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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往往最喜歡8這個數字，逢8必發，是個彩頭，但中國經濟，逢8之年總是最大挑戰。挑戰會挑破身上長出的膿包，很難受，但也包含著新生的機緣。
1998
1998年，中國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是8%，實際完成7.8%，主要是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和國內特大洪澇災害影響。
由於1998年上半年只增長了7%，國務院經人大批准後緊急增發1000億元財政債券，投入基建，靠投資把增長拉了上去。這一年，中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幅度貶值，權衡利弊後，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而是通過鼓勵出口，吸引外資，打擊走私和騙匯、逃匯、套匯，以避免對外貿易出現大的波動。
1998年之後，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有了長足提升。如果當時中國也和周邊一樣，貨幣競相貶值，東南亞經濟金融將不堪設想。所以，一國的經濟地位與其實力有關，也與其對國際社會的態度有關。
這裡簡單說說從1997年初泰銖貶值開始，然後席捲東南亞的危機的原因。當時，索羅斯猛烈做空東南亞金融市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憤怒地說：“這個傢伙來到我們的國家，一夜之間使人民十幾年的奮鬥化為烏有。”索羅斯回應，
“我沒有製造泡沫，我所做的只是加速了泡沫的爆破。”他還說，“看到泡沫，我會先買，理性地去參加。當泡沫成熟時，我就會賣出或者短炒”，“從亞洲金融風暴來講，我是否炒作，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
東亞經濟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增長樣板，世界銀行1993年出版了《東亞的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總結其經驗。但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於1994年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東亞奇蹟的神話》，指出東亞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大規模資本積累和密集的勞動力投入，沒有真正的知識進步和技術創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這就是
“克魯格曼質疑”。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他又撰文批評東亞國家存在“裙帶資本主義”以及股市與房地產的盲目投資。今年5月17日，周小川在“經濟研究高層論壇”上說，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沒有經歷過大的經濟危機，但是我們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我們對2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沒有利用機會很好地認真總結。
從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看，危機的原因主要是：
- 透支性的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高膨脹，比如東南亞的房地產泡沫，以及韓國大企業過於容易地從銀行獲得資金，最後的結果都是大量的銀行呆壞賬；
- 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政府在資源配置上過度干預，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監管體制也不完善；
- “出口替代”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原因，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要素成本提高，國際收支不平衡，反過來會抑制你的出口，此時僅靠資源廉價的優勢無法保持競爭力。亞洲國家實現了高增長，但一直沒有創造出新的競爭能力，反而在金融、房地產等領域狂飆突進，危機爆發後才發現，金融大繁榮的底座下面是流沙。
