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張居正？

小夫子課堂

頌江陵(張居正) 

內聖外王和外王內聖是儒家提高自己的兩條路徑，張江陵顯然走的是外王內聖的路，明知前方荊棘遍道毅然決然而往，在事業時艱中鍛鍊精神，於風雲際會間澄澈本體。觀對江陵正反兩面的評價，執反面者多象本人之前一樣，未能深諳中華文化內涵所在，乃至於精義處一無所知。 

曾因反對張居正被下令廷杖八十的鄒元標幾十年後目睹吏治敗壞、國運衰頹，再回想萬曆新政時朝廷的勃勃生機，便深切感到張居正是明朝難得的中興名臣。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熊十力對張居正這位荊州先賢的評價很高，但他對張的認識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認為他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晚節不保；第二階段他也認為張居正使用了不應該由自己使用的權力，有權臣之嫌，但又不肯定。張居正使用這些權力為社稷與老百姓謀了不少福祉；第三階段熊十力又認為張居正並沒有越權行政，因為管理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應該屬於宰相用的，他只不過做了中國第一人。 

熊十力與友人談論張居正：“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願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竊嘆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 

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於玄奘，而吸收佛式精神，則諸實用，則江陵為盛。”（源自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 

1950年，一向不問政治的熊十力寫出《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文，批評張居正“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之舉與秦始皇之焚書無異，並以此引申說：“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界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沒法毀，可見政改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他還寫信與老友梁漱溟論道，指出辯證法的根底在鬥爭，而大易之學卻是以仁義為常道。 

張居正與好友談證悟的三封信的摘錄與評價： 

(張的信件所述之證得內容很實在，且有前後遞進的層次表現。熊氏的解說也很精到。) 

《寄高孝廉元谷》：此行雖勉強涉世，乖其本圖。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閒。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評：詳上諸書，則知江陵師心而不待求師於外。其從入處雖不背孟子陽明，然只識得心體虛明，猶未徹在。心體未嘗不虛明，然含萬德、備萬理、肇萬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虛而實，明而不匱，儒者故謂之誠。君子貴思誠，思者，猶雲常惺惺。而存之於隱微之地，慎之於息息與天地萬物感通之幾，達之於事業。合內外，貫動靜，莫非誠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實，唯誠而已。虛明者，誠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虛明，去實相甚遠。實相謂本心，亦即目宇宙本體，所謂造化之原是也。儒者不偏向虛明處認識本心，從此實踐中體現得來。 

《答羅近溪宛陵尹》: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頗自恨優遊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裡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僕不信也。 

評：詳此所云，畢竟遵循儒家規範，否則高談澈悟，終不見實際，不得穩貼也。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書》:辱喻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精實處。區區所欲獻於高明者，下在於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矣。 

評：至此所造已深矣。其於《中庸》涵養未發之中、合內外之道與淵泉時出之妙，已有會心也。 

另外，還有對六藝的論述 

在《答胡劍西太史》中曰： 

弟甚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彈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於《易》者，暇時更取一觀這，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獨復有得力處也。

新儒哲

歷史會有很多面相，歷史人物當然也會有很多評價。對張居正的“追悼”如何措辭，幾百年來都很難一致。

我只談一致的一點：張居正當國時，全國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過錯；當身死以後，全族不保，家門喪敗，此時，朝野也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功勞。張居正其人，智足以通權變，勇足以任決斷，仁足以明取予，強足以有所守，不愧熊十力所稱許的三百年來第一人傑，可一夕人死燈滅，削爵、抄家、審問、迫害等慘劇接踵而來。張居正其人其事，對今日的社會而言，總還有一點似曾相識的感覺。

操國柄者言行不可不慎。我意這是張江陵留給後世最大的啟發和最重的教訓。

用現在的話語而言，張居正是推動“獻政”改革的事功超一流的政治家。

按錢穆、朱永嘉等人的說法，中國的專制制度設計格局、政府架構之嚴絲合縫，至明而登峰造極，並全面影響後世。

就現代的政制觀念而言，張居正最大的創舉，大概在於以一己之力，製造虛君時代，實現了有效的君相分權，將“家天下”的推而為“首在宜民”政治理想的初步達成。紀念張居正，我意這是最值得注目的面相。

