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文章選自本人新著《商業的邏輯》附錄2，作者何伊凡，採訪的內容發表於 2016年 8月 3日。以下為文章全文：
上：陳九霖博士辣評萬科大戰
陳九霖消瘦了很多，眼睛顯得更大，手上青筋凸起。
但精神頭更足了。
都說人生像過山車，陳九霖的經歷不像。他更像蹦極，從一個高點，陡然急墜，再反彈。最絕望時，他還真有過沖動，想從 31層辦公室縱身一躍，只是，身上不繫保險繩。
陳九霖曾用名為陳久霖，他曾任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航油）總裁 9年，自 2002年起，還被任命為中國航油集團副總經理。因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出現鉅額貿易虧損事件，陳九霖曾在新加坡入獄 1035天。出獄後，他更名“久”為“九”，即“九死一生”之意。
正因這段經歷，陳九霖對正在膠著的萬科股權大戰，有一些特別的感悟。這也是我們訪談的第一部分，他的核心觀點是：
1．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要過早介入，而是要讓市場這雙無形之手去解決這個問題；
2．一定要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不要偏離法制的軌道；
3．有關各方應該加強溝通，該放下的就放下。越拉越緊，大家是死路一條。
他還對如何與國有大股東相處有獨到的見解：
1．要勤彙報，熟悉國有企業的彙報體系；
2．注重人情，不但與董事長熟悉，也要和具體負責自己公司的部門一把手熟悉。
訪談實錄
何伊凡：最近的萬寶大戰引發了很多人關注，您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在萬寶大戰當中，不應該過多地干預，這個觀點其實是和許多人的看法不一樣的，因為很多人認為政府出手太晚了，如果早一點干預的話可能會好一點，您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陳九霖：首先我倒覺得不是萬寶大戰，而是萬科大戰，實際上是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一場論戰、一場爭奪，因為管理層不能完全代表萬科，萬科是由眾多的股東所組成的，而且，寶能也是萬科正式的股東，所以，萬科不應該說是獨立的一方，而是當事的一方。
我之所以不建議有形之手過早地介入，而是讓無形之手，讓市場去解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當年有過切膚之痛。發生在 12年前，也是 2004年的中國航油事件，我深陷其中。中間的一些遭遇告訴我要吸取歷史的教訓，不要讓歷史重蹈覆轍，不要讓歷史的悲劇重新發生在另一箇中資企業的身上。
中國航油發生虧損事件之後，新加坡當局介入其中，把一個本來非常單純的商業事件政治化了，把它搞得越來越複雜，最後犧牲我個人，把我當成一個替罪羔羊來結束整個事件。
何伊凡：所以您對一個事件被政治化懷有深深的恐懼。您還專門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說覺得講情懷也是一種政治，這和很多人的感覺不太一樣。
陳九霖：我覺得講情懷也好，利用媒體也好，在事件還沒有真正接觸到它實質之前，你去利用情懷或媒體作為引導，這就是政治。
何伊凡：當年您感覺自己是被冤枉的，當時有沒有用過情懷這個武器呢？
陳九霖：我沒有。說實在話，我當年沒有用到這些內容，但是，有關的人用了很多這樣的做法。我舉一些例子來講，新加坡證券投資者協會會長大衛·傑樂（ David Gerald），在中間就扮演了一個跳樑小醜的角色，因為他是挾私報復。他曾找我去募捐，我還沒有見到他之前，他的助理就給我打電話，說陳先生保安安排好了沒有？你要親自到地下室來接他，擺了很大的一個譜，為後續的募捐來做工作，我沒理這個碴（面子上的事我不會做），當時也確實忙，一天排著很多活動。他跟我聊了之後，我沒有給他捐款。所以，中國航油事情發生了，正好是他落井下石的機會。他就到處興風作浪，把矛頭對準我，製造輿論說，陳九霖不是打工皇帝嗎？一年年薪不是 490萬新加坡元嗎？正好把這錢拿出來解決小股東虧損問題，等等。所以，我就覺得萬科這個事件一定要避免這種情況。