在那場危機中，“東方之珠”的香港也遭遇重創。香港樓價1995到1997年上漲了50%，1997年到2002年下跌了57%。2003年SARS爆發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跌至45.71點，即當初在樓市投資1塊錢，剩下四毛五。由於貸款比例高，還款負擔重，在樓市最低潮時，香港有10.6萬左右的“負資產”人群。
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感同身受，審時度勢，加快了國企改革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當時工農中建在內的國有銀行體系被國際上認為已經“技術性破產”，2000年前後不良資產率超過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但最終，依靠剝離不良資產、國家注資、按照市場化和專業化方式經營等措施，銀行業轉危為安。中國加入WTO後，企業競爭力提高，新一輪外向型經濟增長啟動，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持續繁榮，銀行業遂有了資產負債表擴張的十年牛市。
2008
2008年1月21日，上證綜指跌破5000點，而上一年10月剛剛創下6124點的峰值。
2008年是股災之年。3月13日上證綜指跌破4000點，6月12日跌破3000點，9月16日跌破2000點，10月28日跌至1664.93點。一年內破了五個千點關口！
這一年美國次貸危機影響全球，汶川地震也讓國人悲情四溢。年初中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還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9月之後轉向為“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三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五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暫免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降低住房交易稅費，加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當時的口號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
2009年，刺激力度更大，當年人民幣各項貸款增加了9.59萬億元，同比增長差不多一倍；2009年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同比增長了27.68%。
關於刺激之利弊，仁智之見頗多，這裡不做展開。我想舉一個微觀上的例子，企業如何應對危機，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B2B業務2007年11月16日在香港上市，發行價13.5港元，收盤39.5港元，但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半年多時間股價跌破了4港元。2008年7月，馬雲給員工寫了一封信，叫《冬天的使命》。他說，冬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沒有準備，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它有多長，多寒冷！
“其實我們的股票在上市後被炒到發行價近3倍的時候，在一片喝彩的掌聲中，背後的烏雲和雷聲已越來越近。因為任何來得迅猛的激情和狂熱，退下去的速度也會同樣驚人！……我希望大家忘掉股價的波動，記住客戶第一！
“機會面前人人平等，而災難面前更是人人平等！誰的準備越充分，誰就越有機會生存下去。強烈的生存慾望和對未來的信心，加上充分的思想和物質準備是過冬的重要保障。即使是跪著，我們也要是最後一個倒下！
“在今天的經濟形勢下很多企業的生存將面臨極大的挑戰，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是我們的使命，如果我們的客戶都倒下了，我們同樣見不到下一個春天的太陽！讓我們再一次回到商業的基本點——客戶第一的原則，把握危險中的一切機遇。一支強大軍隊的勇氣往往不是誕生在衝鋒陷陣之中，而是表現在撤退中的冷靜和沉著。一個偉大的公司同樣會體現在經濟不好的形勢下，仍然以樂觀積極的心態擁抱變化並在困難中調整、學習和成長。
“我堅信這次危機將會使單一依靠美元經濟的世界經濟發生重大變化，世界經濟將會走向更加開放更加多元化！而由電子商務推動的互聯網經濟將會在這次變革中發揮驚人的作用！……十年以後因為今天的變革，我們將會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
把危機當成變革的契機，迴歸商業本質，十年之後，馬雲當時說的話都兌現了。 作為企業，無法左右宏觀形勢，但可以調整自己，變革自己。當然馬雲很幸運，股市火爆時在香港融了116億港元，有了過冬的糧草，但如果心態不好，光靠錢也是撐不下去的。就是在這次危機後，馬雲提出了阿里巴巴未來十年的發展目標：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商務服務提供商，並邁開了構建生態的步伐。
