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海琪
據陸弘石、舒曉鳴《中國電影史》中所記：“從1926年下半年開始的4年多時間裡，中國影壇相繼形成了‘古裝片’、‘武俠片’、‘神怪片’這三股商業電影創作熱潮。”所謂“古裝片”，當時又稱之為“稗史片”，題材大部分選自民間傳說、演義小說及古典名著。很明顯， 1927年復旦影片公司拍攝的《紅樓夢》即屬於此例。
由於早期膠片的難以保存，與眾多的早期電影一樣，我們已無緣得見這部電影了，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如今我們僅能從當時的影評、報道中去領略其中風采。幸而杜春耕於拍賣會上購得復旦影片公司出版的《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1]，裡面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對於這本特刊的意義，杜志軍於《早期電影研究的津樑——》一文中，[2]已有了充分的闡述，此不贅。
第一節 復旦版《紅樓夢》影片簡介
1927年，復旦影片公司出品了《紅樓夢》，該片為無聲黑白片，後改名為《新紅樓夢》。
復旦版電影《紅樓夢》特聘文學家徐碧波擔任編劇，導演為任彭年和俞伯巖，攝影周廷喜，服裝蔡澤民。此片主演：周空空（飾劉姥姥）、陸劍芬（飾賈寶玉）、陸劍芳（飾林黛玉）、王謝燕（飾王熙鳳）、王意逸（飾薛寶釵）等。[3]
復旦版《紅樓夢》為時裝片，所有演員，皆著時裝。
復旦版紅樓夢宣傳畫
據徐歸燕（徐碧波）《紅樓夢本事》及《紅樓夢字幕》，我們可以大致知道復旦版《紅樓夢》的故事梗概。該片中劉姥姥作為貫穿全局的人物，將整部《紅樓夢》作為她的一場夢，將劉姥姥譬為“春夢婆”，進而喻示了“翰內昔日富貴等於一場春夢”之意。[4]
在復旦版《紅樓夢》中，選取了黛玉進府、寶黛初會、劉姥姥一進大觀園、寶玉捱打、比通靈、黛玉含酸、毒設相思局、劉姥姥二進大觀園、尤二姐吞金、黛玉葬花、紫鵑試莽玉、黛死釵嫁、寶玉出家、榮寧被查封等故事情節。
在影片中，鳳姐三度設計，害死賈瑞、尤二姐及黛玉三人，可謂罪大惡極。由於鳳姐重利盤剝及賈府廣蓄奴婢，二罪併發，賈府被抄。同時，片中著重拍攝了寶、黛之間的愛情，最終，以黛玉焚稿病死、寶玉逃婚並出家在廟中誦經來歸結這段愛情悲劇。
影片的最後，“巨鍾鏜鏜然鳴，老老一驚而醒，扭眼眈相，繩床茅舍，依然在鄉村之中，細維適才所經歷者，乃一場春夢耳。”以夢為始，以夢而終。
因為是無聲片，所以在表演上僅能通過肢體動作、面部表情以及字幕來表達電影的內容，表演方式比較匱乏。編劇在處理字幕時，費了很多的心思。該片在主要人物出場時，對該人物加了一個說明，總體來概括影片中這個人物的性格與評價。如劉姥姥，評價為“他是個積世婆婆”；林黛玉評價為“這是氣量偏窄，多愁多病的林黛玉”；王熙鳳為“雅號潑辣貨”；賈寶玉為“這是假作瘋癲，慣向姐兒堆裡廝混的賈寶玉”；薛寶釵為“外貌純厚，居心險詐的薛寶釵”。同時，為了明確線索，昭示重點，提醒觀眾注意，該片在部分地方加以著重的提示，如“初次還淚”、“金玉姻緣之暗示”、“鳳姐第一次陰謀之結果”、“劉老老二進大觀園” 等等。[5]
第二節 復旦版《紅樓夢》的改編策略
《紅樓夢》百二十回，遑遑鉅著，百十萬言，頭緒繁雜，人物眾多，如何將《紅樓夢》納入“長度僅20本（4小時左右，分上下集）”的影片中，[6]這是非常有難度的事情。
正如顧醉萸在《論紅樓夢攝製影片之困難》一文中所述：“惟一考我國舊劇中，往往纂取稗官小說，編演成戲。取材於《三國》者最多，《水滸》亦間有之，其他上至《左傳》《史記》，下至盲詞俚曲，無不採為本事，譜之管絃。而於可歌可泣之《紅樓夢》，獨付闕如。其故安在？良以此書，範圍既廣，措手無從，而所述頗多家庭情況，兒女瑣事，極輕描淡寫之至。苟演之舞臺，非有深刻之表情，不足以引起觀眾興趣。以是劇界以編《紅樓夢》戲為畏途。”[7]與《水滸》、《三國演義》所述之英烈俠事不同，正因為《紅樓夢》中所述瑣事太多，兒女情長，除少部分章節外戲劇衝突比較缺乏，在改編成影視作品或戲劇作品時，難以引起觀眾興趣。《紅樓夢》改編之難，在當時就已有著廣泛的認同，將此視為畏途。顧在論述中所提的“深刻之表情”，筆者認為是與當時電影皆為無聲片分不開的。無聲片的先天不足，表達方式上的匱乏，更增加了《紅樓夢》的改編難度。