何伊凡：您的具體建議是什麼？
陳九霖：第一個是商業化，一定不要把一個商業案件政治化，這是我的切膚之痛。第二個是法制化，一定要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都不要偏離法制的軌道。第三個是應該加強溝通，該放下的就放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如果彼此較勁，就像一隻猴子，看到玻璃瓶裡面有花生，把手伸進去，抓住一把花生不肯放手，你總也拿不出來；你一放手，手拿出來再往外倒，花生不就全是你的嗎？是不是？
何伊凡：您現在覺得哪一方的責任更大些？
陳九霖：兩方面都有：從股東層面講，一個成功的投資，一定要有管理層的支持與配合，要與管理層充分溝通，要給人家出路，不要把人逼到牆角去，人家擔心、人家害怕，做了那麼多年企業突然和自己沒關係了誰也接受不了。而且，任何企業都是可以挑出毛病的，你要給人家出路，你不要把人家推到沒路可走，沒路可走當然狗急跳牆了。我搞了這麼多年企業，收購過這麼多家公司，也見過很多其他併購案例。我觀察到，凡是與管理層對著幹的投資人，要成功併購一個企業幾乎是不可能的，最後偷雞不成蝕把米。
何伊凡：您也確實做了很多併購的項目，對此應該有很多感觸。
陳九霖：包括併購新加坡國家石油公司，那個時候也是費了很大的勁，也吃了很多的虧。當然，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如西班牙的 CLH、上海浦東航油公司、茂名油庫等，我們和管理層協調得都很好，最後管理層還給我出主意，幫我和其他的股東去交流、去溝通。
從管理層來講，也該放手，見好就收，不要較勁。管理層就是個打工仔。你要溝通，而且要和所有的主要股東溝通好，甚至對待小股東也要按照規定、按照法律及時地披露信息。沒有必要選擇某一種所有制的股東，民營企業一定就不行、央企一定就是好的、萬科也不一定是央企的萬科，你有那麼多的公眾股東，是不是？
何伊凡：您這建議聽起來有點像和稀泥，就是大家都各讓一步。
陳九霖：我講的是事實，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我從中國航油事件走過來，如果讓我來處理萬科這個事件，可能現在要圓滿得多。如果我站在寶能這個位置上，作為一個投資人，那我的做法可能不一樣，我一定要想辦法去跟管理層溝通，不可能說拿一個股東會的提議，把所有董事都給免掉。我肯定不這樣做，這個結果肯定適得其反。
何伊凡：如果您是萬科管理層呢，比如王石？
陳九霖：我也一定是要很好地去溝通、充分地溝通，不管誰來，能保障萬科的發展就行，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所在。同時，你保證我的管理層繼續管理萬科就行了。其實，現在這麼談還來得及，你知道嗎？不是說現在誰昂起頭來就可以掙足面子，其實沒有面子，你低下頭來，別人才會給你面子。要說情懷，這就是最大的情懷！《聖經》說，成熟的稻子會低頭，空癟的稗子才昂首。
你總是昂著一個頭，好像誰欠你的一樣，事情就很難辦，我覺得到現在為止是該收手的時候了。當然，解鈴還須繫鈴人，誰系的？兩方面都有，彼此給對方下套，你給他脖子上套東西，他給你脖子上套東西，互相拉。
何伊凡：越拉越緊。
陳九霖：越拉越緊，大家都是死路一條，是不是？那還幹嗎？我首先鬆掉，我松完我邁出去一步，這不是弱者，相反，這是一個強者、是一個智者，你給人家一看，人家覺得這個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相信這個問題只要誰低頭，誰第一個低頭，誰就會贏得最高的獎賞。
何伊凡：您收購了這麼多公司，自己化敵為友的本事在哪兒？
陳九霖：講講當年收購新加坡石油公司的事例吧！新加坡淡馬錫通過吉寶持股 77%，我第一次收購時，向董事會和航油集團報告的價格是每股 1.2美元，也就相當於每股 1.4~1.5新加坡元。但當時它的股價是每股 0.8新加坡元，我的運作團隊站在公司的利益上考慮，就報價每股 0.9新加坡元。而通過我的情報系統，我瞭解到對方是希望每股 1新加坡元讓我們收購過來。但我聽信了運作團隊的意見，按照每股 0.9新加坡元去談。被收購方的管理層就非常不高興了，說我的淨資產每股都有 1.1新加坡元，你怎麼按照每股 0.9新加坡元收購呢？這是對我的不尊重。