這裡也簡單說一下美國次貸危機的成因。中信出版社出版過多部關於危機的書，我應邀為兩本寫過推薦。一本是理查德·比特納的
《貪婪、欺詐和無知：美國次貸危機真相》，作者在次貸行業工作了14年，他說“做一名次級貸款人意味著你在一個灰色的世界裡生活”，“如果說次級貸款行業有什麼藝術性可言的話，那就是‘無中生有’。……貸款審批人看到這些貸款文件的時候，已經經過了揉、擠、推、拉的工序，被修剪成現有的模樣。”“作為借款人，我們沒有什麼自救能力。如果刷爆所有信用卡的誘惑還不算是十足的壞主意，那要拒絕廉價資金就是不可能的事。無論是買一套更大的房子，以更低的利率進行再融資，還是好好地利用房產權益，這可是一生一次的機會。”什麼叫“利用房產權益”？比如，你的房子升值了，你就可以向按揭銀行借更多錢消費，專業術語叫“資產依賴型的負債消費”。蕭條是怎麼來的？是“非理性繁榮”瓦解崩潰後帶來的。
我推薦的第二本書是巴里·埃森格林寫的《囂張的特權——美元的興衰和貨幣的未來》。作者認為，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支配地位讓美國人獲得了可觀的收益。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公司，美國生產商收到的是美元，它支付給工人、供應商和股東的同樣也是美元，因此不存在貨幣兌換成本。美國鑄幣局“生產”一張百元美鈔的成本只不過區區幾美分，但其他國家為獲得一張百元美鈔，必須提供價值相當於100美元的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同時，外國公司和銀行所持有的並不僅僅是美國的貨幣，還有美國的票據和債券，由於它們很重視美元證券的便利性，所以並不要求有多高的利率。
“由於低成本的國外融資，美國得以保持低利率，美國家庭可以入不敷出照樣生活，發展中國家的家庭最終為美國的富裕家庭提供資助。在現行體系下，面對不斷擴張的國際交易總量，其他國家為獲取所需美元而向美國提供大量低成本融資，而這最終導致了危機的爆發。美國玩火，但在該體系的反常結構下，其他國家卻不得不為它提供燃料。”
埃森格林預測，“美國在經濟和金融管理方面的嚴重失誤將會導致其他國家逃離美元”，“未來，美國或許會遭遇美元崩潰，但這完全是由美國人自己造成的，與中國人無關”。我在推薦語中說，“雖然美元的全球地位暫時還沒有替代品，但很多貨幣都已開始‘去美元化’的探索；美元霸權並未終結，但美元霸權的終結開始了。”
美國是對人類商業文明發展有很大貢獻的國家，美國霸權與美國秩序的形成有其歷史合理性，其終結將是一個漫長過程，正如中國崛起也會是曲折前進的“之字形”。但正如我7年前說的，霸權的終結開始了。為什麼？不合理，害理。次貸危機是美國的危機，但危機蔓延到全世界之後，避險資金又都回流美國，將國債收益率壓得很低，幫助美國解困。這有點像1971年尼克松總統突然單方面宣佈美元不再和黃金掛鉤時，美國財長康納利說的，“美元是我們的，但問題是你們的”，美元造成的問題卻要由美國之外的國家來承受。
不受監督、沒有約束的美國，權力依然很大、魅力不斷下降的美國，濫權而失理，放在一個更大更長的時空來看，其地位的下降是註定的。
2018
2018年，又是風雲突變的挑戰之年，金融市場壓力倍增之年。
過去40年，中國經貿在很多方面是跟著美國主導的規則跑，雙方形成了很好的耦合關係和互補效應。原來的賽道很清晰，現在被特朗普的揚塵弄得有些模糊。好在目前雙方所爭，還是賽跑與規則問題，沒有誰要改打拳擊。經濟交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冷戰的概率極低。美國也不是要離開牌桌，而是要重新梳理打牌的規則。中國最近從開放到合規出臺了很多政策，《專利法》也會修訂，在規則方面是從善而行的。但美國也不要以為美國規則就是世界規則，歷史上美國自己不守規則也比比皆是，美國在道義上的優越性不斷被它自己蠶食。
現在來談談中國自身的經濟。我覺得中國好像一架大飛機，飛得很高很快，其中有“中國動力”的作用（開放的市場經濟，創業者勞動者的紅利，政府的幫助之手），但也有“過度透支”的作用。現在既要在動力這部分“加油”，又要在透支這部分做一次“大維修”。空中加油不難，空中大維修不易。
因為大維修涉及到換零件，要把一些無用的、低效的、副作用的零件清理掉。這些“零件”不是沒有血肉和情感的“東西”（thing），是活生生的利益群體，是人。這就難了。談我們自己的經濟問題，不要扯上美國，因為和美國沒太大關係。
比如，我們很多地方政府都陷入財政困難，甚至要借錢發工資。賣地實在是無奈之舉。一些基礎設施項目太超前，成了“扔不掉、養不起”的“白象”工程。怎麼辦？2017年底之前“官糧”井噴，又是融資平臺，又是產業引導基金，把一級市場的估值也抬上去了，這些錢，財政出的只是小頭，大部分還是銀行的，是有成本的。現在估值下來了，怎麼退？還得了銀行嗎？很多部門熱衷於花錢，但花的有效率、有效果嗎？
