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科舉生涯可謂艱難多舛，性格原因得罪了考官，文氣狂悖與八股取士不合，考場舞弊黑暗所耽誤，臨考生病無法堅持考試等等，彷彿科舉就是天生與蒲松齡做對的。這些憤恨抑鬱的情緒，都化作了《司文郎》這篇奇文。
小說中，共有四個人物，登州王平子、司文郎、餘杭生和瞽目老僧，兩個世間人，兩個陰間鬼。司文郎介紹王平子去找瞽僧，和尚可以通過鼻嗅分辨文章好壞，登州來的王平子文章文氣尚可，而餘杭生的文章則臭不可聞。瞽目和尚的判斷，結果與科舉公示卻完全相反，面對質問，瞽僧的回答很實際，“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和尚說了，我們討論的是文章本身，與前途命數沒有關係。
這是個殘酷的現實。如瞽僧這等奇人異士，也只能感嘆，“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諷刺取士的各級官員目不識才，不但眼瞎，鼻子也不好使。看來命運與才華並沒有一定的關係，這一評斷，也是蒲松齡從自己的生際遭遇中提煉總結，借瞽僧之口說出來，也道出了懷才不遇之人的共同感受。
才情高致如李白，也曾在《行路難》中感慨“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詩聖杜甫也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發出了“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嘆息。
決定前途命運的因素，才華只是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卻是與出身貴賤和人脈人情密切相關，人脈關係錯綜複雜的社會環境，像蒲松齡這種天生帶著文人的錚錚傲骨，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實現理想的命運坎坷、懷才不遇者，往往只能通過筆墨抒發壓抑鬱悶的心情。
與前代的文人墨客相比，在晉身門路更為狹窄的清代，可憐的蒲先生更是一生囚困於仕途文章而鬱郁不得志。因此，在仕進道路越來越窄，窄到只有通過八股取士才能通達的有清一代，不只是《司文郎》一篇文章，整個《聊齋志異》都透露出一種“世情已逐浮雲散，到頭難於運相爭”的蒼涼和無奈。
在王平子二次恩科加試時，宋生嘆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按照宋生的想法，即使是自己實現不了仕途理想，哪怕是朋友王子平能夠得中也行，現實當然是殘酷的，這樣卑微的願望也很難實現，終於將仕途的失敗歸結為“萬事皆有定數”的命運所致。
讀書人的命運是艱辛的，即使是陰間掌管科考的司文鬼吏也無能為力。司文郎和王平子的談話，充滿無奈的情緒，蘊含了作者蒲松齡深刻的命運感慨。
《司文郎》一篇，在蒲氏手稿中編在卷六冊，屬於中晚年時期的作品。彼時的蒲松齡，雖然仍對科舉仕途不死心，但基本上已經看透了世態炎涼。妻子劉氏也曾經勸說他“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以肉鼓吹為快哉？”，蒲松齡也只是善其言。其實他自己是明白的，在他的《中秋微雨，宿希梅齋》（其二）中，發出了孤憤的感慨，“與君共灑窮途淚，世上何人解憐才？”
故事的最後，司文郎去了梓潼郡做司文郎，臨別之際，將最喜歡吃的餃子，變成了可以讓人變聰明的蘑菇，留給摯友作為禮物，王平子的傻兒子吃了蘑菇，智力有所提升。這想必是蒲松齡先生給讀他小說的人，一點黑暗中的最後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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