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居正？

小夫子课堂

颂江陵(张居正) 

内圣外王和外王内圣是儒家提高自己的两条路径，张江陵显然走的是外王内圣的路，明知前方荆棘遍道毅然决然而往，在事业时艰中锻炼精神，于风云际会间澄澈本体。观对江陵正反两面的评价，执反面者多象本人之前一样，未能深谙中华文化内涵所在，乃至于精义处一无所知。 

曾因反对张居正被下令廷杖八十的邹元标几十年后目睹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朝廷的勃勃生机，便深切感到张居正是明朝难得的中兴名臣。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熊十力对张居正这位荆州先贤的评价很高，但他对张的认识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认为他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晚节不保；第二阶段他也认为张居正使用了不应该由自己使用的权力，有权臣之嫌，但又不肯定。张居正使用这些权力为社稷与老百姓谋了不少福祉；第三阶段熊十力又认为张居正并没有越权行政，因为管理国家的权力，本身就应该属于宰相用的，他只不过做了中国第一人。 

熊十力与友人谈论张居正：“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远见，灼然于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于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愿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窃叹江陵湮没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 

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深于佛，资于道与法，以成一家之学。……以佛家大雄无畏粉碎虚空，荡灭众生无始时来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转成儒家经世精神。自佛法东来，传宣之业莫大于玄奘，而吸收佛式精神，则诸实用，则江陵为盛。”（源自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 

1950年，一向不问政治的熊十力写出《与友人论张江陵》一文，批评张居正“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之举与秦始皇之焚书无异，并以此引申说：“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界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他还写信与老友梁漱溟论道，指出辩证法的根底在斗争，而大易之学却是以仁义为常道。 

张居正与好友谈证悟的三封信的摘录与评价： 

(张的信件所述之证得内容很实在，且有前后递进的层次表现。熊氏的解说也很精到。) 

《寄高孝廉元谷》：此行虽勉强涉世，乖其本图。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恨不得与兄论之。将试不必多作文，但凝神养气。曹孟德临敌，思意安闲。如不欲战，亦可以武喻文。 

评：详上诸书，则知江陵师心而不待求师于外。其从入处虽不背孟子阳明，然只识得心体虚明，犹未彻在。心体未尝不虚明，然含万德、备万理、肇万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虚而实，明而不匮，儒者故谓之诚。君子贵思诚，思者，犹云常惺惺。而存之于隐微之地，慎之于息息与天地万物感通之几，达之于事业。合内外，贯动静，莫非诚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实，唯诚而已。虚明者，诚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虚明，去实相甚远。实相谓本心，亦即目宇宙本体，所谓造化之原是也。儒者不偏向虚明处认识本心，从此实践中体现得来。 

《答罗近溪宛陵尹》: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 

评：详此所云，毕竟遵循儒家规范，否则高谈澈悟，终不见实际，不得稳贴也。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书》:辱喻谓比来涉事日深，知虚见空谈之无益，具见丈近精实处。区区所欲献于高明者，下在于此。但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 

评：至此所造已深矣。其于《中庸》涵养未发之中、合内外之道与渊泉时出之妙，已有会心也。 

另外，还有对六艺的论述 

在《答胡剑西太史》中曰： 

弟甚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弹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这，脱去训诂之习，独观昭旷之原，独复有得力处也。

新儒哲

历史会有很多面相，历史人物当然也会有很多评价。对张居正的“追悼”如何措辞，几百年来都很难一致。

我只谈一致的一点：张居正当国时，全国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过错；当身死以后，全族不保，家门丧败，此时，朝野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功劳。张居正其人，智足以通权变，勇足以任决断，仁足以明取予，强足以有所守，不愧熊十力所称许的三百年来第一人杰，可一夕人死灯灭，削爵、抄家、审问、迫害等惨剧接踵而来。张居正其人其事，对今日的社会而言，总还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操国柄者言行不可不慎。我意这是张江陵留给后世最大的启发和最重的教训。

用现在的话语而言，张居正是推动“献政”改革的事功超一流的政治家。

按钱穆、朱永嘉等人的说法，中国的专制制度设计格局、政府架构之严丝合缝，至明而登峰造极，并全面影响后世。

就现代的政制观念而言，张居正最大的创举，大概在于以一己之力，制造虚君时代，实现了有效的君相分权，将“家天下”的推而为“首在宜民”政治理想的初步达成。纪念张居正，我意这是最值得注目的面相。

