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琦/文
不管中美貿易戰如何演變，中美長期競爭與合作關係並存的格局都很難改變，而且在一定時期內，競爭乃至摩擦將成為主旋律，直至雙方達致新的妥協，找到新的調適機制和相處之道。
在這種情形下，在堅持對外開放和全球產業鏈分工以實現最佳資源配置的前提下，更加註重倚重自身力量來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切實利用好並做大中國內部廣大的市場空間，將成為無可迴避的挑戰和命題。
也因此，新一屆金融穩定委員會在積極定調中國當前及未來的經濟發展前景，特地指出中國市場主體韌性強，國內巨大規模市場的迴旋空間廣闊，完全具備打贏重大風險攻堅戰和應對外部風險的諸多有利條件。
事實上，縱觀全球現代史，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在閉關自守閉門造車的情況下建成一個現代化強國，也同樣沒有哪個國家在沒有用足自身本錢，令自身優勢和資源得到充分發揮，國內各地區和各社會階層普遍捲入發展並分享發展紅利的情形下成為可持續的現代化強國。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巨大的市場及其蘊含的迴旋空間，一直是我們應對地區和全球經濟波動起伏的“制勝法寶”，只不過之前我們更習慣於將其稱之為依靠內需。無論是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是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拉動內需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外部衝擊，併為下一步的改革與發展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空間。因此，面對比以前更加嚴峻的外部挑戰與風險，我們需要更認真地總結此前拉動內需過程中的成敗得失，以更好地利用並做大回旋空間。
毋庸諱言，長期以來我們對擴大內需的理解、把握和實踐當中也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偏差，主要體現為將內需窄化為社會總需求，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放在瞭如何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當期增長和就業，以及通過種種“市場化”改革，更多把老百姓的錢袋子打開，以提振當期消費。
這樣的做法有其必要性，但一方面高投資的質量和可持續性已經面臨諸多挑戰，當下更集中體現為負債率和槓桿率過高、金融風險過大等問題；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未來發展的潛力，比如高房價壓力不僅擠壓人們的當期消費能力，還易滋生一夜暴富的社會浮躁心態，不利於踏實勞動努力創新風氣的形成。
與此同時，那些事關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制度變革卻一再被延宕或推進乏力。比如更能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和提升勞動力素質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能更有效促進城鄉資源對流的土地制度改革，能更便利包括人力資本等要素更順暢流動和更有效配置的戶籍制度改革，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嚮往的服務業投資的開放，更有利於創新型經濟體建設的稅收制度改革，以及更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各項配套改革等等。要言之，中國真正的迴旋空間不僅在於市場的巨大規模，而是與此一規模相匹配的生產力和消費力，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激發制度活力和創造發展紅利。目前中國巨大的消費能力和投資能力主要還集中在沿海一線城市和崛起中的二線城市。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如何促進一二線城市消費力下沉，如何引導投資向中國經濟腹地配置，如何更好地促進城鄉資源對流，將是做大中國經濟迴旋空間的重中之重。
在這一過程中，還有很多文章可做，關鍵是要真正相信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併為之創造更好的條件。比如城鄉資源更有效對流的關鍵在於開放土地產權市場，這方面不妨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伴隨一二線城市資源更有效更通暢地流向小城鎮和鄉村，無論是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和農村勞動力更有效捲入市場，都將得到更好的解決，從而真正把13億潛在消費者變成真正的消費者，並在勞動創富的過程中更好地推進城鄉一體的福利社會的構建。只有順應市場發展規律，才能在城市發展資源的爭奪戰中實現優勝劣汰，實現人財物的優化配置，從而有效避免行政力量主導下造城運動造成的死城、鬼城現象和各種資源浪費。此外，此次金融穩定委員會會議特地強調指出了市場主體的韌性。歷史證明，作為市場主體主要組成部分的民企，在應對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中都發揮了人們“始料未及”的作用。如何遏制民企投資下滑的勢頭，進一步發揮民營資本和企業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從根本上決定中國應對貿易戰衝擊和中美長期競爭的進退得失。除了貨幣政策的定向降準和財政政策的稅費減負之外，對於民資而言最重要的加持，是增強其對於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對內大力開放下公平競爭所帶來的巨大機遇。
總之，將外部壓力轉換為切實改革的動力，切實做大回旋空間，切實提高市場主體韌性，才能化危機為機遇，衝破一切艱難險阻，迎來中國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新局面。
（本文首刊於2018年7月9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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