這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教訓，如果我那個時候不完全聽取運作團隊的意見，而是充分地尊重被收購方管理團隊的意見，摩擦就會小很多。我會說，既然你淨資產每股 1.1新加坡元，現在股價 0.8新加坡元，我們搞個折中， 1新加坡元可不可以，我們就談下來了。所以，我估計寶能和萬科之間也難免會有這樣的一些事，萬科不歡迎你，那寶能就應該去做工作，你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我就按照你的條件大家好好談，我分的利益哪怕份額小一點，公司搞好了，我的大利益還在那裡。
何伊凡：其實，根據您剛才講的這個例子，就是說在收購當中既要解決利益問題，也要解決情緒問題，有時你沒有解決好利益的問題，就會產生情緒的問題，甚至你沒有解決情緒問題，就算利益到位，可能這個情緒也是一種對抗性的狀態。
陳九霖：我覺得萬科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衝突，摻和了很多情緒化的東西。一定要去掉情緒化，回到商業的本質上來。
何伊凡：萬科的第一大股東也是國有企業華潤，中國航油也是央企。根據您的親身體會，管理層與國有大股東溝通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是什麼？
陳九霖：首先，要勤彙報；其次，要熟悉那套體系。那套體系就是要有文字的彙報。你還要把自己擺到比較低的位置。當然，上市公司彙報是不一樣的，要向所有的股東披露，不能只對某一個股東。如果不是上市公司，那你可能經常要就重大事件進行彙報、進行溝通。另外，國有企業還有一個人情在那裡，說句實在話，你要跟一把手和具體運作的部門一把手處理好關係。
何伊凡：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只覺得跟大老闆關係很好就行了。
陳九霖：每個央企都專門有個管理的部門，對下面的子公司進行管理，這個部門的主管也是很重要的。有時候閻王好辦，小鬼難纏，搞不好，這一群人給你私下吹點陰風、點點鬼火就很難辦了。因為國有企業辦事時，往往要達成基本共識，老闆才好拍板。萬科作為上市公司，不好單獨去向央企彙報，而是要向所有的股東披露重大事項。但是，在合規的情況下，有時候也可以交流一下，不要擺出“我是老大”的姿態。
何伊凡：您當年在中國航油的時候是如何處理的？
陳九霖：我當年在新加坡也算是有名氣的人，雖然國內沒幾個人瞭解我，國外的名氣還蠻大的，但我那時的姿態也是非常低的，國內的任何一個人去新加坡，不用說處長、司局長，就是科員過去我都親自到機場去接。有時候甚至我自己開車，然後我一般陪的是三頓飯，早餐、午餐、晚餐。就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是得罪了一些人，人家說，中國航油（新加坡）公司不就只有陳九霖嘛！
何伊凡：所以，這就是人心，人家覺得榮譽都是你擔了，扛雷還不應該是你？
中：地獄就在天堂的隔壁
在陳九霖還叫陳久霖的時代，他創造了中國航油淨資產增長 852倍、股東投資回報 5022倍的奇蹟。在中國和新加坡兩地，他與達官顯貴交往繁密，與豪商巨賈觥籌交錯。
然而，命運在 2004年 10月出現逆轉。自 2003年起，中國航油經董事會批准後，開始從事石油衍生品期權交易，初期有獲利，但後來交易員紀瑞德做出錯誤判斷，出售大量看漲期權。 2004年 9月底，石油期貨價格迅速攀升，最終導致 5.5億美元的鉅額賬面虧損。 2004年 10月，中國航油的母公司——中國航油集團公司決定把所持的中國航油（新加坡）公司 75%股份的 15%配售給機構投資者，籌得 1.11億美元，用於補足保證金。面對日本三井和美國高盛在英國的合資公司 MERM的逼倉，自 2004年 10月 26日起，中國航油集團公司指令中國航油在高位逐步斬倉，5.5億美元的虧損成為事實。
蹊蹺的是，陳九霖最終承擔的並非管理責任，而是因為母公司售賣股票，在新加坡監獄度過了 1035天。
陳九霖出身寒微。這個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寶龍村的農家子弟，沒有任何背景，靠個人的勇氣與能力，成為商界“新星”；在 2004年 10月之後，又迅速隕落為“掃把星”，讓他深深感受到“地獄就在天堂的隔壁”。他個人並未在交易中獲得任何利益，也不是售賣股票的決策者和協議簽署人，他既無犯罪意圖，也無犯罪事實，完全成了“替罪羊”。