张居正为任怨之权臣，震主之名相。在共传12世,历经16帝,享国276年的整个明王朝，以大臣而实拜三公者，张居正一人而已；自此至今，以辅臣而权势如此侵天者，张居正实际也是后无来者。

他有宰辅之隆，又有帝师之尊，一面持续的巩固权力，一面竭力推行体制改革，以法辅儒、以儒正法、儒体法用、固国安民，以富、强为手段，力求泰、安为归宿。熊十力断言，“明末承嘉靖朝之弊，内忧外乱，颟顸无方，幸赖江陵十年严法之治才得以喘息。江陵一死，其法尽废，大明王朝亦不数年而亡矣”，可惜温和善良的中华文明似乎从来都无法容忍异质思维。

张居正所倡导的法治框架、理性道德、共治平衡的政治思维，及身而斩，这是对中国历史至为可惜的事件。

而他遗留下的一些“精神遗产”，比如独裁、专断、集权，冷酷，异已排斥，反攻倒算等等遗风，至今犹烈，对中国历史而言，又是至巨的创击。

真是说不尽的张居正。

在中国，变法者从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范仲淹，到王安石，到张居正，功业轰轰烈烈，一旦倒下，却狼狈不堪。

张居正是孤臣孽子。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但是，在一个人心惟危的制度设置中，孤臣孽子与乱臣贼子的认定所需只是一个借口问题。张江陵的悲喜剧交集，既有个人因素，也是制度势所必然。曾经两次到湖北荆州张居正故居凭吊旧人，古城墙边，夕阳斜照，暮鸦啼嘶，感慨万千。

张居正的一生功业，让我最明白的一点，是：要维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才重要，制度更重要。无论哪个朝代，宏观上最核心的地方便在于顶层设计，而制度又是顶层设计中最关键的部分。不然，“你和他讲律法，他和你讲道理”，历史永远都在奔流的旋涡中，循环不已。

张居正可能还未死去。我想，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以他的眼光和魄力，大概会是制度改革的急先锋吧。

至今犹思张居正。

2018,3,9，晚饭后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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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愚愚

对张居正的评价，历史上分为两种，赞誉者将他比作商朝的伊尹、西周的周公，谴责者则将其视作代唐的朱温、篡汉的王莽。看来，所站的角度不同，自然会做出不同的评价。

今天我想从明制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估。一句话，张居正乃是一个典型的越轨违制者。

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期间，以强硬的手腕大力推行改革，整肃吏治，在财政、军事等方面均了得了不菲的成绩，有论者认为，他为大明王朝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吊诡的是，其本人虽然得以善终并极尽哀荣，但死后不久就差点被“断棺戮尸”，并祸及兄弟儿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有论者认为是因为他的改革影响了权贵阶层的利益，树敌太多，也有说是因为他威权震主，万历的清算是出于立威的需要。当然有这些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他得罪了整个士大夫群体。他政治上越轨、礼仪上越制，突破了制度的红线，注定会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一、政治上的越轨，以行政秘书的身份行总经理之实。

明初，明太祖朱元章废除了相权，自己不仅当董事长，还亲自兼任总经理，参与大明公司的全面管理，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明成祖朱棣也像他爹一样勤勉，可又经常御驾亲征，实在是分身乏术，于是成立了一个帮他处理政务的机构——内阁，但这是和西方内阁完全不同的组织。明朝的内阁就是皇上的秘书处，人数不固定，人员也不固定，全看皇帝的心情。皇上看上你了，你就来辅一段，讨厌你了，你马上就需要从皇帝面前消失。至于谁来当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首辅，也没有谱。今天你是首辅，明天皇帝派来个比你资格更老的，你就得靠边站。总之，内阁也就是个收集整理材料，提出建议的机构，决策权全在皇帝。

对于朱棣这样精力过人的英主来说，这自然没有问题，但到了后期，对于那些深宫妇人太监手中长大的后任董事长们来说，不仅要批阅后宫三千佳丽，更有K歌、桑拿、健身、炼丹、幽会民间美女等重要的事情要干，那有时间和心情处理那些让人心烦的政务，于是就干脆把印玺交给了那些身残志坚的公公们。公公们正闲得无聊没有成就感呢，这下可有得干了，遂时常拿内阁开涮——别看你丫的是状元、榜眼，在老子这里也就是个鸟，不，爷没鸟，你们鸟都不算。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内阁基本上干不成什么大事，能像明初辅佐过成祖、仁宗、宣宗的夏元吉一样维持下去，最多略微修补一下已经不错了。可当了首辅的张居正偏偏想干事。他干了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以首辅之尊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交好，以献媚冯保为代价，换来了冯保的不掣肘、不监督，听任居正去折腾。就这样，居正从隐匿幕后的大秘变成了实际上的总经理。

