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55年前,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通過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堅持矛盾不上交,創造了著名的“楓橋經驗”,毛澤東同志對這一經驗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15年前,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堅持發展“楓橋經驗”。
55年來,發端於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的“楓橋經驗”早已在全國各地紮根、發芽、開花、結果,成為社會治理的創新象徵,有力推動了各地平安法治建設,推動了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
進入新時代,“楓橋經驗”愈發煥發出蓬勃生機。不斷適應新矛盾新變化、回應新時期新需求,一系列科技創新手段得以應用,這面“旗幟”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為隆重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週年,習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週年,本報從今天起,推出“‘楓橋經驗’在全國”系列專欄報道,探尋各地在學習推廣“楓橋經驗”過程中的創新舉措,講述在加強基層社會治理中出現的生動實踐和感人故事。
近年來,山東省淄博市充分吸收和運用“楓橋經驗”中“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核心內涵,堅持民意為先,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在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探索了不少有益經驗。本報記者經過深入採訪,總結歸納了淄博的成功實踐,本報編輯部以此作為“‘楓橋經驗’在全國”專欄報道的開篇,以饗讀者。
□“楓橋經驗”在全國·山東創新實踐①
圖為法律顧問於紀源(左二)和臨淄區稷下街道專職人民調解員成功調解一起贍養糾紛。
15年前,司法所一般只有一兩個人,一年就開倆會,基本上沒什麼地位,要錢沒錢要人沒人,群訪越級訪時常發生；
15年後,村村都有司法行政工作室、村村都有專業的法律顧問,走到哪裡都有群眾熱情相迎,“有事找司法”已成為當地幹部群眾的共識。
15年前,天空灰暗,空氣中經常飄來一股股怪味,路邊的樹木花草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灰層；
15年後,天高雲淡,綠意盎然,就連電線杆、垃圾桶、路燈、奶箱都納入管理範圍,每日都有網格員無盲點巡查。“變化始於15年前的一次楓橋鎮學習之旅,是‘楓橋經驗’讓我們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擔任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司法局朱臺司法所所長、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16年的王炳方,近日告訴《法制日報》記者:“2004年,解書記(解維俊,時任臨淄區委書記,現任山東省司法廳廳長)帶著問題、帶著全區所有鄉鎮街道和局辦一把手到浙江去學習‘楓橋經驗’,那次學習統一了思想,開闊了眼界,提升了本領。”
“從那時起,臨淄確立了整合社會力量,加強第一道防線,立足預防,加大調解力度,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的工作思路。”淄博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韓國祥告訴記者,“楓橋經驗”已成為淄博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發展的一大“法寶”。15年來,淄博市全面築牢人民調解“第一道防線”,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從源頭上預防糾紛發生。
自上而下
構建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格局
“基層矛盾糾紛很突出,特別是環境問題和幫派矛盾,極大影響了社會穩定。”時任臨淄區綜治辦副主任,現任臨淄區委政法委副書記的馬士虎對當年的情況記憶猶新,他坦言:“2004年的楓橋學習之旅是被逼出來的。”
“那次學習的場面特別大、規格特別高,解維俊書記帶領區委副書記、區委政法委書記、公檢法司訪一把手以及鄉鎮主要負責人前往楓橋鎮學習‘楓橋經驗’。”馬士虎說,由區縣一把手帶隊學習,在當時的楓橋鎮還不多見。
學習歸來後,臨淄迅速在全區開展“學楓橋,我們怎麼做”大討論,出臺《關於學習“楓橋經驗” 化解基層矛盾試點工作意見》,強化區級指導,完善鎮街建設,鞏固村級基礎,大力推進行業性、專業性及派駐法院、公安等調解組織的建設,通過橫向整合法院、公安、信訪、司法、人社、民政、法制等部門力量,縱向健全區、鎮(街道)、村居(企業)各級矛調組織,各類調解組織由2005年的481個增加到現在的537個,專兼職調解員由2005年的1900人增加到如今2262人。
臨淄區不斷織密公共法律服務網絡,打造半小時法律服務圈,建立區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鎮辦公共法律服務站和村居司法行政工作室,實現村居社區法律顧問全覆蓋。
“從理論到實踐,從試點到全面,從不足到完善,這15年,臨淄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上了個大臺階,大量矛盾糾紛和不穩定因素被揪出來,而且基本得到全面化解。”臨淄區司法局局長王立軍曾在鄉鎮工作十幾年,對人民調解“第一道防線”的作用深有體會。他說:“人民調解是基層穩定的‘鐵拳頭’,現在,一發生矛盾糾紛,黨委書記首先想到的是讓司法所長上,讓片區、鎮直部門配合。”