從天堂到地獄，陳九霖親身體驗了生命是何等的艱辛與脆弱！
訪談實錄
何伊凡：陳九霖先生對萬科這件事情有這麼深的感觸，和他個人的經歷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我們還是回到那一段可能對陳九霖先生來說，有些不堪回首的歲月——2004年 12月 8日的凌晨。
陳九霖： 2004年 12月 1日，我從新加坡回國，回到航油集團公司擔任副總經理，當時集團公司安排我分管國際業務。 12月 5日，集團公司接到新加坡的一封函，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返回新加坡。當時，大家既有各種各樣的想法，也有各種各樣的建議，很多人說陳先生你別回去，回去會凶多吉少，你要等到中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達成完全一致意見後，再返回新加坡。這其實很有道理。
當時，我母親臥病在床。我在新加坡非常好的朋友，給我打了 3個多小時的電話，勸我以母親生病為由，不要回新加坡。他說，新加坡跟中國沒有引渡條約，對我完全沒有辦法。但是，我知道我沒有做過越格的事情，商業的失敗是我的過錯之一，我並沒有違法。
出於儘快解決好中國航油事件的大局觀，我毅然決然地返回新加坡協助調查。
12月 8日凌晨，我記得很清楚，飛機剛落地，到辦理護照的移民關口，我像往常一樣，大大方方往前走。突然，移民關口櫃檯的一位女士把我攔住了，說：“對不起，陳先生你稍等一下。”我問：“怎麼回事？”沒等對方答話，就有另一個人把我先帶到移民關口的一個辦公室門口，接著又帶到一個七八百平方米的大廳。那裡空無一人，我一個人坐在裡面，被冷落了一個多小時。然後，突然來了一個穿著普通衣服的人，對我說了一句： “Mr. Chen，you are arrested。”（陳先生，你被捕了。）我說：“什麼意思？我被逮捕了？你是誰？”他說自己是新加坡警察局的，卻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和逮捕證。
何伊凡：那一瞬間您是什麼感覺？
陳九霖：我腦子一片空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新加坡不是一個法制社會嗎？怎麼會出現一個便衣隨便就來抓人呢？而且，我說：“你讓我看看逮捕證！”他說：“沒有。”我問：“那誰叫你來抓我呢？”他說：“上級。”我說：“那叫你上級過來！”他說：“對不起，我上級睡覺了。”我說：“那我給你上級打個電話，你把電話號碼告訴我！ ”他說：“對不起，你必須配合我。”
我就這樣以“莫須有”的罪名莫名其妙地被捕了！ 2004年 12月 8日清晨，各大媒體大肆報道我被捕的消息。這個做法一下子就把媒體的焦點引到我這裡來了，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了我身上。實際上，我已經被未審定罪了，被新加坡當局當作有罪推定了，以致各方都對我落井下石。
何伊凡：在那一刻您有沒有後悔？本來您應該在老家陪生病的母親走完最後一程。
陳九霖：實話說，還真沒有後悔過，因為那個選擇也是權衡了利弊。坦率地講，我受到宿命論的影響比較大一點，看了很多宗教類的書。那個時候我覺得該我承受的我就承受完，我既然有這一劫，就不會躲；人為地躲過這一劫，沒準有更大的一劫在後面等你。這件事尚未發生之前，有一天凌晨兩點鐘睡不著覺，我就起來去看書，結果拿了《周易》，正好翻到坎卦。
何伊凡：這是第 29卦。
陳九霖：我的名字當時還是陳久霖，長久的久， 3個字加起來正好 29畫。我覺得有點意思，坎卦是第 29卦，坎卦之前是大過卦，坎卦之後是離卦；“離”通“美麗”的“麗”。坎，有好幾道坎，不止一道，而且，一道比一道危險。那麼，它的卦相告訴我們什麼呢？你不能遇到事情就往後退，退了就退到大過卦去了，你就會犯更大的過錯。你必須勇往直前，這樣就會符合一馬平川的離卦相，所以，我就寫了一首詩，叫作《離坎》。
何伊凡：這主要是安慰自己。