張居正為任怨之權臣，震主之名相。在共傳12世,歷經16帝,享國276年的整個明王朝，以大臣而實拜三公者，張居正一人而已；自此至今，以輔臣而權勢如此侵天者，張居正實際也是後無來者。

他有宰輔之隆，又有帝師之尊，一面持續的鞏固權力，一面竭力推行體制改革，以法輔儒、以儒正法、儒體法用、固國安民，以富、強為手段，力求泰、安為歸宿。熊十力斷言，“明末承嘉靖朝之弊，內憂外亂，顢頇無方，幸賴江陵十年嚴法之治才得以喘息。江陵一死，其法盡廢，大明王朝亦不數年而亡矣”，可惜溫和善良的中華文明似乎從來都無法容忍異質思維。

張居正所倡導的法治框架、理性道德、共治平衡的政治思維，及身而斬，這是對中國歷史至為可惜的事件。

而他遺留下的一些“精神遺產”，比如獨裁、專斷、集權，冷酷，異已排斥，反攻倒算等等遺風，至今猶烈，對中國歷史而言，又是至巨的創擊。

真是說不盡的張居正。

在中國，變法者從來悲劇收場。從商鞅，到范仲淹，到王安石，到張居正，功業轟轟烈烈，一旦倒下，卻狼狽不堪。

張居正是孤臣孽子。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但是，在一個人心惟危的制度設置中，孤臣孽子與亂臣賊子的認定所需只是一個藉口問題。張江陵的悲喜劇交集，既有個人因素，也是制度勢所必然。曾經兩次到湖北荊州張居正故居憑弔舊人，古城牆邊，夕陽斜照，暮鴉啼嘶，感慨萬千。

張居正的一生功業，讓我最明白的一點，是：要維護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才重要，制度更重要。無論哪個朝代，宏觀上最核心的地方便在於頂層設計，而制度又是頂層設計中最關鍵的部分。不然，“你和他講律法，他和你講道理”，歷史永遠都在奔流的旋渦中，循環不已。

張居正可能還未死去。我想，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以他的眼光和魄力，大概會是制度改革的急先鋒吧。

至今猶思張居正。

2018,3,9，晚飯後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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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愚愚

對張居正的評價，歷史上分為兩種，讚譽者將他比作商朝的伊尹、西周的周公，譴責者則將其視作代唐的朱溫、篡漢的王莽。看來，所站的角度不同，自然會做出不同的評價。

今天我想從明制的角度對其進行評估。一句話，張居正乃是一個典型的越軌違制者。

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張居正任內閣首輔期間，以強硬的手腕大力推行改革，整肅吏治，在財政、軍事等方面均了得了不菲的成績，有論者認為，他為大明王朝延長了七十二年的存在。弔詭的是，其本人雖然得以善終並極盡哀榮，但死後不久就差點被“斷棺戮屍”，並禍及兄弟兒子。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是因為他的改革影響了權貴階層的利益，樹敵太多，也有說是因為他威權震主，萬曆的清算是出於立威的需要。當然有這些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或許是因為他得罪了整個士大夫群體。他政治上越軌、禮儀上越制，突破了制度的紅線，註定會是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一、政治上的越軌，以行政秘書的身份行總經理之實。

明初，明太祖朱元章廢除了相權，自己不僅當董事長，還親自兼任總經理，參與大明公司的全面管理，整天累得跟孫子似的。明成祖朱棣也像他爹一樣勤勉，可又經常御駕親征，實在是分身乏術，於是成立了一個幫他處理政務的機構——內閣，但這是和西方內閣完全不同的組織。明朝的內閣就是皇上的秘書處，人數不固定，人員也不固定，全看皇帝的心情。皇上看上你了，你就來輔一段，討厭你了，你馬上就需要從皇帝面前消失。至於誰來當內閣的頭頭，也就是內閣首輔，也沒有譜。今天你是首輔，明天皇帝派來個比你資格更老的，你就得靠邊站。總之，內閣也就是個收集整理材料，提出建議的機構，決策權全在皇帝。