在十年首辅任上，张居正的政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用“考成法”整肃吏治，成效显著。二是开源节流，使国库日渐充盈。三是北定俺达，南平倭寇。单从这些成就来说，称张居正为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一点不为过。但为了自己上位，他在恩师徐阶危难之时，不仅没有帮其解围，反而有落井下石、助徐下野之嫌。为了自己所主导的改革的顺利进行，他于万历七年下令毁灭私设的书院，逮捕了批评他乾纲独断的阳明学派学者何心隐。

二、观念礼仪上的越制。

万历五年九月，张父去世，按明代礼制，张居正应该回乡守制27个月，在内阁同僚的呼吁下，万历皇帝诏准他夺情视事。尽管是皇帝诏准，可谁能说不是因为他自己贪恋权力呢？上疏反对他夺情的，除了挨板子，不是被削职就是被流放，分明都的他的意思啊！万历六年，其回家葬父，神宗特派司礼监太监到郊外饯送，文武百官也一概出郊远送，这是何等的荣耀！其出行的仪仗更是威风得不要不要的：乘坐的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前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官员开道，后有戚继光派来的铳手和箭手护卫，沿途巡抚、巡按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比皇帝出巡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病重期间，朝臣们个个放弃本职工作，奔走于佛事道场为他祈福，之后再把祈祷的表章恭送至张府，重金贿赂其家人以求居正过目以博其欢心。京都如此，各地也争相效仿。后来神宗病重时也没出现过这种举国若狂的举动。

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么？

政治制度上的越轨，观念礼仪上的越制，都为传统士大夫所不耻，张居正所得罪的不仅仅是神宗，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其死后遭到清算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居正死后，张家遭清算的惨状不说，咱们来看看其越轨对朝政带来的后遗症吧。张居正当政十年，不顾首辅之尊，讨好司礼监，使司礼监主动放弃了监督审核权，其享用了独裁的甜点，但在其身后，失去了制约的内阁却变成了党争的角逐场，朝堂内讧不断……神宗皇帝鉴于居正的专权，对臣下不唯不放心，甚至心存怨恨，所以死死抓住权力不放，对于朝臣们的奏疏，他既不轻易相信，也不轻易允准，就是要朝臣们难受……难怪《明史•神宗纪》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可神宗如此的乖张，不正是张居正造成的么？站在神宗的角度，明之亡就是亡于张居正了。

这相当于一个权己界线不清的婆婆，你固然给儿媳又是买房，又是抱娃的，但是你事事渗入儿子儿媳的生活，人家正睡觉哩，你就撞人房间拖地哩，你说你招人嫌不？

名不正言不顺的对面，就是名顺行不正哈！

端木赐香

张居正一条鞭法

张居正年过半百才名正言顺的进入了那个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当时的小皇帝不能仅十岁，尚且不能判断是非对错的年纪，所有的朝廷大事都需要首辅来决定。张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量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

在张居正尚未之前明朝的国库一直处于空虚状态，基本上没有储备粮食。各地往往因为军饷发放不到位而引起军队哗变，甚至巡抚被杀等恶性事件，国家国库空虚，在边防及大型工程方面，一无所为。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无论多么贤能的人都无能为力。无论从改革的结果还是改革的开始都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并算不上成功，全国土地的重新丈量也没有真正开展就胎死腹中。

古代一直遵从的都是百善孝为先，当时张居正处于舆论的风浪尖口是因为他父亲去世，其未能去职而服丧守制。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做能吏是一件苦差事。大家喜欢清廉的官员，喜欢能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官员，但是否是能臣，老百姓不太在乎。

他启用有事业心，能做事，实干有革新精神的能吏，而且在中央层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给帝国各地的下属小弟写私信，授之方案，然后作为皇帝顾问，批准自己的政策；他没日没夜，十年如一日的在大情小事上为这个暮日帝国操劳，补救这个腐朽的官僚机器，为明帝国带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人士，也带来了久违的效率。张居正在位的十年，几乎做到了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传统政治情况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张居正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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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张居正，无论如何离不开他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场变法最出名，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万历新政。商鞅变法成功了，但人死的很惨，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万历新政成功了，但张居正死后却遭到清算。