陳九霖：當時，我已經有預感了。那首詩是這樣寫的： “《周易》設習坎，喻指處世艱。重險而慎往，離坎是平川。”那個時候，也就是那個便衣在移民大廳說我被捕之時，我內心實際上還是比較冷靜的。他說讓我配合，我就馬上要給中國大使館打電話，給我的律師打電話。在這些都沒有奏效之後，他給我戴上手銬，把我塞進一臺空間很小的車裡，帶我到了一個警所。其間，警察做了很多手腳：電腦被拆了；手機被卸了電池；然後，還把冷氣打開，房間裡大概只有 16度，冷得要死。當時，我是帶著皮衣過去的，我就套上皮衣。新加坡這麼熱的地方，我卻帶著這些東西，看來冥冥之中早有預感。
何伊凡：您怎麼會帶著個皮衣？
陳九霖：新加坡那麼熱，我也從來沒帶過皮衣，就那次帶了，這很奇怪吧！五六平方米的一個房間，溫度大概只有 16度，沒有床，是水泥地，新加坡警察就把我放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皮衣一穿就睡著了，平常一夜只能深睡一個小時，那次估計深睡了 3個小時，然後，有人來敲門了。
何伊凡：您對這種宿命的理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建立起來的？
陳九霖：就在那個時候很強烈。還有一件事，2004年 9月 29日，我帶著兒子到韓國休假。在樂天有一個模擬監獄，中間有些欄杆，是塑料做的，上面掛著一個手銬。小孩子童言無忌，做事也調皮，就把手銬給我戴上，然後，一下子把我推到監獄裡去了。那時候，我就感覺特別不好，到了晚上，風險管理委員會的主席從新加坡打來一個電話，告訴我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大額賬面虧損。所以，我就馬上中止了旅行，飛回新加坡去處理那件事情了。
這種宿命論，主要是受到農村文化的影響。後來，我讀了很多關於宗教的書，各種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現在，我不那麼看了。我現在認為，人生其實如草木，地球就是我們的一個客棧，我們就是一個過客而已。
何伊凡：這就叫作生如逆旅。
陳九霖：對。
何伊凡：很多人都說監獄可能是讓人感覺最沒有尊嚴、最恥辱的地方，您覺得呢？
陳九霖：本來咱們講萬科，又談到這些事上來。在我的記憶中，這件事早就雲淡風輕了，但是，你感興趣，觀眾有興趣，我就說兩段。
我舉個例子，新加坡簽署了《維也納公約》，是要保障囚犯利益的，可是，在我住的那個監獄，在我坐的那個監牢，大家都睡水泥地。
何伊凡：沒有床嗎？
陳九霖：沒有床，就睡水泥地。新加坡那麼潮溼、那麼熱，睡一晚上，地上全是溼的，等於睡在水中。只要去監牢試一下，馬上就體會到什麼叫水深火熱。我好不容易找大使館斡旋，要了一張床，結果發現，這個“床”只有一個塑料殼，中間是空的，我一躺上，整個人就窩進去了，還把身上的肉都給夾上了，後來我就沒辦法了。
何伊凡：沒有床墊子嗎？
陳九霖：沒有。再後來我就沒辦法，把書放進去做墊子，認為書放進去把塑料床殼支起來會好一點。可是，書會挪動，太難受了。還有，我最後打掃衛生，把那個塑料殼翻起來，發現一堆蟑螂，這麼大個兒的，估計要是吃 3個就飽了，頂一頓飯了。
何伊凡：在那裡面有沒有被打過？
陳九霖：我倒沒被打過，但是，我看到有人被打過。
何伊凡：是獄警打人，還是囚犯之間鬥毆？
陳九霖：都有，囚犯在洗衣廠裡沒什麼工具，藉助什麼打架呢？牆壁上掛著滅火器，撈起就往別人頭上砸。警察打人的場景我也經常看見，我就不說出名字來了。當然，這不是某個人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我們在房間裡，聽到外面有像即將死去的狗一樣叫的那種聲音，那就是有人在打囚犯，是誰打的我都知道，我不去說這個事情，怕影響那個我熟悉的警察。實際上，那個警察對我還是蠻好的。
何伊凡：在新加坡的監獄裡，您接觸的這些人，是原來您永遠不會想到自己會打交道的一群人嗎？
陳九霖：從沒想到，從來沒想到。我給你講一個小故事，我到監牢 6個多月之後，突然有一天，我迎面碰到一個人，這個人問：“陳總，你好嗎？你信仰上帝嗎？”我就問：“你怎麼認識我？ ”“陳先生，天下何人不識君？你在我們這裡很有名，電視上天天看到你。”他說，“這樣，你來 6樓，我們坐一會兒，裡面有空調吹一吹。”你知道，新加坡熱得要死，像火爐子、蒸籠一樣，監牢裡又沒有電風扇，更沒有空調。
何伊凡：每天有多長時間出來放風？
