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宋鴻兵
為什麼中國在高端製造的一切領域都不行？都沒有進化成一流的強國，只是大國。大家都承認這一點，但是我們很少去分析底層的文化原因或者叫思維方式的原因。
如果說西方的演繹邏輯體系很嚴密，大家會覺得這話說起來很空，不能夠很好地去理解。那麼我做一個簡單形象的比喻，這種演繹邏輯的體系，比較像一套思維的齒輪系統。我們所說的“概念”，相當於齒輪體系中間大大小小的齒輪，齒輪之間是靠相互咬合來進行推理的，推理就是齒輪之間咬合和驅動的過程。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最經典的演繹思維體系是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它以五大公理作為基礎，只需五大公理就可以推出整個平面幾何學的所有定理。亞里士多德就把這套平面幾何學提煉成了邏輯學，把它上升到了一個方法論的高度。
而我們從小由於沒有受過演繹邏輯的訓練，大中小學的課程中基本沒有什麼學校去開演繹邏輯的課程，所以你不知道在演繹推理過程中，規則是非常關鍵的。不是你想怎麼變就能變的，比如說像拳擊比賽中，你如果犯規了，裁判立刻判你犯規。美國的法庭辯論，兩邊律師在辯論，你如果有一句話出格了，超越了思維推理的規則範圍之外，那馬上法官就就會說，你不能再這麼說了，馬上給我停住，不停住你就會喪失辯論下去的權利。
所以規則非常重要，而我們往往非常漠視規則。西方的這套體系，它是以嚴格的概念作為齒輪，有四大推理原則，作為一種規則體系來驅動全部的推理過程。我們沒有把這套東西做為一個學科來進行精確的研究，這就導致我們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乃至現在社會中很多人，思維方式不嚴密，想問題想當然，或者叫隨意性很強，我高興怎麼來就怎麼來，我習慣怎麼來就怎麼來。這導致了諸多的思想方法不精確，思維不嚴密。
你會發現，在不同的思維方式之下，人做事的方式是絕對不同的。 因為他有這套思維體系的訓練，他把活動已經安排得像精密的機械一樣，像鐘錶齒輪一樣嚴密的時候，你想中間加點隨意性是做不到的。這就是我說的，沒有高度精密的思想，就不可能有高度精密的行為。你做不出高精尖的飛機葉片、特種鋼、芯片，背後整體的問題是你做事一貫的不嚴謹，是你思維邏輯的一貫的不嚴密造成的。
社會中的各行各業，每個人都有強大的隨意性，我們都不按規矩來，那這個社會你怎麼能做到精確呢？如果你整個社會做不到精確，你怎麼能夠要求在社會中相互配套的每一個人，在做事環境中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沒有誤差，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確呢？當然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所以這不是芯片工業一個行業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整個中國整個製造業全行業的問題，甚至包括思想、文化，包括一切領域都是這個問題。
亞里士多德提煉的邏輯學這套思想體系，之後變成了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和精華，這是中國和西方最大的不同，演繹邏輯和我們的世界觀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異。後來西方這些人不僅是把邏輯學當成科學原理來運用，而是把基於邏輯學這套嚴密的原則，用於法律制度、用於政治制度、用於社會科學中間的一切制度。
所以你才會看出為什麼他會計劃出一種不同的法律體系，不同的政治制度，因為他們把自己玩得最熟的思想方法，應用到了社會中的方方面面，所有人都受到這套體系的啟發，作為他們行為的一種準則，這是他們這個社會發生的一種重大變化。
不光是自然科學，是一切學科，包括政治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人文建築音樂，通通體現了這樣一個規律。所以它是有了這套體系，才奠定了以後文藝復興的基礎，才奠定了以後科學革命，然後才可能搞出工業革命來，然後才能變成現代的物質文明。
可以說西方的整個現代物質文明的根基，它的思維方法的根基是源於演繹邏輯的。 沒有這套東西，他就不可能計劃出來現在這套體系。如果我們反過來再看中國跟西方最顯著的差別在哪裡？思維方式最顯著差別在哪裡？
我們非常擅長的是歸納邏輯。什麼叫歸納邏輯？比如說一葉知秋，見微知著，我們從生活中間把萬事萬物全部進行了大規模的抽象和提煉，提煉成了陰和陽，提煉成了八卦和64個狀態。這是我們偉大的地方，比西方要早。