對於朱棣這樣精力過人的英主來說，這自然沒有問題，但到了後期，對於那些深宮婦人太監手中長大的後任董事長們來說，不僅要批閱後宮三千佳麗，更有K歌、桑拿、健身、煉丹、幽會民間美女等重要的事情要幹，那有時間和心情處理那些讓人心煩的政務，於是就乾脆把印璽交給了那些身殘志堅的公公們。公公們正閒得無聊沒有成就感呢，這下可有得幹了，遂時常拿內閣開涮——別看你丫的是狀元、榜眼，在老子這裡也就是個鳥，不，爺沒鳥，你們鳥都不算。

在這樣一種體制下，內閣基本上幹不成什麼大事，能像明初輔佐過成祖、仁宗、宣宗的夏元吉一樣維持下去，最多略微修補一下已經不錯了。可當了首輔的張居正偏偏想幹事。他幹了一件空前絕後的大事，以首輔之尊和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交好，以獻媚馮保為代價，換來了馮保的不掣肘、不監督，聽任居正去折騰。就這樣，居正從隱匿幕後的大秘變成了實際上的總經理。

在十年首輔任上，張居正的政績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用“考成法”整肅吏治，成效顯著。二是開源節流，使國庫日漸充盈。三是北定俺達，南平倭寇。單從這些成就來說，稱張居正為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一點不為過。但為了自己上位，他在恩師徐階危難之時，不僅沒有幫其解圍，反而有落井下石、助徐下野之嫌。為了自己所主導的改革的順利進行，他於萬曆七年下令毀滅私設的書院，逮捕了批評他乾綱獨斷的陽明學派學者何心隱。

二、觀念禮儀上的越制。

萬曆五年九月，張父去世，按明代禮制，張居正應該回鄉守制27個月，在內閣同僚的呼籲下，萬曆皇帝詔準他奪情視事。儘管是皇帝詔準，可誰能說不是因為他自己貪戀權力呢？上疏反對他奪情的，除了挨板子，不是被削職就是被流放，分明都的他的意思啊！萬曆六年，其回家葬父，神宗特派司禮監太監到郊外餞送，文武百官也一概出郊遠送，這是何等的榮耀！其出行的儀仗更是威風得不要不要的：乘坐的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前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官員開道，後有戚繼光派來的銃手和箭手護衛，沿途巡撫、巡按出疆迎送，府、州、縣官跪著迎接……比皇帝出巡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曆十年春，張居正病重期間，朝臣們個個放棄本職工作，奔走於佛事道場為他祈福，之後再把祈禱的表章恭送至張府，重金賄賂其家人以求居正過目以博其歡心。京都如此，各地也爭相效仿。後來神宗病重時也沒出現過這種舉國若狂的舉動。

這難道不是一種嚴重不正常的政治生態麼？

政治制度上的越軌，觀念禮儀上的越制，都為傳統士大夫所不恥，張居正所得罪的不僅僅是神宗，更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其死後遭到清算也就是一種必然了。

居正死後，張家遭清算的慘狀不說，咱們來看看其越軌對朝政帶來的後遺症吧。張居正當政十年，不顧首輔之尊，討好司禮監，使司禮監主動放棄了監督審核權，其享用了獨裁的甜點，但在其身後，失去了制約的內閣卻變成了黨爭的角逐場，朝堂內訌不斷……神宗皇帝鑑於居正的專權，對臣下不唯不放心，甚至心存怨恨，所以死死抓住權力不放，對於朝臣們的奏疏，他既不輕易相信，也不輕易允准，就是要朝臣們難受……難怪《明史•神宗紀》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可神宗如此的乖張，不正是張居正造成的麼？站在神宗的角度，明之亡就是亡於張居正了。

