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陳寧遠
年底陪家人去南方旅遊。在海南的海邊，看到我上海的鄰居任大剛先生轉發了多篇《改革開放私人史》的文章。文章都很好，正確的廢話和玲瓏的妙語齊飛，美好地消磨了我2018年底的時光。
不過在越南芒街和廣西東興交界的海邊，我被一個95後“吳論”的小姑娘驚到了，她的文章叫《網癮少女的殘酷青春物語：我們也就這樣長大了》，我在微信上和大剛說：“不僅能陳述衷腸，還有數據圖表，這個年紀的孩子難以兼得。”
受此文啟發，我也想嘮叨一下我的1978~2018這40年。這真是整數40年，而不是小姑娘實際20年的40年。
我的故事因為年紀的原因，多過她不少，但我沒有把握，留在記憶裡的，哪些算是細節清晰自然浮出，且邏輯嚴格證據確鑿。我只能姑妄言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是否可以堂而皇之上升到私人史，我卻不知道，因為這是很學術的問題。我只管演義一番，向小朋友學習勇敢：“吳論”——無論如何，這份勇氣我似曾相識，也可以說就在遠處、別處，並未消失。說來就來，但卻無用，如東坡筆下豪氣的“千騎卷平崗”。
1.1978，我上初一
1978，是這個40年偉大而特殊的紀元。這一年，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此開創未來的宏大敘事相比，我只有很私人的，對我個人也許很重要的生活細節，像水裡的泡泡，咕咕嘟嘟地冒出來，又噗噗噗破了。
1978，我初一。這一年父親轉業，這是總設計師鄧小平1985年百萬大裁軍的前奏。我的記憶裡，父親已經是第二批轉業的了，那一年好像有三批。
40年前，已經有“世界大戰是打不起來的”這樣一個宏觀判斷，尤其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很長時間不會打的判斷。這和文革期間判斷“早打，大打，打核大戰”是完全不同的戰略思路。
因此，像我父親所在的，為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戰功的二十軍（著名長津湖戰役的主力，犧牲也最大）也要裁軍。到如今，40年後的軍改，早已沒有二十軍這個番號了。
我從小在這支部隊的家屬院長大，從浙江的金華、杭州，換防到河南的開封、信陽。
▲《芳華》劇照（圖/網絡）
隨著年紀的增長，我知道這支部隊前身是新四軍第一縱隊，它是在黃山岩寺宣誓成立的部隊之一，粟裕是第一任司令，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主力部隊（第一縱隊）。叫二十軍的時候，也號稱天下第一軍。第一任軍長葉飛，是我國第一任空降兵司令。
這支部隊不僅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有自己英雄悲壯的歷史，還完成了中國唯一一次陸海空立體作戰——一江山島戰役。
自此之後，中國軍隊再沒有打過一次陸海空的立體作戰。
雖然它的歷史地位如此重要，卻和我1978年後的40年沒有什麼物理關係了（基因關係是否有？我不能自說自話），12歲離開它的家屬院，我才知道很多和我息息相關的事項，不僅和打不打仗無關，也和父親的軍人情結無關了。
比如，1978年我才知道有個農村的故鄉，那是我生命的來源，是我的根。若不是父親轉業，我可能只知道我的家在軍營裡，現在有個經典的說法叫部隊大院。
我隨父親轉業回到故鄉，那是安徽安慶下面一個叫懷寧的小縣城。
父親這位出身炮兵的軍人，去了縣委黨校當老師——黨校這種單位或機構，在中國至少超過3000家，不僅縣城有（中國有大致3000個縣城），地區、市裡、省裡，各大央企機構都有黨校。