若論頭緒之繁，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紅樓夢》可以說是最多的。如《水滸》，有“宋十回”、“武十回”的說法，改編起來情節集中，戲劇衝突突出，尚屬於單線條的情節推進模式。到了《紅樓夢》，則或而單線，或而群頭並進，又有“千里伏線”、“草蛇灰線”之法，牽一髮而動全身。如何從中減頭緒、立主腦、密針線，就越發重要了。
復旦版《紅樓夢》的成功與否，因未見影片，無法斷然下結論。但據《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一書中所載文章及部分報刊的評論來看，當時的反響還是比較好的。如漢萍發表於《海報》的《看紅樓夢後》一文中說：“綜觀以上各節，此片在目前電影潮流中，雖不謂燁燁生光，亦不愧戛戛獨造矣。”[8]釣徒發表於《快說》的《紅樓初試記》一文中說道：“總觀全劇，情節緊湊，無懈可擊，洵為國產影片之傑出，預料是篇，定能風行遐邇也。”[9]沈一衝的《觀紅樓夢試映記》一文中寫道：“綜觀全劇，佩其結構精密。惟末後結婚一幕，飾寶釵者，不應以珠羅遮面，似宜易以薄綢，盡代庖之人，總以掩藏為是。則諸賢者，以為何如？”[10]該文雖對影片結局處有商榷之意，但總體來說還是褒大於貶。從以上評論可知，復旦版《紅樓夢》可以稱之為一次成功的改編。尤其釣徒所說的“情節緊湊，無懈可擊”幾字，更是針對改編所言。
從整體來說，既然是改編，又是在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的轉換，為迎合不同藝術表達方式的需要，難免需要適當改變一些故事的發展脈絡以使情節緊湊，更適合新的表達需要。由上文所述復旦版《紅樓夢》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出，復旦版《紅樓夢》是以劉姥姥的三進大觀園為主線，以王熙鳳的三計害三命以及寶黛之間的愛情悲劇為主要內容，刪繁就簡，貫穿了整部《紅樓夢》。如此一來，頭緒明瞭，情節緊湊。
在《寬中尋仄法》一文中，範煙橋寫道：“如一題，材料豐富，雖千言萬語不能盡，於是一齊拋開，別闢蹊徑，反覺曲折有趣，此即‘寬中尋仄’也。”[11]復旦版《紅樓夢》正是通過這一方法，從全局出發，而又不拘泥於原著，以劉姥姥的故事情節為幹，串接其他情節，改編拍攝《紅樓夢》，這一做法，新穎而又不失本意，在當時獲得了很大的好評。如菊高在《慰我所思之紅樓夢》一文中寫道：“細觀本事，以劉老老作起結，編制之佳，殊足驚佩，蓋若全依原書，視作無上之秘寶，按步設演，不加戲劇上的編制，則雖以電影為名，而仍為曹雪芹的筆下小說也，是何足取？”[12]周素雅在《復旦公司攝演之我見》中寫道：“惟書中事蹟，枝節繁多，如果儘量容納之，不惟攝影非易，即觀眾亦定必嫌其瑣屑也。差幸書中有一極顯著之主人翁，此為幹，餘者作枝，則其他部分便可有所依據而刪減矣。所謂主人公者何人斯？即劉老老是也。”[13]欲要在較小的篇幅中展現《紅樓夢》整體的意蘊，必須要在通顧原著全文的情況下，先確立主幹，而後選取情節，此種改編方式，實為非全景式拍攝《紅樓夢》所必須依循的規律。而範煙橋“寬中尋仄”一語，精闢地道出了這一特點。
周空空
第三節 時代對復旦版《紅樓夢》改編的影響
從改編的角度來說，既然存在藝術形式上的轉換，那麼轉換之後的產物，已經不完全屬於原作者，而應該將其歸為改編者對原作的理解與闡釋，既然是闡釋，不可避免地會增加改編者的閱讀體驗，而此閱讀體驗未必就是原作者的本意。如此說來，無論是何種改編，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流失，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紅樓夢》的影視改編中，這種改編又受到影視批評及紅學的影響。