這相當於一個權己界線不清的婆婆，你固然給兒媳又是買房，又是抱娃的，但是你事事滲入兒子兒媳的生活，人家正睡覺哩，你就撞人房間拖地哩，你說你招人嫌不？

名不正言不順的對面，就是名順行不正哈！

端木賜香

張居正一條鞭法

張居正年過半百才名正言順的進入了那個成為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當時的小皇帝不能僅十歲，尚且不能判斷是非對錯的年紀，所有的朝廷大事都需要首輔來決定。張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糧倉有足夠的存量以滿足此後九年的需要。

在張居正尚未之前明朝的國庫一直處於空虛狀態，基本上沒有儲備糧食。各地往往因為軍餉發放不到位而引起軍隊譁變，甚至巡撫被殺等惡性事件，國家國庫空虛，在邊防及大型工程方面，一無所為。面對這樣一個爛攤子，無論多麼賢能的人都無能為力。無論從改革的結果還是改革的開始都可以清楚的瞭解到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並算不上成功，全國土地的重新丈量也沒有真正開展就胎死腹中。

古代一直遵從的都是百善孝為先，當時張居正處於輿論的風浪尖口是因為他父親去世，其未能去職而服喪守制。在中國，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代，做能吏是一件苦差事。大家喜歡清廉的官員，喜歡能站在道德制高點的官員，但是否是能臣，老百姓不太在乎。

他啟用有事業心，能做事，實幹有革新精神的能吏，而且在中央層面，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給帝國各地的下屬小弟寫私信，授之方案，然後作為皇帝顧問，批准自己的政策；他沒日沒夜，十年如一日的在大情小事上為這個暮日帝國操勞，補救這個腐朽的官僚機器，為明帝國帶出了一批有才華的人士，也帶來了久違的效率。張居正在位的十年，幾乎做到了那個時代在中國社會傳統政治情況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張居正作為一個出色政治家的歷史地位。

品讀武器裝備

評價張居正，無論如何離不開他的改革。在中國歷史上，有三場變法最出名，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萬曆新政。商鞅變法成功了，但人死的很慘，王安石變法失敗了，萬曆新政成功了，但張居正死後卻遭到清算。

從古至今，變法都是難事。變法必然要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變法者鬥爭。這鬥爭是殘酷的，主張變法者很有可能搭上身家性命，沒有遠大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極強的能力，是不會、不敢、也不能涉足改革的。

張居正是一個有遠大理想，為實現理想，信念堅定，不屈不撓的人。

張居正和高拱同遊香山，站在長城上，看大好河山，各抒其志。張居正說，“鞠躬盡瘁，當為國事，死而後已，功業自成。”這展示出他遠大的政治抱負。

改革路上阻力重重。實施考成法有三成官員遭到處罰甚至革職。實施一條鞭法，需要清查地主隱匿的土地，難度相當大，張居正鐵腕推進，不管是皇親國戚、還是達官貴人，一律同樣對待。為了剛剛啟動的萬曆新政不至於被毀，張居正在父親病故時，揹著不孝的罵名，堅持奪情，不回家丁憂為父守孝三年。可見他對實現萬曆新政的堅定信念。

張居正能結合實際變法，採取霹靂手段落實，結果成效非凡，通過變法使空虛的國庫得到充實，使即將激化的社會矛盾得到緩和，使百姓生活得到保障。這體現了他政治能力之強。

應該說，張居正這種為了實現理想不懈奮鬥的精神，這種為了國家、社會、百姓甘願付出，不畏犧牲的精神，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具有這種精神的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脊樑。

張居正變法成功了，可是他死後，他的學生萬曆皇帝，徹底廢除了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萬曆新政。這裡邊有萬曆的責任。萬曆繼承了他爺爺嘉靖的懶政，繼承了他外公的貪婪，三十年不上朝，掏空了國家財政，毀了大明江山。難道張居正的教育沒有問題嗎？

張居正是萬曆的老師，對萬曆實施的是典型的中國式教育:嚴格、包攬、壓制。

小萬曆寫了一篇很好的毛筆字，高高興興讓張居正看，張居正說，皇帝應該以治國為主，不能像宋徽宗那樣會寫字不會治國。

萬曆已經到了親政的年齡，不讓他親政，要扶上馬再送一程，結果培養了萬曆的懶政，到最後，張居正生病，想把朝政交給萬曆，萬曆都不接，以致於張居正累死在崗位上。

萬曆到了青春期，逆反心理嚴重，他要花錢張居正不讓。張居正封李成梁世襲爵位，萬曆也要封自己老丈人世襲伯爵。張居正說萬曆老丈人沒軍功不行。萬曆拿出祖宗成法，張居正不得已同意，但還是不讓世襲。

