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 （文學大師）
王鼎鈞，當代著名華文文學大師，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蘭陵鎮（原臨沂市蒼山縣）人，一生閱歷豐富，文思不俗，勤奮不懈。1949年去臺灣，1978年後移居美國紐約。
中文名：王鼎鈞
外文名：Wang Ding Jun
民 族：漢族
出生地：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蘭陵鎮
出生日期：1925年
職 業：文學家
主要成就：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年選》
代表作品：《那樹》
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心情，我先後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大陸）是生父，臺灣是生母，美國是養母”；也說過“中國（大陸）生我，臺灣養我，美國用我”；也說過“中國（大陸）是回不去的故鄉，臺灣是失去的樂園，美國是打不贏的戰場”；也說過“中國是初戀，美國是婚姻”；也說過“中國是我的故鄉，美國是我的異鄉；美國是孩子們的故鄉，中國是孩子們的異鄉”。
今天，我會說，一個50歲才移民出國的中國人，像我，沒有“失根”的問題。在中國文化裡活到五十歲，他已是一顆“球根”，帶根走天涯，種下去，有自備的養分，可以向下札根，向上開花。我喜歡種球根的花，荷蘭來的，南美洲來的，存活率髙，生命力強，長出來，仍是荷蘭的樣子，南美洲的樣子。四冊回憶錄就是我開出來的四朵中國文學之花。
我本是性格內向的孩子，生在安土重遷的鄉鎮，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遠渡重洋。時勢造英雄，時勢也造流民，既然為時勢所迫，身不由己，路旁任何一棵樹，容我在枝葉底下站立片刻，我都感激。凡是住過的地方，都是生生世世的緣分。
今天盤點，每一個地方待我，都不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好，也不像別人說的那樣壞。每一個人怎樣對待另一個人，取決於他對那人的估量，我在這三個地方一一過磅，不怨磅秤面無表情。今天盤點，我欠美國，美國不欠我。我欠臺灣，臺灣不欠我。我欠山東、安徽、河南、湖北、陝西、河北、遼寧、江蘇，那些地方都不欠我。我以四冊回憶錄回報，可以說有限，也可以說無限，文字因緣，不可思議。
沒有直接的影響，在美國，像我這樣的人，是“關起門來做北京人”。“北京人”，指周口店發現的化石。間接的影響應該有，我不能分析。
我不能用英文寫作。聽說好幾位名氣很大的華人作家用英文寫作都沒有成就，包括張愛玲。在這方面哈金了不起。
我在臺北居住的時間很長，生活和工作也複雜，如果高來高去，難見特色，如果貼近現實，一本書實在裝不下。最後決定第四部回憶錄以文學為中心，其它靠邊，寫成現在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原因：第四部《文學江湖》未出版之前，我已有一本《心靈與宗教信仰》，寫出我在這方面的心路歷程。“宗教信仰是一杯雞尾酒”，我的許多見解跟牧師不同，朋友戲稱我得到教外別傳。同樣的理由，我有一本書叫《隨緣破密》，後來改稱《黑暗聖經》，裡面有我的職場心得：“我原來以為職業是一張團體照，後來才知道是一座八陣圖。”那本書很好看。到了出版《文學江湖》的時候，職業和宗教這兩部分都從略了。
我還有一些話，以前沒說，現在可以寫在這裡。我有宗教信仰，但是沒有神秘經驗，從來沒有進入超自然的境界，照宗教所訂的標準，不能算是模範信徒。對我而言，《聖經》的文學意義大於神學意義，我把耶穌當做稀世的偉人多於他是上帝的獨子。但是我從基督教“有人格的上帝”發現、接受了中國的“天”，也就是遠古時期孔孟頭頂上那位“沒有人格的上帝”。我是廣義的有神論。
