前的文章本人就指出，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吳氏紅學”這一派不一樣，他們認為後文是創作集團的個別人，根據原著的伏線，再依據當時政治形勢的轉變，重新構架結局，以便這篇宏文鉅著得以流傳。而這樣理解，各種謎團就會迎刃而解，錯誤也就犯得更少。即便不認同“吳氏紅學”，但對作品成書過程有著精準判斷，在此基礎上的深入研究也一樣能感受“後四十回”帶來的意義。比如平湖紅學會的王正康先生，堅持認為作品存在“集團創作”，而後四十回出自其中之人。這樣的認知和觀點，就能讓人理解，為何後四十回既不是前文的真正後文，又是確實可能存在的線索與情節被帶入後文的獨特現象。
關於後四十回續書的問題，還可參閱本人博文《肯定和否定後四十回都是錯誤》。
至於創作集團有哪些人，是誰執筆和潤色，還需要深入的研究和探討。紅學研究者需要抱著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找出歷史的真相，不讓錯誤的說法欺騙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使更多紅迷從《紅樓夢》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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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讀，高屋建瓴。吳氏紅學，高端學術。 知識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觀點、新視角，同一部紅樓夢，不一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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