張居正培養萬曆嘔心瀝血，但是他嘔心瀝血培養出的是大名王朝的掘墓人。與現代我們的家長辛辛苦苦培養孩子，結果事與願違，是何等相似。

張居正對萬曆的教育，可說是中國最失敗的教育，教訓深刻，發人深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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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有得

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張居正

我不想拾人牙慧，我只想說我眼中的“張居正”

張居正者終明一朝之“權臣”也！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 政治家 ”“改革家”是封建時代屈指可數的“名臣”“權臣”

說他是政治家是因為他在嘉靖 隆慶 萬曆三朝詭譎多變的政治形勢下 能明哲保身 進退自如 最終在扳徐階 逐高拱的政治鬥爭中獲得勝利 從而達到明朝士大夫的文臣巔峰 這其中的權謀 心術 政治手腕不可謂不高明 其心機不可謂不深沉！

說他是改革家 是因為由他一手開創的萬曆新政 足可以和史書中歷代改革家相媲美！無論是戰國時期的申不害 漢代的晁錯 王莽 還是宋代的王安石 司馬光 明代的于謙。 張居正的萬曆新政無論是 “時代背景”還是“歷史高度 ”都足可以與前人比肩.

說張居正是名臣 是因為無論是他生前與身後 當時之人或是後世之人對他的探究與評價 都足以以名臣冠之.

說他是權臣 是因為大明從朱元璋立國至1664年甲申國變、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國祚二百七十六年 之中唯此一人 可稱“權臣” 這是一個很難想象的事情，明朝從朱元璋廢相權建立內閣司禮監製度以來，朝堂之上就再無“權臣”的生存土壤、加之錦衣衛東廠、張居正能在如此環境下成為終明一代唯一的權臣、大權在握、揮斥方遒、朝堂之上百官景從 皇宮之內帝王敬之畏之、這不可不為異數！縱觀青史有幾人如此？

我不想去探究 張居正 萬曆新政的得失功過、也不想言及野史傳說（雖然我寫過但不過是閒時調侃罷了 混個關注點贊）因為一個歷史人物有其時代的侷限性，我們不能以開了上帝視角的後人身份去過分評述、也不能以君子聖人的道德標準去評判一個“政治家”這是不公平且又不公正的！

張居正何須人也？我無權評價！我只是說出我在史書中看到的張居正！

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轂誰當萬里候？

也許這就是張居正 也許不是 歷史誰又能說的清呢？

蕼無忌憚

張居正是個能人、能幹事的人、同時也是個嚴於律人 寬於律己的人。

財政上推行“一條鞭法”，財政收入比所謂“隆慶中興”時期多了近一倍，比道士嘉靖朝更不知好多少倍。

軍事上重用譚綸、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等人，南平倭寇，北御韃靼，敲打蒙古，懾服朝鮮。

吏治上推行“考成法”，“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明史》評價張居正說： “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

毫不誇張的說，若沒有張居正的這些改革措施，大明王朝也許早就歇業關門了。

張居正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年內以霹靂手段斷然推行新政並取得矚目成就，除本人的確能力超群外，與太后倚重，小皇帝無條件信賴，權宦馮保呼應亦密不可分。

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張居正一時無兩的權勢影響了他對自己的定位判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吾非相 乃攝也”，行事獨斷專行，上至次輔下至末吏，都只有唯他張大人之命所從，“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

生活學習上對自己的學生過於嚴格要求，處處用聖人明君的要求衡量，對自己則寬進寬出，金錢美色來者不拒，也為自己日後的悲劇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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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即是明朝的拯救者，同時也是明朝的掘墓人。