从古至今，变法都是难事。变法必然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变法者斗争。这斗争是残酷的，主张变法者很有可能搭上身家性命，没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极强的能力，是不会、不敢、也不能涉足改革的。

张居正是一个有远大理想，为实现理想，信念坚定，不屈不挠的人。

张居正和高拱同游香山，站在长城上，看大好河山，各抒其志。张居正说，“鞠躬尽瘁，当为国事，死而后已，功业自成。”这展示出他远大的政治抱负。

改革路上阻力重重。实施考成法有三成官员遭到处罚甚至革职。实施一条鞭法，需要清查地主隐匿的土地，难度相当大，张居正铁腕推进，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一律同样对待。为了刚刚启动的万历新政不至于被毁，张居正在父亲病故时，背着不孝的骂名，坚持夺情，不回家丁忧为父守孝三年。可见他对实现万历新政的坚定信念。

张居正能结合实际变法，采取霹雳手段落实，结果成效非凡，通过变法使空虚的国库得到充实，使即将激化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使百姓生活得到保障。这体现了他政治能力之强。

应该说，张居正这种为了实现理想不懈奋斗的精神，这种为了国家、社会、百姓甘愿付出，不畏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张居正变法成功了，可是他死后，他的学生万历皇帝，彻底废除了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万历新政。这里边有万历的责任。万历继承了他爷爷嘉靖的懒政，继承了他外公的贪婪，三十年不上朝，掏空了国家财政，毁了大明江山。难道张居正的教育没有问题吗？

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对万历实施的是典型的中国式教育:严格、包揽、压制。

小万历写了一篇很好的毛笔字，高高兴兴让张居正看，张居正说，皇帝应该以治国为主，不能像宋徽宗那样会写字不会治国。

万历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不让他亲政，要扶上马再送一程，结果培养了万历的懒政，到最后，张居正生病，想把朝政交给万历，万历都不接，以致于张居正累死在岗位上。

万历到了青春期，逆反心理严重，他要花钱张居正不让。张居正封李成梁世袭爵位，万历也要封自己老丈人世袭伯爵。张居正说万历老丈人没军功不行。万历拿出祖宗成法，张居正不得已同意，但还是不让世袭。

张居正培养万历呕心沥血，但是他呕心沥血培养出的是大名王朝的掘墓人。与现代我们的家长辛辛苦苦培养孩子，结果事与愿违，是何等相似。

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可说是中国最失败的教育，教训深刻，发人深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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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有得

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张居正

我不想拾人牙慧，我只想说我眼中的“张居正”

张居正者终明一朝之“权臣”也！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政治家 ”“改革家”是封建时代屈指可数的“名臣”“权臣”

说他是政治家是因为他在嘉靖 隆庆 万历三朝诡谲多变的政治形势下 能明哲保身 进退自如 最终在扳徐阶 逐高拱的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 从而达到明朝士大夫的文臣巅峰 这其中的权谋 心术 政治手腕不可谓不高明 其心机不可谓不深沉！

说他是改革家 是因为由他一手开创的万历新政 足可以和史书中历代改革家相媲美！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申不害 汉代的晁错 王莽 还是宋代的王安石 司马光 明代的于谦。 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无论是 “时代背景”还是“历史高度 ”都足可以与前人比肩.

说张居正是名臣 是因为无论是他生前与身后 当时之人或是后世之人对他的探究与评价 都足以以名臣冠之.

说他是权臣 是因为大明从朱元璋立国至1664年甲申国变、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 之中唯此一人 可称“权臣” 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明朝从朱元璋废相权建立内阁司礼监制度以来，朝堂之上就再无“权臣”的生存土壤、加之锦衣卫东厂、张居正能在如此环境下成为终明一代唯一的权臣、大权在握、挥斥方遒、朝堂之上百官景从 皇宫之内帝王敬之畏之、这不可不为异数！纵观青史有几人如此？

我不想去探究 张居正 万历新政的得失功过、也不想言及野史传说（虽然我写过但不过是闲时调侃罢了 混个关注点赞）因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以开了上帝视角的后人身份去过分评述、也不能以君子圣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政治家”这是不公平且又不公正的！

