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官三傑——日本陸軍的恥辱）蔣方震 蔡鍔 方孝淮
蔣方震，字百里。中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早年留學德國，回國先後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及代理陸軍大學校長。蔣百里最重要軍事論著集《國防論》（1937年初出版）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軍事理論，日後白崇禧、毛澤東等人的相關言論、理論均有百里的影子。
蔡鍔（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漢族，湖南寶慶（即今邵陽市）人。遺著被編為《蔡松坡集》。
蔡鍔曾經響應辛亥革命，發動反對袁世凱洪憲帝制的護國戰爭，是中華民國初年的傑出軍事領袖。
張孝準,（1881-1925） 字閏農（也作韻農），號運隆，生於長沙縣沙坪鄉賴家屋場人。父植之，曾任岳陽郵政局長，小有田產。張孝準７歲入鄉塾讀書，１７歲在王先謙家任塾師，為王賞識。得王贊助，光緒二十七年（1901）留學日本成城學校，畢業後，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工兵班。學習刻苦，成績優秀。三十一年畢業時，與蔣方震、蔡鍔 同列前三名。次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
日本陸軍的恥辱
蔣百里將軍在1901年留學日本，經成城(初級軍事學堂)而進士官學校。1906年畢業的時候，日本天皇賜刀給最重要的步兵科畢業生中的第一名，結果蔣百里奪了這個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賜刀帶回中國去了。
看過日本的有關資料，描述的比國內所記載要詳細得多，特別是看過一本屋書房出的《陸軍士官學校関系者》，裡面記錄蔣百里是一個日本陸軍歷史上極為尷尬的人物。
他畢業獲獎的場面頗為傳奇，因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宣佈畢業生的名次是從前向後的，唸的第一個名字就是“蔣方震”。
當時九期步兵科畢業生有日本人三百餘人，中國留學生四名，泰國等國留學生若干名。就這樣，第一名被中國留學生蔣方震，就是蔣百里拿了，天皇的賜刀當然也歸中國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難以忍受，誰知接著宣佈第二名，還是中國人。這位第二名就是後來從雲南起兵反袁的風流將軍蔡鍔。這樣引起的騷動更厲害了。於是宣佈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檢查一下--不幸，這次的結果還是中國人！名叫張孝淮。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發佈官是伏見宮親王，惶恐之下感覺無法向天皇交待，臨時從後面換了一個日本學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過半也尷尬，又增加了一個日本學生作第四名，張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兩個日本人是誰呢？一個名叫荒木貞夫，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陸相、甲級戰犯，一個名叫真崎甚三郎，後來的臺灣總督、陸軍大將、二二六事變的幕後黑手……此外，這一期裡面的日本畢業生還包括如下名字：小磯國昭、本莊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稱日本陸軍的一代精英，皆慘敗於蔣百里、蔡鍔之手。從此以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規定中國留學生必須與日本學生分開授課，以免同樣場面重演。
蔣百里受了日本人這樣的榮譽，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說兩句日本的好話吧。誰知道百里將軍的評價卻是說了一段話，大意是中國從日本學了兩件東西最不可救藥，一個是教育，一個是陸軍……然後飄然到德國，以德意志國防軍第七軍營長的身份，繼續考察軍事去了。
陸士17期（明治37年（1904年）入校、明治38年（1905年）3月30日畢業、明治38年（1905年）4月21日任官、363名） 大將：東條英機（陸相）;後宮淳;前田利為 中將：飯田貞固;筱冢義男;鈴木重康;巖松義雄 。這一期的優等生是：17 筱冢義男(歩)松村正員(歩)佐枝義重(歩)飯田貞固(騎)國分平四郎(野戦炮)河內権五郎(要塞炮) 村井二郎(工)今井基成(輜)
荒木貞夫畢業於陸士第九期（1897年，那年，蔣百里15歲）9期（明治30年（1897年）11月29日畢業、明治31年（1898年）6月27日任官、650名） 大將：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本莊繁、松井石根;荒木貞夫（陸相）;林仙之 。
將方震生平 蔣百里先生是民國時期中國著名軍事學家，與廣東李浴日、雲南楊傑同為中國軍事學巨擘，馳名海內外。
蔣百里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寧州硤石鎮人。以字行，晚號澹寧，筆名飛生、餘一。祖父蔣光煦（號沐公）是著名的藏書家、刻書家，建“別下齋”藏書樓一座，貯書10萬冊，刻印《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等多種書籍流傳於世。父親蔣學烺（號壺隱），因生下來缺左臂，沐公不喜歡他，送他到寺廟出家做小沙彌。長大還俗學醫，懸壺濟世，娶浙江海鹽秀才、名醫楊笛舟的獨生女楊鎮和為妻。她是賢妻良母，又通文墨，成為蔣百里的啟蒙老師。
蔣百里13歲時父親亡故，與母親相依為命。出家人不能歸族，其父未得到遺產，家庭生活困苦。其時蔣百里的叔父蔣世一延請老秀才倪勤叔給自己的孩子授業。喜歡讀書的蔣百里經常溜到書房裡去聽講，倪勤叔見他聰慧，頓生愛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對他的母親說：“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願教百里讀書，不收‘束脩’（按當時的習俗，未做詩文的學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開筆的8元至12元）。”從此窮學生就從倪勤叔讀書，學習詩文。蔣百里過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書五經，課餘還讀《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榜》等古典小說，爬上茶館茶桌，手舞足蹈，繪聲繪色地講上述故事給茶客聽，被譽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戰，深深地刺激了蔣百里。15歲時他經常手捧《普天忠憤集》，挑燈夜讀，讀至熱血沸騰處，放聲痛哭，淚如雨下，立誓為國效命。1898年，戊戌變法，16歲的蔣百里考中秀才。受維新思想的影響，渴望讀到新書。恰逢雙山學院購進了四大櫥經、史、子、集和時務、策論、算學、格致等書。聽到這個消息，蔣百里真如窮人得著了寶藏，請求老師早一二小時放學，讓他到雙山書院中看書。蔣百里如飢似渴地吸吮知識，以研讀文學一類為多。
1900年春，蔣百里18歲時，應同邑橋鎮孫氏之請，聘為塾師。不久在方雨亭縣令的介紹下，蔣百里到林迪臣創辦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就讀深造，同學中有錢學森之父錢均夫等人。1901年，方縣令、林知府、陳監院（陳仲恕）3人共同出資，送蔣百里東渡扶桑留學。
1902年，中國留日學生已達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進，傾向革命。同年，蔣百里當選為中國留日學生大會幹事，並組織“浙江同鄉會”，又於1903年2月創辦大型綜合性、知識性雜誌《浙江潮》。該雜誌32開本，月刊，每期約8萬字，行銷國內，魯迅先生積極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國內讓親友閱讀，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達之魂》等，即發表於《浙江潮》。身繫上海獄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詩文也在該刊登載，《獄中贈鄒容》一詩萬人爭誦。
百里將軍對日本人的軍事評價不高，但是他後半生和日本結緣不少。他是國民政府對日作戰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他編著的《國防論》成為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軍隊的戰略指導依據。在這部讓蔣百里耗盡心血的千鈞之作的扉頁上，將軍飽含深情地寫下了這樣的字句：“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八年抗戰的戰場上，無數百里將軍在保定軍官學校、在陸軍大學帶出來的國防軍子弟浴血沙場，成為中國軍隊高層指揮官的柱石。
蔣百里為《浙江潮》所寫的發刊詞，情文並茂，傳誦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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