1905年，京劇片段《定軍山》的攝製完成，標誌著中國電影在古老的帝王之都誕生，但隨後中國民族製片業的起步發展卻轉戰到上海。新興的民族電影不僅需要本土文化的支持，更需要經濟和“精神氣候”的保障，當時的上海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早期電影發展的重要基地。至20世紀20年代，民族製片業呈現出初盛的景象。而電影業的發展，同時促進了電影批評的發展。很多的文人參與其中，而各報刊就成為影評的陣地，每部有影響的影片出現以後，必定很快就會有大量的影評出現。反過來，這些影評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電影的製作。對於製作人及編劇來說，這些影評是必須要重視的，影評中的評判標準，也是影片製作人與編劇所依循的標杆。影評在每個時代都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色，如20世紀20年代，則是“將傳統儒家文化的倫理道德觀作為電影批評的主要標準”，而其中的道德標準就是“彰明是非善惡”。[14]
這種道德標準，在復旦版《紅樓夢》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自《紅樓夢》問世以來，關於“左黛右釵”或“左釵右黛”之爭就未嘗中斷，甚至“幾揮老拳者”，不可謂不激烈。復旦版《紅樓夢》中，黛玉的形象被塑造得高潔純真，評語為“氣量偏窄、多愁多病”，而其“氣量偏窄”又是由對寶玉的痴心所引發而出，成了可以原諒的缺點，其“多愁多病”卻愈發增加幾分“西子捧心”之美。至於薛寶釵，則被編寫為一內心狡詐之人，其出場時的評語就是“外貌純厚，居心險詐的薛寶釵”。在《紅樓夢本事》中，對寶釵的描寫為：“有女名寶釵，項間常珮一金鎖，釵以寶玉有玉，恆私冀謂‘金玉姻緣’。”[15]從這描寫中，似乎可以看到，寶釵之所以常佩此金鎖，就是為了彰示“金玉良緣”。影片在播出到“比通靈”之時，更直接用字幕“金玉姻緣之暗示”加以明晰化。
復旦版《紅樓夢》中，王熙鳳這一人物，可以視為影片中的主角之一，戲份遠超寶釵。從小說文本中來看，賈府的敗亡固然與王熙鳳的作為有關，但尚未上升到決定性的地位。到了復旦版《紅樓夢》中，賈府敗亡的兩大原因之一，就是“鳳姐的重利盤剝”。 並且鳳姐的“三計害三命”，也是影片中所主要渲染的部分。影片最後鳳姐“前塵影事，潮上心靈，良心裁判，追悔莫及”，[16]也正是“彰明是非善惡”的具體體現。
20世紀20年代，對於影片評價的第二條標準，是從影片的娛樂性出發的。由於無緣得見覆旦版《紅樓夢》的影像資料，我們僅能從當時的影評中瞭解一二。從各影評來看，對於復旦版《紅樓夢》來說，娛樂性主要來自於周空空飾演的劉姥姥。如一衝在《觀紅樓試映記》中寫道：“周空空飾劉老老，老邁龍鍾，舉止鄙俗，使人生噱不止。”紅綃的《評復旦》中寫道：“周空空飾劉老老，老態龍鍾，村俗可哂鄙，醉後內急時，覓廁地不得，大演其無錫人之‘團團轉’，幾歷遍大觀園，一舉一動，均引得觀眾譁笑。”釣徒的《紅樓初試記》中記載：“全劇以劉老老作周結，處處引人入勝，周空空飾劉老老演來惟妙惟肖，滑稽突梯，令人捧腹。”[17]如此想來，編劇對劉姥姥情節的設置，必定也是與當時影評所設定的標準有關。
20世紀20年代，也正是“新紅學”建立之時。1921年11月12日，胡適發表了《紅樓夢考證》（改定稿），確立了新紅學的地位。1923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也得以出版。1927年，研究《紅樓夢》的文章，時可見於報端。據不完全統計，自1920年至1927年，發表於期刊的《紅樓夢》論文有28篇，發表於報紙上的有42篇。尤其是，參與《紅樓夢》討論的，有許多是非常出名的大學者，如蔡元培、胡適等等，在當時社會上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從復旦版《紅樓夢》中，也能看出紅學所帶來的影響。
“夢”之諸多含義中，有虛無一意，正合“春夢婆”之典，謂“富貴”為“春夢”，即是說富貴即虛無，轉眼皆逝。復旦版《紅樓夢》將劉姥姥比作“春夢婆”，又有將賈府富貴看作“春夢”一場的意思。《紅樓夢》第一回就說道：“作者自雲曾經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借‘通靈’說此《紅樓夢》一書也。”[18]作者亦自道“夢幻”。在諸多評點中，也有許多的批語與“夢幻”二字有關，如甲戌本第一回有批語“所謂萬境都如夢境看也”，三家評本第一回有“夢幻是本旨，通靈石頭是本旨也”。如此等類甚多，難以一一列舉。復旦版《紅樓夢》改編者受其影響也是大有可能的。