臨淄區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淄博市領導的注意。淄博市司法局局長常躍之介紹說,淄博為此專門召開會議,推廣臨淄“加強第一道防線”建設經驗,全面推進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
自下而上打造基層糾紛閉環化解機制
朱臺鎮居民王某買下了某企業的廢棄垃圾。結果,一下到垃圾坑裡,便被燻死了,王某父親一看不對勁,也趕緊下去,結果也遭遇不幸。
一個案子,死了兩個人。王某的叔叔要求企業鉅額賠償,少一分都不行。在村裡、工作片都調解無果的情況下,事情很快便到了鎮領導這裡,王炳方扛起了化解的“大梁”。
分清原因,明確責任,確定賠償數額……王炳方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為探究真相,他還特意買了只大公雞,放到垃圾坑,結果不到5分鐘就死了。最終,他把王某叔叔和涉事企業叫來,情理法相結合的調解,使雙方最終達成協議。
十餘年下來,王炳方對人民調解不再滿足於就事論事,而是著力推動機制的健全完善。近年來,朱臺鎮實施“全面瞭解民情民意、多元化解矛盾糾紛”的“四個一”工程,自下而上構建起了矛盾糾紛閉環化解機制。
“四個一,就是建立一個鎮村幹部聯繫群眾走訪排查制度、打造一個‘議政理事會議’研判分流處置平臺、創建一個鎮片村三級多元調處機制、繪製一張包羅萬象涉及各家各戶的民生地圖。”王炳方引以為豪。
王炳方舉例說,對於一般民間糾紛,由村委會調解；對於村內工作造成的幹群矛盾,則指派村兩委成員協調處理；凡因上級政策落實引發的矛盾,須首先交由所在工作片協調處理,難以解決的,視情逐級上報；對於片、村難以調處的糾紛,則統一提交鎮轉辦工作平臺,由鎮領導包案負責,鎮調委會具體牽頭,相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
如今,儘管形式不一,但這種自下而上排查化解矛盾糾紛的閉環機制已經在淄博全覆蓋。
“為將矛盾消滅在在萌芽狀態,我們實行‘黨群連心’工程,即千名黨員聯繫萬戶群眾,要求每個村定期開‘黨群聯繫會’,黨員定期走訪瞭解大傢伙的訴求,有沒有糾紛,及時開會討論解決。”臨淄區齊陵街道黨委副書記路慶鋒說。
對於“黨群聯繫會”無法化解的矛盾糾紛,社區定期召開會議,集中化解。針對徵遷等領域極易引發重大糾紛的情況,齊陵街道建立聯動化解機制,由綜治、公安、司法等部門集中力量化解。
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力保障了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15年來,臨淄實現生產總值從271.08億元增長到938.8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從35.30億元增長到74.5億元,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1174元增長到40817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5068元增長到19499元。
由表及裡 三治融合源頭預防糾紛
一杯水、兩句話、三味“藥”、五個字是王慶厚總結的調解經。
儘管已經72歲,但王慶厚氣場非常足。從淄川區信訪局長任上退休的他,於2015年返聘成為淄川區司法局特邀人民調解員,常駐般陽路派出所從事治安糾紛調解。
“一來到派出所,首先遞上杯水讓雙方消消氣,兩句話就是沉住氣慢慢說和有理不在嗓門高,三味‘藥’是三條建議,換位思考、寬容對方、各讓一步,五個字是情理法德和。”王慶厚說,“我覺得人民調解是積德行善的好事,相對於冷冰冰的判決來說,它講人情味,當事人能和好如初,還不收費。”
與王慶厚一樣,桓臺縣田莊鎮大龐村主任龐曰信也是72歲,同樣精神抖擻。
龐曰信調侃自己說:“我從1964年便在村裡工作,除了支部書記外,其他崗位都幹過。”身為大龐村調委會主任,龐曰信告訴記者,他們其實從上世紀60年代便開始人民調解工作,“當時提出了保證村民不與法院打交道、不與公安局打交道、不與司法機關打交道的‘三不打交道’原則。”
在化解糾紛的同時,龐曰信不斷思考如何建立長效機制,預防糾紛的發生,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便是出路。
“當時還沒有系統總結,只是做了不少工作。從1986年開始,我們提出以德治村,多次在村內開展‘十星級文明家庭’評選,每年評選文明家庭、優秀黨員、先進工作者、好婆婆、好媳婦,激勵村民爭先樹優。”龐曰信從包裡拿出證書和印有先進人物頭像的看盤展示給記者看,“有次一個婆婆本來要找兒媳婦理論下,一想自己是好婆婆,就趕緊消了氣。”
除此之外,大龐村還從2003年起,聘請律師擔任法律顧問,通過提供專業化的法律諮詢和普法宣傳,提升村民和村幹部的法律意識。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立足於有效排查化解矛盾糾紛,依託三治相融合的基層治理體系,最大限度地預防糾紛發生,已成為當地的自覺行動。
周村區絲綢路街道市南社區黨委書記崔剛說,這幾年學習“楓橋經驗”,感覺要充分融入群眾,“社區除了人民調解和法律顧問外,還建了志願者服務中心和殘疾人互助家園,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作用,為社區群眾提供服務”。
時光飛逝,儘管離開臨淄快12年了,但解維俊對當時學習“楓橋經驗”的經歷仍記憶猶新:“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性工程,對當時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臨淄而言,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立足於新崗位,解維俊說,全省將深入學習“楓橋經驗”,努力打造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的“山東樣本”,譜寫新時代人民調解工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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