宏觀地、歷史地、標誌性地說，懷寧這個黨校有可能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的故鄉，也在這個叫懷寧的小縣城裡。
但初一那年，12歲的我實在看不出，這個長江支流皖河邊上的黨校，和陳獨秀有什麼關係。
而且據我當時的英文老師說（他是上海的下放知青，後來退休在上海譯文出版社），黨校以前是個教堂。但從12歲到18歲高中畢業去外地上大學，實在沒有看出這個黨校和教堂有什麼關係，是想象？是相像？還是歷史？
直到2018，我都感覺風馬牛不相及。
1978年，我對這些都不知道，甚至不關心。我只知道，我上初一了，可以高考，而不用上山下鄉了 （1978年前，還在部隊家屬院時，長輩在一起扯閒篇，就會說到孩子們高中畢業，若不能當兵，就要下放，罐頭餅乾鹹菜要準備一些的）。
我知道，我要每天從黨校出發去中學讀書。我知道，我們這個縣城讀書人多，出過科學家，比如當時還處於保密狀態的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我不知道，還有個高中生，勉強也算讀書人的海子，在10年後以詩人的身份自殺，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就此聞名全國。
有此星光燦爛，我始終地方主義（不算民族主義）地認為，雖然我們隔壁鄰居桐城在中國的名頭更響亮，可我們懷寧的人傑地靈卻也不遜色於它。
▲上海老住宅區（圖/圖蟲創意）
弔詭的是，20年後，我的1998，我成為新上海人。由我祖籍也是懷寧的太太做主，買了套房子，竟然在上海市委黨校對面。我在這裡又生活了20年。
前後40年，那時懷寧的黨校在皖河邊，現在上海的黨校旁邊有漕河涇。歲月輪迴離不開黨校和河流，記憶深刻的事情很多，在這裡我有了孩子，帶著孩子去黨校看電影。分不清這是他的童年，還是我的少年。
還有一個輪迴40年的細節，我記得。
1978年全民開始漲工資，但父親的工資卻從那時起就不漲了（此前他的工資一直比母親高一倍）。可是到2018年，父親卻因為轉業退伍軍人的身份，重新提高了工資。我也注意到現在車站機場重新掛上軍人優先的牌子，那是我小時候跟隨父親外出常有的待遇，一點都不稀奇。
來來回回的情景，就這麼非常古怪地在生活之中輪迴。 像八十年代流行的最好的小說之一《百年孤獨》開頭那樣時空錯置——“多年之後，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準會想起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這是八十年代最激動人心的敘述，風靡一時。在此刻想起我的1978，我深深感受到馬爾克斯的偉大。人生的未來其實都是在過去開端，也都在過去就結束了。
這令我寫到此處，須痛飲幾杯才能把這些小事、大事、大小事情拿得起、放得下，亦或拿不動、放不下。因為這滾滾時光裡的所有細節，即便夜深人靜的時候，你都不知道你在其中是真？是假？你真就這樣了？還真的就不這樣！
2.1988年，我大學畢業
不管現在真假變幻，說時遲那時快。1978似乎有時還在2018的眼前，但十年飛逝再度逢8的年份，那是1988，我大學畢業了，分到一家央企做工程師，是土木工程師。
上大學的時候，我填了很多專業，就是沒有想到讀工程類專業。我當時學的是工業與民用建築，現在叫土木工程，再細化一點，叫結構工程之類。
可惜我雖然有個工程師紅利開頭，卻沒有享受到中國工程師在全球歷史巔峰地位帶來的榮耀。
因為大學畢業後的我，一直想去南方。
▲三亞鳳凰島（圖/圖蟲創意）
這種想去南方的暗示，也許源自那時痴迷西方現代派詩歌，那時艾略特《荒原》是我的最愛之一，他的詩句“大半個晚上我看書，冬天我去南方”讓我神魂顛倒。
也許就不是暗示，因為那時的南方不僅天藍藍，水藍藍，讓人嚮往，還有一個比之工程師的勞碌更激情的紅利，宏觀地叫改革紅利，是制度紅利，表現為特區形式。