陳九霖：放風說是一個小時，但是，掐頭去尾，最多 45分鐘。為什麼要掐頭去尾？一出來的時候，一堆人排隊吃藥， 10~15分鐘就過去了；時間差不多的時候，要提前收回來。而且，整個節假日都在裡面待著。後來，那個人就說：“你上來吹個風。”我聽到吹風就好高興，什麼叫自由？那才是自由，什麼叫幸福？那才是幸福。你在水深火熱之中一下子有空調吹，那是天大的幸福，什麼也不想了。
何伊凡：這種幸福是您原來做總裁的時候體會不到的。
陳九霖：當然體會不到！所以，我那個時候才體會到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詩寫得特棒：“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生命和愛情，這兩個都是很美的事情，對吧？但是，“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為了自由，生命和愛情都可以不要。在那種情況下，你才能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幸福。自由就是最大的幸福！
何伊凡：您繼續講這件事。
陳九霖：那個人帶我一起享受空調。那時候，他就給我說：“陳總，你知道嗎？你到這裡來是上帝安排的！ ”我說：“啊？我就不理解，上帝在我印象中是仁慈的，怎麼安排我來受苦受難呢？”他說：“你不知道，上帝是有美意的，他安排你來，對於你來說絕對有美意，我跟你講兩條吧：第一條，你原來高高在上，跟我們的總理、跟我們的總統在一起，是吧？跟我們的國父一起吃飯、坐飛機，是他們的座上賓。你哪裡瞭解普羅大眾的痛苦、苦難和他們被冤枉的這種情況，是吧？你不瞭解，讓你來了解，上帝讓你來體會一下，對你的人生是種昇華。第二條，中國在發展，都說 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 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上帝考驗你幹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上帝在預備著你，你將來一定會發揮作用的。”
他跟我講的這兩點，讓我很有感觸，因為當時我從沒想到跟這些人為伍，但是，和這些人在一起相處之後，發現他們其實不都是壞人，用一個很貼切的詞來形容，他們都是“失敗者”——人生有各種各樣的失敗者。人啊！誰都想學好，誰都想過著體面的人生，但是，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何伊凡：這種經歷，實際上讓您對人性有了一個更深刻的認識。
陳九霖：我見識了各種各樣的人性。不管是哪個國家的高官也好，還是哪個國家的富豪也罷，到了新加坡的監牢，個個衣服先被扒個精光，摳開屁眼兒讓警犬去聞。
何伊凡：很大的羞辱。
陳九霖：很大的羞辱，什麼尊嚴都沒有！
何伊凡：您在裡面讀了很多書嗎？床墊子都是拿書填起來的。
陳九霖：讀了四五百本書。一天有可能看一兩本。後來，看書也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方法，比如，哪些要精讀，哪些要泛讀。
何伊凡：都看的什麼書呢？
陳九霖：各個方面都有，大部頭的《資治通鑑》讀完了；《史記》讀完了；《聖經》190多萬字，從頭讀到尾，讀了 3遍。
何伊凡：經過這樣的事，您對您的命運開始有什麼樣的理解？
陳九霖：對命運，更多的是看淡了，覺得人就是一個過程而已，就像地球上的其他任何生物一樣。農村有一句話，叫“人死如燈滅”。死就死了，什麼也就沒有了。沒有見過人死後再來的，什麼後世之說，我覺得那都是一種安慰吧！
下：曾經是牙齒，如今是舌頭
陳九霖現在是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約瑟是《聖經》裡敬畏耶和華的義人。《聖經》共描述了 3個名叫約瑟的義人，其中的一個，曾經受到同父異母的兄弟們的迫害，以致被賣到古埃及當奴隸；在埃及的主人家裡，他又因受到女主人的誣告，被囚禁至少兩年，後來當上了埃及宰相。這也是陳九霖的英文名字，公司和自己都取這樣一個名字，暗合了陳九霖的心境。
