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瞄準從0到1的硬創新

人口資源環境的剛性約束、穩步推進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在全國率先進入減量發展階段……處在城市深刻轉型期的北京還要不要發展,要怎麼發展?

2018年市“兩會”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北京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 如何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為首都高質量發展集聚新動能?成為市政協今年協商年度工作計劃確定的重點議題。

從今年3月開始,市政協就啟動了相關學習、調研和協商活動,不僅組織委員實地調研高新技術企業、科研機構和科技園區,還通過“委員沙龍”活動聽取意見建議。在議政性常委會議上,市政協還邀請市委常委、副市長陰和俊作專題輔導報告,並組織常委們集中視察懷柔科學城規劃建設進展情況。

“仰望星空”攻關原始創新

懷柔科學城中科院力學研究所實驗室內,世界上首座復現高超聲速飛行條件激波風洞技術全球領先,堪稱推動航空航天飛行器發展的“大國重器”;我國高鐵技術蓬勃發展的“幕後功臣”——高速列車動模型實驗平臺運用大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新一款高速列車上線前,都會在這裡做定型試驗……

常委視察中,一項項“硬科技”讓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市委副主委、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新民振奮不已。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瞄準從0到1的硬創新

在隨後的小組討論上,張新民用幾個數字點出基礎創新的重要性。他說,“創新可以分為從0到1、從1到10、從10到100。對中國現狀而言,從1到10和從10到100這種優化、再次創新的過程,在過去幾十年很常見,但從0到1的顛覆式創新卻很缺乏。”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樸英同意這個觀點,“中國對新技術的跟蹤和集成能力都很強,但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往往是‘仰望星空’的原始創新。”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瞄準從0到1的硬創新

有著雄厚科技創新資源的北京理應承擔起成為全球原始創新策源地的重任。

張新民說,前沿基礎科學取得重大突破,越來越離不開大型科學裝置。據不完全統計,在1950年以前,諾貝爾物理學獎與大型科學裝置有關的僅有一項;而在1970年以後,則上升到40%。到1990年以後,這個比例更是高達48%。

今年3月,國務院印發了《積極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方案》,提出聚焦國際科技界普遍關注、對人類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影響深遠的研究領域,集聚國內外優勢力量,積極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

張新民建議,北京市應與中科院和央屬高校等科研機構聯合,進一步加強懷柔科學城的大科學裝置建設,並在此基礎上,圍繞物質科學、宇宙起源與演化、地球系統等領域,組織以我為主的國際大科學計劃。

市政協委員調研後形成的報告也建議,加快對“三城”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大科學裝置的前瞻佈局;多元化吸引國內外資金加強科研基礎設施及大裝置的共建共享;開拓國際視野,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把握創新主動權,前瞻佈局北京研發新方向。

讓更多頂尖人才紮根北京

“在美國硅谷地區,外國人佔36%,中關村區域全加起來,外國人也不到1%,當前科技創新對國際資源利用程度不高,人才引進、簽證等政策都需要進一步改進……”

市政協常委會會議第二小組討論中,市政協委員、市人力社保局局長徐熙第一個發言,就引起委員們對人才問題的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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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北京發佈了《北京市引進人才管理辦法(試行)》,對科技創新、文化創意、國際交往中心建設、金融、體育、教育衛生、高技能等7類人才的引進加大力度,在落戶等方面開出了前所未有的具體條件。

在徐熙看來,這份政策大禮包切切實實提升了北京對人才的吸引力。當前的問題是,企業反映政策還需要進一步細化,政策的宣傳解讀還需要進一步到位,吸引優秀人才的發展環境還要繼續優化。

這個環境不僅僅是創新環境。對很多企業來說,孩子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父母能否有良好的養老醫療環境、人才能否落地、住房能否解決問題等,反而比優惠的產業政策更有吸引力。

在引進世界頂尖科技人才的同時,還要注重發掘年輕人才。徐熙說,人才政策要針對未來科技發展方向超前謀劃。比如北京未來人工智能產業將至少需要幾萬名程序員的支撐,這方面要儘早謀劃。要緊盯風投、獵頭等這些敏銳的市場主體正在跟蹤的人才,“不要等人家評完獎了,再跟進做些錦上添花的事,到時候就晚了。”

市政協委員、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賀志強建議北京進一步加強對國際頂尖人才的吸引力,比如:培育和吸引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才或中介機構在北京開展業務,進一步放寬和簡化海外人才申請在華永久居留許可的門檻和手續,對引進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在子女教育、汽車搖號、購房資格等方面予以一定照顧等。