特區開始了，隨後的40年，中國有更多大大小小的特區，叫高新區、工業園等等，這是後話此處不表。
我激情地說我下海了，去了剛剛建省的海南，中國最大的特區，現在還是。但下海之前，我不僅不知道市場洶湧，也不知道改革紅利是摸著石頭過河，但一不留神不是石頭沒了，就是滑手了，人就跌入激流之中。
3.1998，我在香港
在這樣的洶湧和激流之中，人迅速長大，有時也迅速膨脹為泡沫，以至於多少財富神話灰飛煙滅。
先富起來的人和沒富的人，終於共同見證了市場洶湧的1998年，這比之中國所謂的富豪排行榜更像是殺豬榜——記住，不是現在所說的割韭菜，而是先殺豬，韭菜就自己凋零了。那些入不得歷史法眼的，統統稱呼為失業。
那一年，歷史永遠命名為亞洲經濟危機。那一年，曾經是我們追趕偶像的發達的日本和四小龍都忽然星光黯淡，儒家資本主義欣欣向榮的日子戛然而止。20年過去，幾乎無人再隆重提及這個與孔子有關的經濟光輝。
從那時起，中國人都意識到市場洶湧有一個專業名詞叫系統性市場風險，這是迴避不掉的風險，只要你走市場道路，系統性風險就隨時在道路的前方等著，是人類割不掉的扁桃體（熊彼特語）。
那一年，我在香港深刻體會到了索羅斯及其背後熱錢的灼人。但這還只是水面之上的，是表象，是操作層面的，是市場的自然震盪。
1998，我個人最為震驚的，是知道了索羅斯的背後，金錢之外，還有個叫卡爾·波普的哲學家。
▲“走向未來”叢書（圖/網絡）
我雖然沒有讀過很多書，但在上大學時候，也就是1988年逢8之前，我還是個羞澀的文藝青年。自以為很愛思考，讀朦朧詩，學著寫。也看“走向未來”叢書（第一版，至今還放在我的書架上）。
1988年之前，我就從上海譯文出版社“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裡瞭解到卡爾·波普，他是科學哲學的代表人物，是混跡在維也納小組裡的人，是寫《科學發現的邏輯》和《猜測與反駁》證偽世界的人，是論證世界三的人物（這個世界三，不是毛澤東關於第三世界的劃分），他怎麼一轉身又和資本家混到一起，而且居然還有一部極具馬克思文風的正義之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而這居然能先讓相信證偽能力、世界三的索羅斯賺錢！後又讓賺了錢的索羅斯，按照這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到處捐錢！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卡爾·波普 著，陸衡等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網絡）
我有點膽怯，不敢面對；還有點糊塗，不知所以。
那時的香港，禁菸不這麼厲害，不會讓菸民覺得是自己是邊緣人。我那時和兄弟們在交易室裡一支接著一支地吸菸，看暴跌的股市，也看波瀾不驚的維多利亞港。
忽然覺得，那是在長久長久的煙霧瀰漫之中，和好多哥們一起覺得——正式地表述，可能中國大部分人都形成了一些共識，比如選擇市場經濟，就天然帶著扁桃體，它要天然地週期性地要發炎，高燒不退時，也會嚇死寶寶。但這比靠意識形態選擇的計劃經濟，更符合人類發展。
中國從那時起，選擇了自帶扁桃體的體制，準備加入WTO。這種努力和中國在當時的擔當有關，也和中國的追求有關——全世界，尤其是東南亞的人們，看到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國。羅大佑的歌《皇后大道》中“若做大國公民，只須身有錢”雖然是調侃，卻是香港迴歸後，亞洲經濟危機之中的中國，最為務實和理性的選擇。
▲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WTO）（圖/圖蟲創意）