2009年 1月 20日出獄後，陳九霖曾全職在央企葛洲壩集團任職近 3年，2012年重新創業，主要業務包括投資、投行、基金，而投資分佈在能源、健康、節能環保、教育傳媒、互聯網和稀有礦業六大領域，到採訪時已經投資了 30多家公司。很多有入獄經歷的企業家，都曾希望能夠東山再起，如前伊利集團董事長鄭俊懷、顧雛軍等，但真正能做到的寥寥無幾。不用說恢復往日風光，即使再有個小局面也難。陳九霖、褚時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陳九霖自述現在有了更多的耐心，他是巴菲特的信徒，信奉尋找“更溼的雪與更長的坡”，反正他覺得自己還是“ 90後”，不著急，慢慢來。
人生不外乎兩個字，無非是“拼”與“熬”。現在陳九霖更傾向於“熬”，這也是他心態的一個調整：在“中國航油事件”之前他更喜歡“拼”，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拼一把再說。但現在他更多的是熬。如果說以前的他是牙齒，那現在的他是舌頭。但他覺得，最終先老的、先掉的還是牙齒。
訪談實錄
何伊凡：很多人出獄之後，都有東山再起的願望，但真正能夠獲得人支持的其實不多。
陳九霖：這個我覺得是有多種因素，還是清華大學的校訓講得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投資人投你，他就投你一個希望，是不是？希望在哪裡？首先在於團隊，團隊在哪裡？首先在於領軍人物。領軍人物要有一種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人家支持你，我覺得也是理性的。
另外，就是厚德載物，別的我不敢說什麼，我有很多的錯誤，我的錯誤和缺點，多如牛毛，或者就像天上的星星那麼多，但是，太陽一出來，整個天下都是太陽的。我的優點就是，不管怎麼說，確實想做一點事情。中國航油事件那麼大，最後新加坡也沒抓住我的毛病，法院得出結論，陳九霖沒有個人私利。法院最終判我完全是出於政治因素。
何伊凡：您為什麼在 50歲的時候選擇創業？因為你其實在央企也可以有很好的安排。
陳九霖：現在是“雙創”年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是趕上時代的潮流了。自己經營這麼多年企業，兩個方面我認識得比較深刻：第一個方面，我覺得做任何事情要順勢而為，要看準大勢所趨。我覺得創業，包括你也是在創業，都是順勢而為，這個勢在這裡，我看得很清楚。
第二個方面，我體會最深刻的就是要做“藍海”，你要抓住別人看不到的機會。有人說這個海跳下去肯定是淹死人的，有的人說這個海水裡面有鯊魚，討論來討論去，你要跳進去試一試，去體驗，沒有被鯊魚咬死，也沒有淹死，你就對了，這就是我的邏輯。
何伊凡：後來投資人是怎麼遇到的？
陳九霖：有個小故事，有一位做能源的投資人，很多年前就瞭解我，在我們家門口有一個露雨軒茶館，他請我到那裡去喝茶，說：陳總我想跟你合作，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我說：怎麼合作？他說：如果願意，我投資給你，我沒多少錢，賬上就 8000萬，就給你玩去，玩虧了也沒關係。顯然，他的話有兩個意思，一是說他很信任我；二是說他也做好了心理準備，中國航油當時的那個事件，實際上還是有陰影的。
何伊凡：陰影面積可能也不小。
陳九霖：如果不是把我整得那麼慘，估計今天我反彈的力度會更大！他說了一句話：你虧了也沒有什麼，實際上就是說當年的虧損事件讓他至今心有餘悸。
何伊凡：為什麼早期做的這幾個項目都是在您老家湖北附近？
陳九霖：那邊是我的老家，老鄉支持我的人比較多一點。我們投資的第一個項目， 4年半投資回報 20倍，已經套利退出了。第二個項目有五六倍的套利，也退出了。第三個項目以 13倍的投資回報套利，也退出了。以後每年陸陸續續有不少項目投進去，也有不少的項目套利退出。我的產品就是企業的股權，不斷地積累更多的企業，不斷地套利，成熟地套利退出。
何伊凡：基本上還是在過去相對來說比較擅長的領域，比如能源。
陳九霖：基本上做我熟悉的內容，進行過充分研究的領域。
何伊凡：過去在中國航油工作這麼多年，哪些工作經歷您現在做併購的時候會對您有參照價值？
陳九霖：還是有很多可以借鑑的內容，比如，做一個企業併購時，你怎麼去判斷這個企業的價值及其成長性；你怎麼去判斷這個企業的股東；你怎麼去妥善地處理矛盾，就像萬科的這個事，怎麼妥善處理好與所投資企業的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關係。然後，談判的一些技巧，我覺得也都還是蠻有幫助的。