張居正改革如何拯救明朝的，說的人太多了，我就不多說了，我這裡主要說說張居正是怎麼給明朝掘墓的。

大家都知道明朝是一個“貧銅國”，到了明朝中後期已經缺銅到了不得不融化西周青銅器鑄錢的地步（黃仁宇）；而與此同時，明朝中後期美洲白銀又大量湧入，也就造成了市面上銀多銅少的情況。

明朝面對這種情況，既沒有采取增加銅開採量的方法，也沒有采取聽任“銀賤錢貴”的現象發生，而是採取了第三種辦法——

降低銅錢的含銅量。

當然，這並不是明朝政府的本意，但是由於明朝對民間私鑄銅錢管理不嚴，甚至默認私錢流通，導致市面上大量的是民間的私鑄銅錢，而這些銅錢“鑄工相雜以鉛錫”，事實上造成市面上銅錢含銅量大降。

萬曆初年民間私鑄銅錢已經氾濫到官吏、豪紳、王府都參與私鑄的情況，“其錢體薄，文黯，多雜以低料”，官府即使想鑄造含銅量高的銅錢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也沒用，因為這些官錢剛一流通就被這些私錢販子拿去融化重新鑄錢。

朱元璋曾規定1兩白銀兌換1000文銅錢，但是由於明朝市場私錢橫行，到了萬曆時期1000文已經兌換不了1兩白銀了，往往要1200—1400文才能兌換1兩白銀。

張居正“一條鞭法”以前，明朝稅賦多以實物+銅錢的方式進行，極少收白銀，但是隨著嘉隆萬時期民間私錢盛行，含銅量下降，當地再收銅錢，朝廷就吃虧了，於是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統一徵收白銀。

“一條鞭法”對經濟發達、白銀充足的江南地區當然是好事，因為它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對於明朝內陸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簡直就是災難。

這也很好理解，因為白銀雖然大量湧入明朝，但是也不是明朝所有地方平均分配，絕大多數還是集中在江南、沿海地區和北京，明朝絕大多數內陸地區並沒有享受到白銀湧入帶來的好處，交易貨幣主要還是銅錢，越到民間越如此。

而一條鞭法後，朝廷改收白銀，對於西北來說，直接影響就是民間銅錢兌換白銀比價上漲，而朝廷徵收了白銀又進一步加劇西北缺銀情況，而缺銀更進一步加劇銅錢與白銀兌換比例。而銅錢兌換白銀比例上升又會造成西北私錢含銅量下降，而含銅量下降又會進一步增加白銀與銅錢兌換比例。

到了天啟時期，西北需要2000—2200文銅錢才能換一兩白銀。

簡單來說，即使不增加賦稅，西北民眾的負擔也等於增加了一倍。更何況之後情況更一步惡化，到了崇禎朝，北京銅錢兌換比例甚至到了5500文兌換1兩白銀的地步，西北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西北農民破產必然導致西北地方官府稅收下降，稅收下降直接結果就是官府要精兵簡政，而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有一個西北下崗驛卒也被精簡了，他叫李自成。

下面附哈佛中國史教授對張居正改革的評價：

蘭臺

張居正的名字也許大家都陌生，在古代的階層如此固話的情況下。 他更是傳奇一般的存在，作為明朝的首輔。 他的工作盡心盡力，不僅發揮自己的政治天賦也為明朝續航了50年的時間。

沒有家庭背景的幫助，張居正可是全憑藉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 父親一輩子都沒有考上舉人，張居正確13歲中了秀才，在家裡積極學習準備和父親一起考舉人（父子一起上陣考舉人也是一段佳話）。16歲因為申論寫的受到了當時才子顧東橋也是當時的江南省委書記的接見。

而之後的政治生涯也是精彩萬分，在和嘉靖皇帝時期和當時首輔嚴嵩鬥爭就註定了他輝煌的政治生涯。

在隆慶朝時期，雖然只有六年。但是在這期間實行了隆慶新政，由於政治鬥爭壓力逐漸的減輕，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實施。 但是這在張居正眼中是遠遠不夠的，了隆慶新政距離張居正的目標還是有很大的出入。

而張居正真正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的時候，是從他得到了首輔的位置開始的。在出任首輔以後，他開始了自己的改革。