4.2008，我叫陳寧遠
那是國家的戰略和行為，就我個人的日常生活來說，1998兒子一歲了。抱著他的感覺，便覺得古人誠不我欺，有子萬事足。萬事足，也意味著萬事瑣碎而麻煩，如佛所說的大圓若缺，大缺若圓的道理。
兒子百般可愛地來臨，我卻從心裡，從實際生活，把他的童年和少年與我的少年一起，過成了教學相長的日子，硬生生地把馬卡連柯優雅的《教育詩》，改為相互鬥智鬥勇的“打仗詩”。
從早上起床開打，到放學寫作業接著打，打到學校和補習班，打到吃飯睡覺，打到星期六星期天以及所有的假日。總之，不是我打，就是老婆打。打打談談，停停打打，這麼一晃，在和兒子共同成長的過程中，又10年。
這10年，陪孩子在上海長大，先是去感受幼兒園的麻煩。
只有一個兒子，不僅不能輸在起跑線上，而且兒子作為唯一，超出視線，我和老婆就充滿不安。如今可以生二胎的父母親，豈知唯一BABY的焦慮？
我帶孩子面試第一個託兒所時，感覺那裡的阿姨個個都像《還珠格格》裡的容嬤嬤，而我家的孩子，比那個來路不清的格格金貴多了，豈能一朝不慎？於是有很多牢騷要吐槽。
但智商有限，不如現在父母，可以幽默地說提前把別人的兒媳婦領走。那時沒這麼開放，沒這麼放鬆，我只能和媳婦帶著兒子前行，看著他長大，從雪白粉嫩、奶香撲鼻的寶貝，變成山羊鬍須、汗酸滿身的，發育後高我一個頭的小夥。
▲做父母可一點也不輕鬆（圖/圖蟲創意）
又是忽然，在家庭的打仗詩裡，到了2008。
這時不僅有了兒子10歲開始的記憶，一如我回到故鄉的記憶，但我不知道他的記憶方式，將來是否如同馬爾克斯筆下的奧雷連諾上校那樣。
我很難走進他的世界。他也終於把自己從安徽土著的後代，改變為真正的上海人，而不是新上海人。據他2018年大一的總結，他這種籍貫的改變，當時也是很糾結的，因為他既不會說家鄉話，也不會上海話。隨著這種哲學和社會學的總結，他還歷史批判地想到他的過去，我對他的鬥爭和批鬥，包括不屑一顧的眼神，高他一頭的不耐煩，以及皮帶落下的滋味。
但那時40歲的我，顯然不能理會一個10歲小屁孩的心理糾結，那時的我，很自覺地像福克納所說的那樣，40歲的男人是世界上最壞，最有力量的人，面對世界充滿參與感。何況2008，全世界的天空，都飛舞著1998的味道，對我來說似曾相識；但這卻不是亞洲經濟危機時，來自泰國曼谷的味道；而是美國的次貸危機，是華爾街的驚慌失措。
我這一年，在如今自媒體，當時主流媒體的幾個冰川思想庫創始人的鼓勵下，開始寫財經時評了。那是要糞土全球萬戶侯的氣概，而不是無法面對卡爾·波普多面的膽怯。
第一篇財經時評，是《新民晚報》的李天揚兄（我媳婦的大學同學）先和我聊寫點東西，我寫的是《別了貝塔斯曼》，後來似乎被天揚兄改了標題。但文章不重要，內容很重要。說的是一個傲慢的德國書店，忽然發現它在歐洲賺錢的模式，在中國不靈了。
原因很簡單，中國太大，如果一個貝塔斯曼的書友在拉薩，貝塔斯曼你的一本10塊錢書的物流成本怎麼覆蓋到雪域高原？不止是遠，就是近點在黃山祁門山裡戴震的後代要讀書，買一本三塊錢的書，貝塔斯曼也做不到。
那位叫艾科的德國人，極具德國人嚴謹，又極具白種人傲慢的貝塔斯曼亞洲的CEO，不得不放棄了在中國做書的生意，據後來有朋友說，他和妻子開了箇中醫服務的連鎖店，生意比貝塔斯曼書友會好多了，這是後話。
就此我開始大規模地把寫作當成日常工作。機緣巧合認識了當時在杭州日報的魏英傑兄，把我推薦給當時任《上海商報》評論版主編的陳季冰兄，寫了一系列關於次貸的文章。隨後又認識了現在的鄰居任大剛，寫了N多古怪的東西，如這篇我的40年。
就這樣寫了半年之後，正式有了個筆名：陳寧遠。
▲報刊亭如今已經幾乎看不見了（圖/圖蟲創意）
那是紙媒最輝煌的尾聲，是媒體聲音響亮而華麗的精英年代。那是我一生思想逐漸定型的年紀，雖然沒有做到像聖人那樣四十不惑，但也小有成就。就薄名而言，陳寧遠在諸多有影響力的媒體有過專欄，認識了至今還在做各種媒體的好多好朋友。