市政協委員、360企業安全集團董事長齊向東建議政府圍繞大型科技企業建立“創新小區”,借鑑房地產建高檔社區的做法,配套教育、醫療、交通等社會資源,讓這些優秀人才能切切實實地把根紮在北京。

市政協委員在調研報告中也建議,把重點扶持企業及其相關科創企業的稅收增長與人才落戶指標掛鉤,以引進世界級頂尖人才和創新團隊;同時探索運用稅收槓桿,制定合理的個人所得稅減免、抵稅政策,提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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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強科技創新“生產線”

市政協委員任亞光所在的京城機電雖已是國家裝備製造行業中的領軍企業,但在與國外頂尖企業的對比中,他心頭的危機感從未消除過。

13年前,京城機電併購了有“德國機床皇冠上的明珠”之稱的馬德里希·科堡公司。因受出口限制的影響,京城機電想將先進技術帶回中國生產。但尷尬的是,德國公司拿來全部圖紙,派工程師全程指導,還讓德國技工負責加工,但依然造不出令人滿意的高質量產品。

“原因就在於高精尖產業的配套產業鏈不夠完善,一些配件不是漏油就是精度不夠。”在任亞光看來,像高端機床這樣的先進製造業,需要優質的產業鏈條予以配套,尤其在現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更應高度關注。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瞄準從0到1的硬創新

京城機電所遇問題反映的就是現代創新的典型特徵:科學技術一體化、學科交叉融合、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化。創新生態體系不完善,高精尖產業形不成集群,持續高水平的創新就得不到保障。

市政協委員、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院長王茤祥說,雖然北京技術整體研發的規模、能力較強,但存在零散、持續性不強、效率不高的問題,創新鏈存在缺失或斷裂,隨著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進一步加快,這種局面可能會越來越嚴重,甚至可能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結構性隱患。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瞄準從0到1的硬創新

他對此還有個貼切比喻,“科技創新體系就如同一條‘生產線’,其決定了產出的最大數量與平均質量,‘生產線’不升級,投入原料再多,提高的也只是產量,對質量不會有本質的提升。”

他建議,構建包括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產業發展、示範應用四個層次,科學技術產業一體化的創新組織系統。特別注重加強應用研究,集中資源建設一批比肩德國國家應用技術研究院(即弗朗霍夫學會)的新型公共技術創新平臺,完善創新鏈,快速整合最新科技成果,及時響應市場需求開展先進技術研發,形成專門性、持續性、積累性和規模性創新的技術工廠。

建立“企業吹哨、服務報到”機制

去年12月,北京制定了新一代信息技術、集成電路、醫藥健康、智能裝備、節能環保、新能源智能汽車等10個高精尖產業指導意見,為北京的產業選擇指明瞭戰略方向。

而與此同時發佈的還有財政、土地、人才等一攬子支持政策,它們和今年發佈的“9+N”政策體系,都是北京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做出的努力。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瞄準從0到1的硬創新

市政協委員在調研走訪中聽到不少企業反映,雖然高精尖產業指導意見已出臺,但市級層面協調聯動服務成效不高,針對企業的高效精準服務不夠也不靈活。

市政協委員、韓國SK集團顧問孫子強認為,北京對企業的服務保障水平還需要進一步精細化。他建議,建立“企業吹哨、服務報到”的機制,推進服務型政府和保姆式產業園區建設。

他說,政府應設立科技園區服務機構,解決科技企業的項目審批、工商、稅務、銀行、人力資源服務、法務、評估、資質認定、員工培訓、資本對接甚至企業賬務系統服務等共性服務問題,幫助解決科技企業的煩惱。

他還提醒,加強並優化科技創新項目和人才的評估機制,從市場上尤其是著名的外資和民營企業的專業管理者中選拔人才作為政府的顧問團隊,組建專項產業小組,對專項人才和擬落地的產業給予科學公正的評估,避免遺漏優秀人才和項目,更要避免庸才插隊和不合格企業落地。

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所急需的服務各有不同。龍信數據首席數據分析師屈慶超委員也認為,應圍繞科創企業全生命週期建立精準服務體系,如初創期需要的是寬鬆的准入環境,成長期需要的是資本的助力,發展期需要股改上市輔導,成熟期需要併購重組的政策支持等。

“對不同類型的企業也要因企施策。”屈慶超說,政府支持小企業的產業政策應該是普惠的,尤其應以優化營商環境降低企業稅費為主;針對大企業則要一企一策,特別是對未來具有保障國家安全和掌握產業核心技術的龍頭企業要重點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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