张居正何须人也？我无权评价！我只是说出我在史书中看到的张居正！

临戎虚负三关险，推毂谁当万里候？

也许这就是张居正 也许不是 历史谁又能说的清呢？

蕼无忌惮

张居正是个能人、能干事的人、同时也是个严于律人 宽于律己的人。

财政上推行“一条鞭法”，财政收入比所谓“隆庆中兴”时期多了近一倍，比道士嘉靖朝更不知好多少倍。

军事上重用谭纶、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人，南平倭寇，北御鞑靼，敲打蒙古，慑服朝鲜。

吏治上推行“考成法”，“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明史》评价张居正说： “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毫不夸张的说，若没有张居正的这些改革措施，大明王朝也许早就歇业关门了。

张居正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年内以霹雳手段断然推行新政并取得瞩目成就，除本人的确能力超群外，与太后倚重，小皇帝无条件信赖，权宦冯保呼应亦密不可分。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张居正一时无两的权势影响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判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非相 乃摄也”，行事独断专行，上至次辅下至末吏，都只有唯他张大人之命所从，“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生活学习上对自己的学生过于严格要求，处处用圣人明君的要求衡量，对自己则宽进宽出，金钱美色来者不拒，也为自己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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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即是明朝的拯救者，同时也是明朝的掘墓人。

张居正改革如何拯救明朝的，说的人太多了，我就不多说了，我这里主要说说张居正是怎么给明朝掘墓的。

大家都知道明朝是一个“贫铜国”，到了明朝中后期已经缺铜到了不得不融化西周青铜器铸钱的地步（黄仁宇）；而与此同时，明朝中后期美洲白银又大量涌入，也就造成了市面上银多铜少的情况。

明朝面对这种情况，既没有采取增加铜开采量的方法，也没有采取听任“银贱钱贵”的现象发生，而是采取了第三种办法——

降低铜钱的含铜量。

当然，这并不是明朝政府的本意，但是由于明朝对民间私铸铜钱管理不严，甚至默认私钱流通，导致市面上大量的是民间的私铸铜钱，而这些铜钱“铸工相杂以铅锡”，事实上造成市面上铜钱含铜量大降。

万历初年民间私铸铜钱已经泛滥到官吏、豪绅、王府都参与私铸的情况，“其钱体薄，文黯，多杂以低料”，官府即使想铸造含铜量高的铜钱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也没用，因为这些官钱刚一流通就被这些私钱贩子拿去融化重新铸钱。

朱元璋曾规定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但是由于明朝市场私钱横行，到了万历时期1000文已经兑换不了1两白银了，往往要1200—1400文才能兑换1两白银。

张居正“一条鞭法”以前，明朝税赋多以实物+铜钱的方式进行，极少收白银，但是随着嘉隆万时期民间私钱盛行，含铜量下降，当地再收铜钱，朝廷就吃亏了，于是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统一征收白银。

“一条鞭法”对经济发达、白银充足的江南地区当然是好事，因为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明朝内陆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简直就是灾难。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白银虽然大量涌入明朝，但是也不是明朝所有地方平均分配，绝大多数还是集中在江南、沿海地区和北京，明朝绝大多数内陆地区并没有享受到白银涌入带来的好处，交易货币主要还是铜钱，越到民间越如此。

而一条鞭法后，朝廷改收白银，对于西北来说，直接影响就是民间铜钱兑换白银比价上涨，而朝廷征收了白银又进一步加剧西北缺银情况，而缺银更进一步加剧铜钱与白银兑换比例。而铜钱兑换白银比例上升又会造成西北私钱含铜量下降，而含铜量下降又会进一步增加白银与铜钱兑换比例。

到了天启时期，西北需要2000—2200文铜钱才能换一两白银。

简单来说，即使不增加赋税，西北民众的负担也等于增加了一倍。更何况之后情况更一步恶化，到了崇祯朝，北京铜钱兑换比例甚至到了5500文兑换1两白银的地步，西北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西北农民破产必然导致西北地方官府税收下降，税收下降直接结果就是官府要精兵简政，而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西北下岗驿卒也被精简了，他叫李自成。

下面附哈佛中国史教授对张居正改革的评价：

兰台

张居正的名字也许大家都陌生，在古代的阶层如此固话的情况下。 他更是传奇一般的存在，作为明朝的首辅。 他的工作尽心尽力，不仅发挥自己的政治天赋也为明朝续航了50年的时间。