在“陳寧遠”這個名字下，還獲得了一個至今敝帚自珍的稱呼，這些編輯朋友叫我陳老師，一叫叫到現在。2018又是10年。大家都還是朋友，雖然工作不同，相聚甚少，但每每看到他們的消息，文章，都是高度關注的，都是始終不願意落下的回憶。
這還是私人的語境，小小的表達，卻不知道自2008次貸危機結束，中國大規模、全方位地走向世界。中國已經不是2008年4萬億的經濟得失可以概括的了。
我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中國以經濟體量世界第二為基礎，成為WTO的贏家，各種高鐵、機場、大橋、港口、地鐵，世界最多的摩天大樓，成為標誌性景觀。
它還以互聯網時代的贏家之一出現，那些中國互聯網巨頭不僅吃遍國內市場，而且還向著通吃世界大進軍。
▲望京CBD（圖/圖蟲創意）
5.2018，孩子上大一
2018，兒子歷經中美兩國十幾年各種考試的折磨，終於上大學了。我對兒子說，你好！大學生！然後開始對我們共同生活的對話，這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這是我的總結。
雖然我那時的皮帶教育簡單粗暴，但這似乎沒有改變父子之間天然的關係，這種關係相互信任難以動搖從而發生默契，有時候我都暈了。
比如我們父子最開心的遊戲，叫老腰扭斷了，這是一個體操遊戲，是我們倆的單獨活動；猶如我們一家三口最放鬆的活動叫大和結，就是一家人大被同眠，讓射進窗口的陽光照耀。
這些歡樂，總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穿透我簡單粗暴的教育，讓我們的未來充滿過去的幸福。
古話說多年父子成兄弟，這在外國似乎也如此。《戰爭與和平》裡安德烈離家赴戰場，他尊敬地稱父親為父親，但他的父親卻叫他兄弟。我希望和兒子的將來就是這樣，是一對成年男人的相互的尊敬。
2018，我一如既往有點忙亂，飛來飛去，從一個機場到另外一個機場，但這主要是事務性的，這個年紀的人，只要在工作，不可能不瑣事多多。但也很寬鬆，不用太焦慮。尤其對比10年前的2008。因為2008，即使不論大事的折磨，僅家裡有子萬事足的幸福，也是教育詩改打仗詩的幹活。
但現在孩子上大學了，獨立地生活在萬里之外的美國；老人們身體健康地在家鄉——他們不需要我像他們那樣，支付給他們的老人養老錢。雖然我和太太的確可以用空巢老人來定義，但以目前的身心，還不必操自己養老的心。而比之年輕十歲以後的兄弟姐妹們，不用打仗詩，不用擔心幼兒園裡的容嬤嬤，不用擔心房貸。
可能到2028年，我進入人生的黃金期。當然可能需要一個前提，就是沒有更大事業心，少一點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情懷，“老婆孩子熱炕頭”，小日子也一樣質量高。
因此我也非分地給自己下了個終身的目標，這個目標我若是能夠完成，我就知足了。
這個目標與角度，與“吳論”站在同一代人的角度尋找位置和評價不同。我已經沒有想法站在一代人的角度，去評判歷史和個人的得失。歷史是誰寫的不重要，但肯定不是我寫的，即使是我自己的私人史也未必是我自己寫的，這包括過去的四十年。就此而言，我逐漸遠去，已經消失；而“吳論”們的人生，包括我兒子則剛剛開始，未來屬於他們。
說一下我對自己的要求吧！
我就是想主持完我家四個老人（父母、岳父母）的追悼會，主持完我孩子的婚禮。若還有奢念，就主持一下孫子的滿月酒。
其餘人生事項和家國天下，看老天的吧！但上述三件事項，我跪求老天安排！
此文感謝95後“吳論”的啟示，感謝同為95後兒子的建議，他建議增加的，主要是教育詩改打仗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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