你會發現，歸納邏輯跟演繹邏輯，存在著明顯的差別。演繹邏輯是思維的齒輪系統，概念必須要高度的堅硬，齒輪咬合程度非常的好，這樣齒輪的驅動才能夠最後推出結果來。所以演繹邏輯非常強調最後因和果之間的必然性，我一定要剝離所有的雜念，所有的干擾因素，最後得出必然性。它是必然性結論導向。
但是中國的易經易學體系，它強調的是一種結果。比如說我們也承認萬事萬物都在變化，但是我們真正關注的是什麼？是變化的結果。比如說我現在打一卦，算一下明天我該不該出門，是不是有血光之災？它體現出來的是你未來狀態的結果。而對於中間所發生的所有具體的細節和過程，我們不會去問。
為什麼會出現結果導向呢？因為我們易經測算的狀態是一種概率統計狀態。我們根據大量的生活實踐，周易也好，伏羲河圖也好，他提出這個東西是根據前人總結出來的大量狀態預測。在這種情況之下，出現這件事情的概率有多大。它是一種概率傾向導向。
概率傾向導向跟必然性導向有什麼差別呢？概率傾向就是說如果說影響這個事情的因素太多，我就傾向於不去分析具體的過程，只看結果就好，不問因果，只看相關性。舉個簡單例子，比如說我們研究空氣熱力學，你會發現溫度怎麼定義？溫度是分子運動的速度。但是你能夠具體研究每個分子的運動軌跡嗎？這事太複雜了，超過咱們的能力了，我沒有必要去研究每個分子的運動軌跡。
在這個易學中間，在他們看來要研究一件事情，研究未來發展的那個狀態，這件事情本身是高度複雜的。有全宇宙的各種因素會影響這個結果，就像我們沒有辦法去研究每一個分子的運動軌跡一樣。所以在易經這套思想方法來看，我們乾脆放棄這種妄念，不要去做這種沒有用的，這個東西推不出任何結果來。我們只是需要把握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所以這兩種思維方式帶來了完全不同的思維進化的結果。在西方，由於是必然性導向，他一定要知道為什麼，一定要知道因果關係，西方哲學體系首先是一套方法論。所以他會把一切努力都花在提高齒輪的效率，齒輪要搞得非常的堅硬，一點都不能變形。
定義概念邊界極其重要，一點都不能出現漏洞。出了漏洞，我的齒輪咬合就會出麻煩，我的效率就會降低。所以西方是把所有的努力花在了改造齒輪上，提升齒輪的硬度，然後改進齒輪的匹配方法，這就是推理原則。這種邏輯推理的規則，我把這個東西進行最大的優化，最後能夠最高效率地推出我的必然結果，這是他們計劃的方向。
而我們基本上就放棄走這條路了，我不去研究細節，我不去研究過程，我主要關心的是未來的狀態。你所有的理論建立在經驗之上，你會發現中國的中醫理論，從東漢時張仲景搞出來《傷寒論》，把中醫做到了集大成的程度，之後的1800年一直就沒有突破，原地打轉。易經也是這個道理，我們現在搞易經的人，他不可能說我比周文王還強，因為周文王已經窮盡了所有的規律，你永遠不能超越它。
所以這就導致了中國文化和這套哲學體系高度抽象，它變成了一種世界觀。但是我要做事的時候，我需要的是方法論。這種高級的歸納邏輯，沒有底層的思維齒輪的幫助，他就沒有辦法進化。
在我看來，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把兩者結合在一起，你既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維的歸納邏輯的這種能力，同時也需要強大的演繹推理的能力。
演繹推理是中國文化中非常急缺的一塊，歸納邏輯我們有，但是演繹邏輯極差，大部分人沒有受過這種專門的訓練。所以我們在探討問題的時候，我們在提一切問題的時候，你會發現連基本概念都沒有清晰的定義出來，就是你這個齒輪都是一團稀泥，根本不是不鏽鋼的，齒輪之間沒有辦法咬合，那我怎麼推理啊？我就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知識上的推理。
它不是一套純系統，它是一套哲學的世界觀，但不是方法論。沒有輪子，就沒有辦法進化。所以我們看到，從製造業一直到中醫，一直到文化中的很多現象、很多東西都不夠精確，主要原因是你就從來沒有去發展和培養精確性的思維方式，導致大多數人在生活中和工作中他的思維結構是非常粗糙的，不是高度精細的那種思維結構。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怎麼可能要求他做事做到一種高度精確性的行為呢？這顯然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要在製造業上達到更高更尖端的水平，需要我們首先在腦子裡、在思維裡完成工業革命。只有精密的思維，才能有精密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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