首先是國家竟然拿不出給朝廷官員的俸祿了，改革的急迫性就顯示了出來。他實行稅制改革，把嘉靖時期的財政問題一一得到了解決。在新政得到實施以後，國庫開始變的充盈了。在萬曆年間，曾有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把張居正稱為世界經濟第一人。極大的讚賞了張居正的執政能力，而後來的"以田為宗"，擁有多少土地就繳納多少稅的改變也十分的公平。 雖然得到了利益集團的阻撓，但是還是順利的實施了。之後重新丈量土地的政策，要企圖通過隱瞞土地的官員的美夢破滅了。

而在做了這些以後，，明朝還面臨著對外的戰爭。明朝的土地比較完整，但是周圍的鄰居卻都是虎視眈眈。這時候軍事上，他啟用了李成梁和戚繼光這些人，這些人的加入極大的改變了對外戰爭的局面。

而萬曆皇帝也一直都是生活在張居正的陰影下，從小就是自己的老師對於自己十分的嚴厲， 就連自己做錯事情，母親都是拿張居正來嚇唬皇帝。出自於一個老師的道德也可能是張居正很想把皇帝培養成明君。張居正對於年幼的皇帝是十分嚴厲的。可能是對於皇帝太嚴厲了，在萬曆的心中張居政留下了很大的陰影。

而張居正也是有一個讀書人的清高的，每一個讀書人都想自己能左右皇帝，改變皇帝不對的行為。 這彷彿是體現自己的價值得到體現一樣。 但是反而遭到猜忌的也是很多。所以在萬曆親政以後，他的不滿和恐懼開始發作。 他廢除了張居正的新政，開始了新的方案。

如果張居正新政還能繼續下去，我想以後明朝的命運也許能作出改變也說不定那。

古今事

張居正其人，可說是歷史上少有的良臣。何謂良臣？所謂“良臣”，是既能輔佐皇帝，又能齊家保身，促進其自身仕途與皇帝治國良性循環。

在中國歷史上，忠臣絕對不少。比如說屈原的“亦餘心之所向兮，雖九死其尤未悔”，比如說岳飛的“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他們都是忠臣，忠君愛國，至死方休，惜乎都是性情耿介之輩，所以屈原投了江，岳飛屈死獄中。“舉世皆濁我獨清”的確值得敬佩，卻決非聰明的處世方法。

張居正不同於屈原和岳飛，他不僅有遠超常人的才能，更深諳為官趨利避害之道，據《明神宗實錄》評價，張居正“性沉深機警，多智數。及贊政，毅然有獨任之志。受顧命於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內海寓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

在張居正同時代，明朝皇帝立了個“牌坊”，就是海瑞。海瑞便是個性情耿介的忠臣，他當然也很有才能，整個朝野都尊重這個人，卻無人對其親近，《明史》載，“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因自號剛峰，……故自為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雲。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苦節自厲，誠為人所難能”，海瑞在做地方官的時候，那政績搞得的是井井有條。——兩人都有大才，不過張居正後來成了首輔大臣，海瑞卻不過長年做個地方官，所說死的時候喪事還是別人掏的腰包。

張居正有個貴人，叫做徐階，那是他之前的明首輔大臣，徐階在海瑞落難（得罪皇帝）的時候，還一力營救。按說這兩人都可說是“徐黨”，可張居正為何不提攜一把海瑞，任由他一生做個地方官呢？兩人當然沒有仇，張居正是明朝頂樑柱，海瑞作為大清官，不會閒著沒事找他麻煩；張居正更是個人精，那海瑞是皇帝立下的百官楷模，再說跟他也算是自己人，他自然不會伸手。

張居正為政輔君都是一把好手，但抓權，那也是當仁不讓，他不僅讓家人入朝為官，甚至讓府裡的僕從也入朝，朝野上下，有女兒的就恨不得送到張府。兩人的老死不相往來，其實可以預見，海瑞看不慣張居正的處世圓滑，張居正也看不上海瑞直通通地到處得罪人。

也正因為如此，張居正在正史中的評價可不如海瑞，“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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