我們的貨幣乘數快速提升，經濟快速貨幣化，2012到2016年銀行理財的年複合增長率高達75%，金融業增加值佔GDP之比從2005年的4%增加到2016年的8.4%，超過日本1990年的高點6.9%以及美國2006年的高點7.6%，金融業成了28個省的支柱產業，2017年資管市場規模超過100萬億。但是，貨幣供給擴張對經濟拉動的效用卻逐步下降，大量企業靠借新還舊、質押股權等過日子，不符合貸款條件就走資管通道。現在個別中小銀行的不良率又到了兩位數，甚至接近20%。這種情況下，將降槓桿進行到底，有沒有勇氣堅持？會不會出現降不下去又開始“放水”，或者只是民企在降、而政府平臺和國企拐彎抹角還是不降？！
美國有次貸危機，中國的影子銀行也有類似危機，不少融資活動帶有“龐氏性質”，沒想過償還本金的。大量居民參與其中，有的甚至分文不剩。中國一些發達地區的縣市最近也在發生“錢荒”，居民的錢一部分“凍結”在房貸上，一部分被集資活動洗掉，這又導致消費衰減不已。很多地方，很多企業，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建立起“好好還錢”的意識，搞什麼市場經濟、法治經濟？！
股市就更不要說了，一大堆不好好發展主營業務、腦子裡都是“市值管理”和歪門邪道的大股東，最近各種爆倉，“灰犀牛”已經來了。
還有最惡劣的，是赤裸裸地用各種明目侵吞瓜分政府補貼、轉移支付、銀行貸款。政府支出規模越來越大，跑冒滴漏很多，上有上的管法，下有下的辦法，還有內外勾結的串謀。
……
政府理財，企業理財，居民理財，過去五六年這場規模空前的資管狂潮，把人心弄得也金融化、資本化、證券化了。發展資管不是問題，人人搞資管、無知無畏搞資管就是問題。資管一層層疊上去，基礎資產（項目本身）和現金流如何，卻無人關心。但走到最後，還是現金流說了算！
我們的政府、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居民，每花一筆錢、投一筆錢、貸一筆錢的時候，是遵循嚴格的投資回報測算、現金流預算、績效測算，有把握才做，還是頭腦發熱、懷著僥倖心理擊鼓傳花，甚至是“改正自己的錯誤太難，所以去犯更大的錯誤”？！
當我們沒有走上德國那樣的“生產性創新”之路，而是集體性地沉迷於“資產性繁榮”，結局早已註定。 每一次“資產性繁榮”的最後，就是“明斯克時刻”——好日子的時候，你敢於冒險；好日子時間越長，冒險越多，直到過度冒險；一步一步地，你會到達一個臨界點上，就是資產所產生的現金不再足以償付用來獲得資產所舉的債務，從而導致資產價值的崩潰。
你不算賬，賬要算你！
懷抱理性、自立和反思精神上路
有人說中華民族到了新的危險的時候，在我看來，我們到了最需要理性、自立和反思的時候。
我們需要理性的繁榮，而不是非理性的繁榮。所謂理性，就是以客戶為中心創造真實價值，或者投資那些真正為客戶創造價值的企業；就是做你真的懂的事；就是高度關注現金流；就是要明白，企業的盈利只有高於其資本成本時才能給股東帶來回報。
我們需要自立的精神，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對結果負責任。我們有太多企業把心思花在怎麼搞政府關係和補貼，怎麼搞資本運作賺中小投資者的錢，怎麼做大規模然後糊弄政府、要挾銀行、資源套利。一個規則不公平、資源配置被“看得見的腳”踩來踩去的市場，不是有效的市場。不自立的企業，不管國企還是民企，都不值得尊敬，甚至沒有尊嚴可言。作為投資者，自立表現在，自主決策後自擔風險。
我們需要認真的反思，用尼采的話，就是“重估一切價值”。反思我們的文化、教育、市場、法治、政府服務、企業治理、公民素質等等。中美貿易爭端美國出臺的每項措施，背後都有詳細研究報告和論據，對中國研究得很透，用的都是中方公佈的各種信息，而我們對美方的研究很不充分，我們對自己的研究其實也很不充分，拍腦袋想當然的很多。最大的反思對象應該是自己，最核心的反思應該是——我們的每一種經濟行為，是在浪費資源、時間還是在創造價值？是在扭曲規律還是在順應規律？是帶給人們長期穩定的預期、發揮其自由全面發展的內在動能，還是抑制其雄心，消融其鬥志，誘導其機會主義？
一切皆有可能。凡事都不簡單。站在2018這個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時刻，重溫肯尼迪那一句
“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仍有啟示。當每一個人，特別是擁有更多資源調度能力的官員和企業家、以及社會公共服務的管理者，能夠懷抱理性、自立和反思精神上路，不浪費資源，善待周邊利益相關者的時候，自然就是在為國家出一份力。在另一個維度上，國家如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在這個風雨驟起之年也顯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力行法治公平，保護契約履行，建立競爭性市場，鼓勵多元化的社會氛圍，補民生短板、讓弱有所扶，促進公平正義，缺一不可。
40年風雨兼程，新40年雄關漫道，我們人人負責，共創下一個讓我們內心更踏實、更平和、更驕傲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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