儘管《聖經》對信徒有很多應許，基督教並不能使他的信徒永遠稱心如意，沒有壓力。基督教義的可貴在乎教人如何承受壓力，依基督教的說法，人之所以在壓力下毀滅，大半由於他承受壓力的方式錯誤。我身受其惠，我的信仰並非夢幻泡影，基督教義怎樣支持漂流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也怎樣支持了我。
1949年以後，五四以降的中國新聞學傳統下的白話文，在中國大陸和港臺，都可以說不復存在了。你怎麼看待寫作語言的變化？
語言大概十年一變，我的語言是在上世紀70年代成熟的，90年代有若干改變，就此定型。作品流行，往往因為他的語言使當代文學人口覺得很熟悉、很親切，內容未必有大的過人之處，如韓寒，他和當下眾生有特殊因緣，不能模仿，不能反對。有些資深作家寫得比從前好，讀者反而比從前少，就是因為語言有了隔閡。如果不受語言變化的影響依然必讀，那就是經典了。
因健康關係，我已十年不讀新書了。
《關山奪路》寫我當年初讀左翼文學名著的感受，只能說是感受，還不配稱為看法。後來我讀歷史，知道人類的成就經過逐步累積，放眼看，後人總是勝過前人，但是不可否定前人，因為你這八斗文章裡有他們三鬥五斗。他們都是先行者、老師，寫作也是一門手藝，最忌“欺師滅祖”。只有文學批評才可以議論他們，那是另外一行。
文學作品由技術和思想合成，而以生活為表象，通常作家精於藝事，對政治卻是外行，紀德、貝多芬都犯過錯誤，文學作品的技街垂範後世，其中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往往經不起時間淘洗。前人高舉“魯郭茅巴”，太強調不足以繼承的部分，太忽略能夠繼承的部分，到今天，反而妨害了文壇大師的形象。我知道這麼一句話：“大人物的缺點是時代造成的，他的優點是他自己的。”前賢都有高度，也有限度。身為一個後進作家，要尊重他們，但是也要繞過他們。文學發展的規律是後出轉精，前賢對後之來者的期許也應該如此。
可以說，我在這裡有兩個生活圈子，一個美國主流的大圈子，一箇中國文化的小圈子。我本來住在新澤西州的鄉下，鄉下有美國社會的一切優點，那裡是美國主流的大圈子，我不習慣；為了鑽進中國文化的小圈子，搬到紐約。紐約巿治安敗壞，人情澆薄，華人安之若素。
在這個小圈子裡，中國移民可以維持他在母國的生活方式，穿對襟小褂，泡廣東茶樓，看《人民日報》，搓滬式麻將。兒子有病找西醫，父親有病看中醫。女兒出嫁，穿白色婚紗，神父面前說“Ido”；兒子結婚，新娘鳳冠霞帔，一拜天地，二拜髙堂。密西西比河氾濫成災，他不知道；長城缺磚，他趕快捐錢。有一年，美國政府為了刺激消費，活絡經濟，每戶發給七百塊錢，大圈子裡的人到市場排隊買東西，小圈子的人到銀行排隊把錢匯回老家。生活在這個小圈子裡，豈止“夢裡不知身是客”，醒著也覺得如歸故鄉。
這個小圈子裡你需要什麼有什麼，連算命占卦都不缺，惟獨沒有政府，一沾到政府的邊兒，你就得走出小圈子，進入大圈子，到了那裡，這一類華人會覺得那不是他的政府，這裡不是他的國家。這些人多多少少有無政府主義傾向，或者說，他們像宋明時代的中國人，以終身未曾見官為榮。這裡的華人多半喜歡民主黨，管事少，今人自由多，彷彿帝力何有於我哉。
我家子女都已進了那個大圈子，我和老伴守著空巢。到了這把年紀，該有的都有了，如動脈硬化、關節發炎；該沒有的也都沒有了，如宏圖遠略、豪言壯語。我請人家吃飯，人家來了，敬老或者恤老，硬要付賬，人家請我吃飯，我去了，腸胃不能適應大師傅的烹調。如此這般，交遊也少了。
在這裡，華文文學、華文作家，都是響亮的名詞，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主流社會對我們這號人也比以前重視。也還有人找我寫文章，華文大報《世界日報》的週刊上也還有我的專欄。我現在只能寫寫雜文了。人在年輕時寫詩，壯年寫小說，老年寫雜文，不成文的功課表。我的雜文不再語驚四座，替群眾代言，而是一杯微溫的淡酒，供一二人淺斟。
（感謝劉荒田先生對本次採訪的支持和幫助。採寫：南都記者 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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