在《紅樓夢影片開幕詞》中寫道：“《紅樓夢》說部，膾炙人口，幾於婦稚皆知。特是書空靈玄奧，什九都系寓言，坐是或有附會為清始祖與董小宛事，或謂乃緒述滿洲貴族納蘭新德事……覺確係指有明以後事蹟，是則證諸以上兩說，庸或可信，故本公司對於服裝一層，寧可景從時流，脫以古式相炫，恐反貽蛇足之誚耳。”[19]清始祖，應為清世祖之誤，《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小宛事”一說，源於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一書。而納蘭新德，疑為納蘭成德之誤，納蘭成德後改名為納蘭性德，字容若。此說起於趙烈文的《能靜居筆記》，其中記述道：“曹雪芹《紅樓夢》,高廟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為明珠家作也。’”[20]而後此說又有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二筆》、俞樾的《小浮梅閒話》及錢靜方的《紅樓夢考》等有論述。以上兩說，均被胡適於《紅樓夢考證》一文所駁斥。
按照《紅樓夢影片開幕詞》來看，復旦版《紅樓夢》之所以為時裝電影，固然有資金方面的原因，但也不可排除受紅學的影響，為免蛇足之憾，乾脆“景從時流”了。
任彭年
第四節 復旦版《紅樓夢》與《紅樓夢》原文的比較
從被選取的情節來看，復旦版《紅樓夢》的情節涵蓋了《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內容，由此可知徐碧波在改編過程中所用底本應為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
為了能用較短的篇幅涵蓋整部《紅樓夢》的意蘊，復旦版《紅樓夢》的改編者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削。《紅樓夢》中的神話部分如女媧煉石補天、絳珠還淚以及太虛幻境都被刪掉，渺渺真人與茫茫大士的故事情節也被刪除。人物方面為了突出主線，賈雨村、史湘雲、秦可卿、妙玉、尤三姐、薛寶琴等諸多人物的故事情節也消失了。
從對具體情節的處理上來說，復旦版《紅樓夢》在選取的故事情節中也並未完全按照《紅樓夢》原文中的故事來進行演繹，而是加以改編來適應整部電影的需要。
如小說原文中“毒設相思局”一段，鳳姐兩度設計，欲斷賈瑞之相思。電影中則直接為“因設相思局，而命姪蓉臥於榻為代。瑞至被獲，遭奇辱，復因園門下鍵，不得歸，致露宿小亭中，卒因是得病，尋疫”。從情節上來看，是將兩度相思局合而為一了。
又如寶玉捱打一段，書中是由琪官之事引發，又有金釧投井之事，致使賈政大怒，大加鞭笞。而在電影中，則是“一日於政庶出子環，攘坐而鬧學，環性又狡黠，因被父責，竟諉過於寶玉。政怒責玉，玉創甚”。 一段“寶玉捱打”，內容涵蓋了“寶玉鬧學”與“寶玉捱打”兩部分的內容，又暗藏著“魘魔法姊弟逢五鬼”中賈環用燈油燙傷寶玉臉一段的意思，用意之巧，歎為觀止。
尤二姐吞金一節，也與小說原文有出入。小說原文中，鳳姐是由“訊家童”而得知賈璉偷娶尤二姐，復旦版《紅樓夢》中則是鳳姐跟蹤，而後知賈璉偷娶。此種處理，拋開了 “二馬同槽”、“父子聚麀”等諸多情節，更直接刪除了尤三姐。
至於“掉包計”，原出自《紅樓夢》第九十六回。在該回中，賈政首先提出以寶釵為寶玉之妻，賈母、王夫人均表示贊同。襲人固然喜歡，但顧忌到寶玉對黛玉的感情，唯恐他痴病發作，到時反不好處理，於是急忙找到王夫人稟明瞭原委。王熙鳳知道後為打消眾人顧慮，提出了這條“掉包計”。到了復旦版《紅樓夢》中，則成了“老祖宗雖心痛外孫女，奈被左右包圍，不得不從眾議。鳳姐使移花接木計，為寶玉聘寶釵”，賈母被撇清，所有罪惡皆鳳姐一人承擔。諸此種種，固然是為了體現鳳姐的罪惡，然而與原文已經有了較大的不同。