没有家庭背景的帮助，张居正可是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父亲一辈子都没有考上举人，张居正确13岁中了秀才，在家里积极学习准备和父亲一起考举人（父子一起上阵考举人也是一段佳话）。16岁因为申论写的受到了当时才子顾东桥也是当时的江南省委书记的接见。

而之后的政治生涯也是精彩万分，在和嘉靖皇帝时期和当时首辅严嵩斗争就注定了他辉煌的政治生涯。

在隆庆朝时期，虽然只有六年。但是在这期间实行了隆庆新政，由于政治斗争压力逐渐的减轻，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但是这在张居正眼中是远远不够的，了隆庆新政距离张居正的目标还是有很大的出入。

而张居正真正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是从他得到了首辅的位置开始的。在出任首辅以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首先是国家竟然拿不出给朝廷官员的俸禄了，改革的急迫性就显示了出来。他实行税制改革，把嘉靖时期的财政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在新政得到实施以后，国库开始变的充盈了。在万历年间，曾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把张居正称为世界经济第一人。极大的赞赏了张居正的执政能力，而后来的"以田为宗"，拥有多少土地就缴纳多少税的改变也十分的公平。 虽然得到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但是还是顺利的实施了。之后重新丈量土地的政策，要企图通过隐瞒土地的官员的美梦破灭了。

而在做了这些以后，，明朝还面临着对外的战争。明朝的土地比较完整，但是周围的邻居却都是虎视眈眈。这时候军事上，他启用了李成梁和戚继光这些人，这些人的加入极大的改变了对外战争的局面。

而万历皇帝也一直都是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从小就是自己的老师对于自己十分的严厉， 就连自己做错事情，母亲都是拿张居正来吓唬皇帝。出自于一个老师的道德也可能是张居正很想把皇帝培养成明君。张居正对于年幼的皇帝是十分严厉的。可能是对于皇帝太严厉了，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政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而张居正也是有一个读书人的清高的，每一个读书人都想自己能左右皇帝，改变皇帝不对的行为。 这仿佛是体现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一样。 但是反而遭到猜忌的也是很多。所以在万历亲政以后，他的不满和恐惧开始发作。 他废除了张居正的新政，开始了新的方案。

如果张居正新政还能继续下去，我想以后明朝的命运也许能作出改变也说不定那。

古今事

张居正其人，可说是历史上少有的良臣。何谓良臣？所谓“良臣”，是既能辅佐皇帝，又能齐家保身，促进其自身仕途与皇帝治国良性循环。

在中国历史上，忠臣绝对不少。比如说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比如说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他们都是忠臣，忠君爱国，至死方休，惜乎都是性情耿介之辈，所以屈原投了江，岳飞屈死狱中。“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确值得敬佩，却决非聪明的处世方法。

张居正不同于屈原和岳飞，他不仅有远超常人的才能，更深谙为官趋利避害之道，据《明神宗实录》评价，张居正“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

在张居正同时代，明朝皇帝立了个“牌坊”，就是海瑞。海瑞便是个性情耿介的忠臣，他当然也很有才能，整个朝野都尊重这个人，却无人对其亲近，《明史》载，“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赞曰：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海瑞在做地方官的时候，那政绩搞得的是井井有条。——两人都有大才，不过张居正后来成了首辅大臣，海瑞却不过长年做个地方官，所说死的时候丧事还是别人掏的腰包。

张居正有个贵人，叫做徐阶，那是他之前的明首辅大臣，徐阶在海瑞落难（得罪皇帝）的时候，还一力营救。按说这两人都可说是“徐党”，可张居正为何不提携一把海瑞，任由他一生做个地方官呢？两人当然没有仇，张居正是明朝顶梁柱，海瑞作为大清官，不会闲着没事找他麻烦；张居正更是个人精，那海瑞是皇帝立下的百官楷模，再说跟他也算是自己人，他自然不会伸手。

张居正为政辅君都是一把好手，但抓权，那也是当仁不让，他不仅让家人入朝为官，甚至让府里的仆从也入朝，朝野上下，有女儿的就恨不得送到张府。两人的老死不相往来，其实可以预见，海瑞看不惯张居正的处世圆滑，张居正也看不上海瑞直通通地到处得罪人。

也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在正史中的评价可不如海瑞，“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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