何伊凡：有涉及一個資本市場環境的問題，您在資本市場上叱吒風雲的時候，差不多是 12年以前。到現在 12年過去了，資本市場可以利用的工具以及資本市場的環境都不一樣了，您現在出來做的時候感覺還跟得上時代嗎？
陳九霖：坦率地講，我覺得變化也不是太快，本應該快一點，我舉個例子講，早在 2002年，14年前，我用到的金融工具今天很多人都沒用過，今天在國內還用不上。
何伊凡：國內還有一位企業家跟您有相似的經歷，褚時健老先生，您跟他見過嗎？
陳九霖：我見過，我去年中秋節在他家過的，那老先生蠻不錯的，他太太馬靜芬也非常友好。
何伊凡：我在您辦公室看到很多您和巴菲特的合影，這個老爺子給您的啟發是什麼？
陳九霖：第一個，“滾雪球”。
何伊凡：最長的坡、最溼的地。
陳九霖：找最長的坡、最溼的地，慢慢地滾，一定會滾出一個大雪球，這個理念對我影響很大。
第二個，他講的價值投資理念，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被市場上各種各樣的信息所左右。現在信息太多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都是標題黨。實際上，你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抓住價值就行。
第三個，對我影響大的就是長期持有。我去深圳演講過幾次，那裡的人告訴我：“陳總，深圳人都想賺快錢，今天結婚明天就要生孩子。”我就對他說，你在深圳仔細觀察一下，這裡的大企業有幾個是賺快錢的呢？就是萬科，也經營了二三十年才走到今天這個地位，華大基因到現在為止也沒怎麼賺錢。
何伊凡：最後我想請您給朋友們一點建議，就是怎樣在被打倒之後再站起來，這句話誰都會說，但是，當你真正倒在地上的時候，不一定能站起來。
陳九霖：你說得很正確！大話好說，但是，真要去承受煎熬也是不容易的。我覺得是這樣的，第一個，你要有個定位，你是不是想做些事情，想做大事情。你要想做事情，那就要歷經風雨。另外，在“術”的層面來講，首先要鍛鍊好身體。
何伊凡：這是為什麼？
陳九霖：你身體不好，有心無力。
第二個，就是要有眼光，見得多了，智慧和方法就多了。
第三個，就是要有心態，有好心態。你如果不想做事情，你想享受，隨便。但是，我覺得上帝造人就不是讓你有太多的享受，一定讓你經風雨見彩虹！你說你再苦，但是，有一個目標在那裡，其實就是一種享受。叫你一天到晚地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有什麼意思？反正我覺得沒什麼意思，是不是？如果想做點事情、創造點價值，苦中作樂，苦也是樂，這樣的人生才充實、才豐滿。
何伊凡：人生可能是由兩個字構成的，一個字是拼，另一個字是熬，您更傾向於哪個字？
陳九霖：那我可能還是傾向於“熬”，兩個都要，但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熬，這也可能是我心態的一個調整，在中國航油事件之前我可能更喜歡“拼”，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像萬科管理層一樣。
何伊凡：在入獄之前。
陳九霖：拼它一把再說。但現在我更多的是熬，如果說以前的我是牙齒，那現在的我就是舌頭。
何伊凡：這個比喻好。
陳九霖：我覺得最終先老的、先掉的還是牙齒。
何伊凡：這是《道德經》說的，柔弱必勝堅強。
陳九霖：對，我覺得未來你會看到我的發展，現在很多人請我去講這個、講那個，我一般都不去，我就是自個兒做自個兒的事，我也不管別人對我的評價怎樣？你對我評價得再好，不加持我一點；你如果踩我，當年踩我的人多得很，我被罵得狗血淋頭，什麼屎盆子都往我頭上扣，也挺過來了。我天天去跑步，我在新加坡每天跑得大汗淋漓，別人“跑”著去訴說他的苦難，去談男歡女愛的事，我就不管那些事情，我就去實實在在地跑步，後來跑得腹肌都起來了，很多人還羨慕說，陳先生有 6塊腹肌了。
何伊凡：比進監獄之前身體要健康。
陳九霖：對，我現在每天也都走 1萬多步，今天可能有 2萬步，昨天 1.8萬步，是吧？現在走了 1.9萬步，天天走，也蠻好，是不是？這就是我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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