綜上所述，改編者對具體情節的修改，目的有二：其一是為了刪除較複雜的情節，減少出場的人物，以縮短故事內容，如寶玉捱打、尤二姐吞金等；其二是為了突出人物個性，如“掉包計”等。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文中說：“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述，並無諱言，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21]魯迅的這段評價，歷來為學界所重視。《紅樓夢》中的描寫，最吸引人的也正是因為“真”，惹人愛，使人恨，憫其悲，嘆其敗，總是使人感慨不已而又浮想聯翩。《紅樓夢》中的人物，更是寫的十分豐滿，如見其人。但這些在復旦版《紅樓夢》中，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
王熙鳳是小說中著墨甚多的人物，固有狡詐的一面，如對張金哥一事的處理；也有貪婪的一面，如她遲發月錢以獲利。但無法否認的是，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也有她善的一面。如她效“戲彩斑衣”，以博賈母一樂，如大觀園中的姐妹皆得她照顧，如她贈劉姥姥以金，如她送衣於邢岫煙，此皆其善。而復旦版《紅樓夢》中只述其惡，只說她三計害死三命，並將她作為賈府敗亡的主要罪人，則難免有些過了。賈瑞一而再的痴心妄想，王熙鳳本只存教訓之心，賈瑞之死，雖起於鳳姐，但鳳姐不應負主要責任。至於尤二姐之死，則確為王熙鳳存心所為，但仍可視作醋心唆使，而此事肇始者乃是賈璉。到了“掉包計”，則可以理解成王熙鳳的拔尖要強，抖機靈。賈府本處末世，“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表象之下，掩蓋著的是滿目瘡痍，事敗抄家不過是時間問題。
薛寶釵是復旦版《紅樓夢》中又一極端化了的人物。雖從《紅樓夢本事》及《紅樓夢字幕》二文來看，影片中無太多薛寶釵的故事，但在薛寶釵出場時的評價及《紅樓夢本事》中，說她“常珮一金鎖”來看，無疑是將她作為一個陰謀論者來看待了。薛寶釵雖不若林黛玉的敢愛敢恨，但她深愛寶玉亦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將她作為陰謀論者，還是有失小說原意。
另外，影片中因為刪除了神話故事，故有一處失去了照應，單獨呈現，有突兀之嫌。在寶黛初會之後，寶玉摔玉，晚間襲人探望黛玉之時，影片中打出一副字幕“初次還淚”。影片中既然沒有絳珠草與神瑛侍者的神話，此字幕就沒有了依託，這應是編劇的一個失誤。
第五節 小結
不同時代的作品，應當放到不同時代背景中去探討，如拿現在的標準來評論當時的作品則難免失當。復旦版《紅樓夢》，從改編角度來說，雖然有單一化人物個性之嫌，然而也有著非常多的優點，尤其它的框架，雖然來源於《紅樓夢》小說中的“以甄士隱夢始，以賈雨村夢終”這一模式，但它以劉姥姥為主幹，以寶黛愛情及王熙鳳的“三計害三命”為主要情節，很大程度上保存了《紅樓夢》的原貌，體現了《紅樓夢》的意蘊。在4小時的影片長度中，展現出這麼多的內容，這是非常不易的，實不愧“收萬里於尺幅，羅千載於一編”之贊。[22]
杜志軍在《早期電影研究的津樑——》中寫道：“任何《紅樓夢》的改編者都會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站在巨人邊上的壓力。”[23]改編《紅樓夢》，可以說是很多編劇的夢想，然而在此難題面前，又有多少人敢於知難而上？在復旦版《紅樓夢》之後，又湧現出很多以《紅樓夢》為題材拍攝的影視作品，改編方式各有特點，或全局性的，或截取其中片段，更有大話、戲說者，林林總總，不知凡幾。這些影視作品中，成功者有之，失敗者亦有之，這些影視作品改編的經驗，將是一筆珍貴的財富。
[1] 《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復旦影片公司出版發行，此書在國家圖書館並未檢索到，筆者是從杜春耕先生處借得。
[2] 杜志軍《早期電影研究的津樑——》，《紅樓夢學刊》2003年第4輯，139—152頁。
[3] 《職演員表》，復旦影片公司《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第9頁。
[4] 此二文均刊於《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春夢婆”之典，出自宋代趙令峙《侯鯖錄》卷七載：“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于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雲：‘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裡中呼此媼為春夢婆。”而《紅樓夢本事》中所寫的“翰內昔日富貴等於一場春夢”應為訛。
[5] 該段所引內容，皆出於徐碧波的《紅樓夢字幕》，《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1927年。
[6] 饒道慶，《紅樓夢影視改編與傳播》，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2009年博士論文。
[7] 顧醉萸《論紅樓夢攝製影片之困難》，《紅樓夢學刊》，2003年第4期。
[8] 漢萍《看紅樓夢後》，《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1927年。
[9] 釣徒《紅樓初試記》，《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1927年。
[10] 沈一衝《觀紅樓夢試映記》，《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1927年。
[11] 範煙橋《寬中尋仄法》，《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1927年。
[12] 菊高《慰我所思之紅樓夢》，《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1927年。
[13] 周素雅《復旦公司攝演之我見》，《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1927年。
[14] 李道新，《中國電影批評史》，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1頁
[15] 徐碧波《紅樓夢本事》，《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第4頁。
[16] 徐碧波《紅樓夢本事》，《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第5頁。
[17] 以上三文均刊於《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
[18] 曹雪芹 高鶚《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2月第3版，1981年1月湖北第4次印刷，第1頁。此處選用此版本，是因為拍攝此片時能見到的版本只有亞東本和有正本，而有正本不是120回的本子，所以最有可能參考的就是亞東本。1964年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本的《紅樓夢》是以亞東本為底本校訂的，故選取此本引用。
[19] 《紅樓夢影片開幕詞》，刊於《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第2頁。
[20]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引自一粟《紅樓夢資料彙編》，中華書局，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378頁。
[2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齊魯書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81—382頁。
[22] 金季鶴，《紅樓夢影》，《復旦特刊·紅樓夢再生緣合刊》，第22頁。
[23] 杜志軍《早期電影研究的津樑——》，《紅樓夢學刊》2003年第4輯，第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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